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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卿养士制

客即“宾客”。对任何一个诸侯国来说,凡外来者,从广义上看,均为“客”。《左传》襄公二十二年杜预《集解》对客的解释是:“为上宾。”襄公二十七年《集解》道:“一座所尊。”《史记·张丞相列传》解释道:“为帐下宾客,不掌官。”客的出现是与当时的新兴阶层“士”的崛起密不可分的。游士四处游说,各国视为座上宾客,又被称为“食客”。这些食客的特点是:“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从《史记·孟尝君列传》得知:当时的客是分等级的,其中最尊贵的称为“上客”。上客经常被诸侯们拜为卿,称为“客卿”。这种选官制度,就是“客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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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尝君像

秦以客出仕的两种基本形式之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第二种形式,即先拜为客卿,然后再予升迁。由于这一形式存在由客拜客卿的环节,故我们把它特称为“客卿制度”。显而易见,客卿制度的关键之处就在于“客卿”。

那么,何谓“客卿”呢?著名秦史专家马非百指出:“客卿乃一特定的官名,专为位置某种诸侯之人来仕于秦者而设……此狭义之客卿。至于广义之客卿,则不限于有无拜为客卿之事实,举凡诸侯人之不产于秦而来仕于秦者,皆得名之日客卿。”马先生的诠释自然有其独到之处,但对官名何以用“客卿”称之,这层意思似还没有说出。大家知道,周制规定,凡天子、诸侯所属的高级长官均称为“卿”。然而,有些特殊官职虽不在卿之数,却居卿之列,如《左传·桓公十七年》记载:“天子有日官,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礼也。”杜预《集解》云:“日官,天子掌历者,不在六卿之数,而位从卿,故言居卿也。”春秋时期,这种现象很普遍,谓日“散位从卿者”。秦及其他诸侯国客卿之设,亦即采取这种方法。对此,《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曾作过说明,谓:“秦有客卿之官,以待诸侯来者,其位为卿,而以客礼待之也。”我们认为,这应是关于客卿较完整的解释。

另外,有必要再说一下“客卿”与“客”两个概念的区别。先秦时,卿乃官爵称谓,客卿之称包含了“卿”字,其必然指官爵无疑。而战国时的“客”,仅为“宾客”之意,其位尊者也不过称为“上客”而已。显然,客卿与客之间不能画等号。这里,客是属概念,客卿是种概念。客卿只是客当中入仕居客卿官位的那一小部分人,而客却包含了客卿。就秦以客出仕的两种形式而论,第一种形式既然没有拜客卿的环节,故以这种形式人仕的“客”就不存在“名之曰客卿”的问题。事实上,迄今所见到的有关秦客卿的材料,似乎也只有“狭义”的客卿,而不存在“广义”的客卿。

搞清了客卿的定义,客卿制度也就更容易理解了。很明显,从一定的意义上看,客卿之制就是拜“客”为“客卿”的制度。据徐复的《秦会要订补》统计,秦之客卿今可考者共有9人,见如下秦客卿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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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上面的秦客卿表,首先可以看到的一点是关于秦推行客卿制度的时间问题。《商君书·境内》记云:“故客卿相,论盈,就正卿。”国外的一些学者据此认为,商鞅变法规定的军功爵制的第十级即客卿。这种看法固然有可商榷之处,但把客卿的出现与商鞅变法联系在一起告诉我们:秦推行客卿制度的时间绝不会在商鞅变法以前。从上列的秦客卿表可知:今可考秦客卿最早为惠王时的,最晚为始皇统一前的。这段时间(前337~前221),正值商鞅变法以后,其中又以昭王时期(前306~前251)最为突出(9位客卿中7位都是此时的)。由此完全可以肯定,秦推行客卿制度,是在商鞅变法之后至统一前这段时间。

分析上面的秦客卿表,还可以看出:客卿制度下的入仕过程要比以客出仕的第一种形式复杂得多。从以第一种形式入仕的商鞅的典型事例可知,他仅仅通过4次与秦孝公的谈话(前2次均失败,后2次才取得成功),便由普通宾客一跃而为主持国政的要员。从客卿表所列诸客卿的情况来看,就不全然如此。尽管他们入仕的第一步由客而拜客卿,每每也只需与国君一席话谈得投机便可立获,但拜客卿后,一般还要率兵征战,经过严峻的战争考验,然后方能升迁拜为正卿或相。例如:张仪、范雎等人拜客卿后,都是历时数载,立下以军功为主的功劳之后,才得以拜相的。这种做法,完全体现了商鞅变法所制定的“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的原则,与《商君书·境内》关于客卿拜正卿的规定亦基本吻合。可见客卿制度下的入仕,不仅含有以客出仕第一种形式的特点,而且还含有军功授官爵制度的特点。惟其如此,客卿制度对于人才的选拔才比单纯的以客出仕(即以客出仕的第一种形式)更具有优越性和生命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客卿制度是以客出仕的规范化发展。 owncKO/PLsWQBcYuotMYLxumj6Ny9A7SLzXJuxZL3N81nditm9CJ2q0EdNCbYcj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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