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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洪易一到赣东北，便积极推行宗派主义的干部路线，拉一帮，打一帮。
他首先改组了省委领导，仍以万永诚为书记，以聂洪均为组织部长，涂振农为宣传部长。又在省委内组织了一个以万永诚、聂洪均、唐在刚为成员的三人主席团。而原来的省委委员吴先民、黄道、邹秀峰、洪坤元等则被排斥于最高决策机关之外。
曾洪易在政治上全面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赣东北党内继续反所谓立三路线、富农路线、封建地方观念与保守主义。他武断地认为：
同村大姓支部叫做封建地方主义的党；
富农分到些好田，地主分到田是不折不扣的富农路线；
苏区内用于解决难民生活的实验农场是立三路线的过“左”办法；
游击战争中“扎口子，打埋伏，吃补药，围点打援”的战术，是地地道道的保守主义。
就这样，曾洪易完全否定了赣东北党的工作，为他召开省党代会全面控制苏区领导权作了舆论上的准备。
1931年9月，赣东北党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在葛源开幕。
方志敏、邵式平等人虽然参加了大会的领导，但大会完全由曾洪易及其追随者所把持。会议最后如曾洪易所愿，通过了“左”倾色彩极浓的各种决议草案——《组织问题决议案》、《苏维埃工作决议案》、《军事工作决议案》、《青年团工作决议案》等。
这些决议案的中心议题只有一个，即赣东北苏区存在着严重的右倾错误，必须刻不容缓地予以解决；
指责赣东北党不但是立三路线的执行者，而且是立三路线的发挥者；
说赣东北党的组织大多数不是从斗争中发展的，而是由征服、拉夫、亲族和感情关系相互介绍建立起来的；
党的支部根本不能领导群众，党的组织生活充满着富农意识、官僚主义和悲观、消极、畏缩、动摇等表现和倾向；
赣东北的雇农工会是富农工会；
赤卫队、少先队没有成为群众武装斗争的组织，更谈不上是群众的武装组织力量。
伴随上述指责，省委亦大换血。万永诚为省委书记，唐在刚为组织部长，涂振农为宣传部长，方志敏为省苏维埃主席、党团书记，邵式平为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黄道为闽北特委书记，聂洪均为红十军政委，关英为团省委书记，汪金祥为保卫局局长。
这样，赣东北省党的“一大”后，省委与红军便牢牢控制在曾洪易手中了。
此后，曾洪易便从政治上、军事上全面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伴随着军事上的盲动冒险主义和政治上的“左”倾路线的，便是无限制地肃反扩大化运动。
由于军事指挥上的失误，赣东北红军在战场上连连失利，苏区形势日趋艰难，群心动摇，红军广大指战员难免口出怨言，态度消极。曾洪易认为，这准是潜藏的反革命分子所为，遂决心大规模肃反。
此时，适逢中共中央来信指示，要开展肃反运动，并指责赣东北肃反工作开展不力。
1932年3月间，鄂豫皖肃反文件传到赣东北，曾洪易看后大受启发，便大肆宣称“以肃反胜利争取红军胜利。”
正不知从何下手呢！恰好，这时有人偏偏不失时机地向曾洪易报告了一件事：
原来，来自上海的何东桥、罗子华、潘务行三人在闲谈中提倡健康、良好的生活习惯，说经常洗脚、爬山有益身体。
曾洪易一听，大喜若狂。原来这三人早不满曾及省委的领导，引起了曾洪易的怀疑。这还了得，它不是以“伊朗会”的名义进行改组派活动么？逮捕！审讯！
莫名其妙地，潘务行、何东桥、罗子华便成了肃反的首要牺牲品。
红十军政治部主任吴先民因不满曾洪易的错误领导，大发牢骚，也成为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口实而锒铛入狱。
于是，惨痛的赣东北肃反就迅速在地方和红军中蔓延开来。
肃反刚开始时，方志敏、邵式平表示反对，说反革命是有，但没有这么多，吴先民是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忠诚党员，决不会是反革命。
但曾洪易岂会听这些！他马上利用手中的权力，给方志敏、邵式平扣上对肃反动摇的帽子，加以隔离，强制二人写检讨书，公布于众。
大名鼎鼎的方志敏尚且挨批，余者谁还敢反对肃反？从此，肃反越搞越凶。
从赣东北到闽北，从军队到地方，由上级到下级，由机关到农村，到处弥漫着肃反扩大化的狂热情绪。
在肃反中，既不相信同志，又不调查研究，只是滥加罪名，严刑拷打，指名逼供，乱捕乱杀。
无数革命群众、干部和红军将领，都在这种错误的肃反下含冤致死：红十军政治部主任吴先民、地方暴动领袖黄镇中、团省委宣传部长汪明、闽北党的创始人陈耿、徐福元、舒翼、兰广平、徐跃……。
他们致死的罪名，均是子虚乌有的“AB团”、“改组派”、“第三党”。
当时，县、团级干部中的知识分子大部分被杀掉；弋阳、德兴、东平的整个县、区、乡村干部也大部分被处死。
甚至于，肃反委员会把在白区工作的一些干部和交通员也调来苏区，再予以处决。有的起义官兵携妻带子前来投奔革命，也被认为是反革命派来的，将其杀掉。
据当时的人回忆，仅弋阳一县，就设有监狱17所，关押所谓“AB团”分子1100多人，被杀害的达300多人。弋阳全县九个区委书记杀得只剩一个。该次肃反范围之广，为祸之烈，由此可见一斑。
听到这儿，毛泽东再也忍不住了，他激动地站起来，说：
“哪里有那么多的AB团，改组派！乱弹琴！”
送方志纯、邵式平两人出门时，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
“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与其它地方不同。有机会我是要为你们作宣传的。我们这点力量，我们这点根据地，来之不易。秋收暴动后，我们选来选去，才选到了罗霄山脉……。”
方志纯插话道：
“我们暴动后，也选了好久，最后选到弋横这块地方，地势好，有群众基础。”
毛泽东点点头：
“那地方好，以武夷山为中心发展。打完仗后，还是回去，巩固这一方面。”
但方、邵二人后来没能回去，红十军也没能回去。1934年10月18日，国民党第二十一师占领了赣东北苏区的首府——葛源镇。
一片红色沃土化为敌军马蹄下的荒原。
1935年6月，国民党某监狱一间阴暗的牢房里。
满身伤痕、憔翠不堪的方志敏同志趴在床上，艰难地在一张纸上写着什么东西。
这是一篇关于赣东北苏区历史的文章，方志敏曾附记道：
“因为是叙述事实，我只要忠实地写下来就得了，绝用不着一点铺张和夸耀，我写的态度是十分诚实的。”
在这篇未完成的手稿中，方志敏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感，沉重地总结了赣东北苏区肃反扩大化的严重错误和教训。他写道：
肃反工作的扩大化，就是认为一切工作的毛病，都是反革命在其中捣鬼，肃清了反革命，一切工作自然都会好了；就是认为反革命在苏区已经有了庞大的组织，雄厚的力量，到处都有了反革命的混入和活动，到处疑神疑鬼！这是夸大反革命的力量，过低估计党和苏维埃的力量，因为党和苏维埃的领导威信，群众的阶级性及其组织力量，以及反革命派不能如共产党员一样不畏艰苦危险的深入下层工作的关系，在苏区内，反革命派决不能很容易地大规模地发展起来，这是极明显的道理。当时肃反工作就忽视了这一点，没有指示全党要清楚地分出哪些是政治上或行动上的错误，那些才真是反革命的阴谋。“你这错误不是简单的，我要用肃反眼光来观察你。”这是几句普遍流行话，表现出肃反工作扩大化的精神来。我们固然要反对缺乏无产阶级的警觉性，使反革命派能藏在苏区活动。同时，也要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张惶失措，怀疑过多，这不但不能团结干部，而且会引起“人人自危”的恐慌。
肃反工作简单化，就是不注意侦察技术，收集确证，而只凭口供捉人，这往往会乱供乱捉，牵连无辜！这次肃反，不能说没有乱捉了人，而且还有错办了人的。放走一个反革命派，固然是革命的损失，错办了一个同志，又何尝不是革命的损失！
我们丝毫不能放松肃反工作，我们要经常提醒党员和群众，对肃反工作的注意，不让反革命派来阴谋破坏我们的革命事业。但是，肃反工作不是一切问题的中心，革命战争才是目前中心的中心，肃反工作只是帮助达到战争胜利的一种重要工作，绝不能把肃反工作扩大化、简单化，错办革命群众和同志。我现在肯定地说，赣东北和闽北的肃反工作，是有错误的，使革命受了不少的损失！应该用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来揭发过去肃反中的错误，以作今后的教训，一切畏怕自我批评，庞然自大的以为自己什么都是正确的，没有错误，这正是十足的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正足以损害革命的胜利！
刘志丹是西北红军和西北苏区的最早创始人之一，中共给他的权威性评价是“在建军、建党、建政及领导革命战争中，其方针策略，无不立场坚定，实事求是，坚持党之正确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不调和之斗争。”
在陕北，刘志丹更被誉为“民族英雄”而为人民所广泛传颂。
正因为如此，王明的追随者们视他为眼中钉，是他们推行六届四中全会路线的最大障碍，欲拔之而后快。
当时的实际情形确实如此。当中央驻北方代表推行“左”倾路线，朱理治开展反“右”倾斗争时，刘志丹曾坚决地抵制过。
在朱理治等人来西北苏区之前，刘志丹从实际出发，总结正反两方面的教训，已经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及工作方法。但在朱理治等人的眼睛里，刘志丹工作的每一方面，无不带上了“右”的色调：
在土改中，对地主不搞肉体消灭，给富农以生活出路，是明显的富农路线；
红军坚持农村割据，开展游击战争，不攻打大城市，是梢山主义；
在统战工作中，团结改造哥老会，是确确实实的投降主义。如此等等。
于是，在与红二十五军领导人座谈时，朱理治就“已开始怀疑刘志丹”有问题，不过手头没证据，还没有说刘志丹就是“右派反革命”。刘志丹冤案的产生，在很大原因上是逼供信的结果。
正因为朱理治、戴季英等感觉到刘志丹有问题，因此肃反运动开始后，戴季英就抱着这一成见指名逼供。张文华、蔡子伟受刑不过，供出了刘志丹是“右派”。之后凡是被捕的人，都严刑逼供，指明要招出刘志丹是“右派反革命的首领。”
不利于刘志丹的口供愈来愈多。其中一份口供最为具体，说张秀山是由蔡子伟介绍加入右派，并任右派前委书记，张走后由刘志丹代理，曾在一个庙上开会。
对此，朱理治等人深信不疑，决定调刘志丹回来，予以审讯。
劳山战役获胜后，朱理治、戴季英马上写信给前方，令前方立即逮捕刘志丹等人。
关于这段经过，当时的前方肃反主持者聂洪均后来作了较为详细的叙述：
劳山战役后的第三天，收到省委的来信，说后方永坪镇已经逮捕了几个人，根据他们的口供，揭出刘志丹、高岗、杨森、习仲勋、刘景范等很多高级领导干部都是右派反革命，并有很大的阴谋准备活动。省委指令我们在前方立即逮捕刘、高等人。对于省委来信所言，我相信是有可能的，但事关重大，未敢马上逮捕。我们感到：既然省委来信，就该执行，但考虑事态严重，“乱子”太大，不敢轻举。而且我们从缴获的敌人的文电中得知，中央红军已经到达秦川，为避免万一弄错，最好还是请中央来到后解决。我们决定出兵环县，迎接中央红军。随即召开军团会议讨论，一致同意红十五军团出击庆阳、环县一带，迎接中央红军的到来，并报省委。
送出报告后，省委紧急来信，严令停止红十五军团出击庆环的行动，并要我们正确地估计到这个行动“可能发生事变，造成罪过”，最后强调指出：“刘、高等右派反革命问题，省委已有严密的考虑与决定，不日将派郭洪涛来前方传达，并协同解决。”我们去信催郭速来，结果来的不是郭洪涛而是程子华。
经过反复商量，最后确定：分开刘志丹、高岗，将刘志丹调到后方主持军委工作，以防变乱，并便考查。不想，刘一到后方即遭逮捕。尔后，在省委的督促和指责之下，我和程子华等都感到，事已到此，刘既已被捕，前方如不立即采取行动，就有发生事故的危险。随即，按照后方提出的名单，逮捕了高岗、杨森、习仲勋、刘景范等许多陕甘苏区和红二十六军的负责干部。此后人心惶惶，危险局面可以想象，陕北严重的错误肃反事件。
刘志丹是一个胸怀大局、品格高尚的优秀红军高级将领。他在接到调令后，当然会想到这是一个不利于他的调虎离山计，但仍处之泰然。
在交待了手头的工作后，刘志丹带领警卫员骑马驰向后方。在安塞的真武洞，他们碰到了从后方瓦窑堡来的通信员。
通信员见是刘志丹，便把一封给军团领导人的信交给他。拆封一看，原来是逮捕刘志丹和红七十八师营以上军政指挥员，以及陕甘边党、政县以上干部80余人的名单。
刘志丹看后，把信退给通信员，说：
“你赶快把信送到军团部去，就说我去瓦窑堡了。”
然后，又叫自己的警卫员和通信员一起回部队中去。自己立即奔赴瓦窑堡，想说服朱理治等人停止这样的错误肃反。
刘志丹刚到西北军委，就被西北代表团叫去，不容分说地秘密关押在保卫局。
刘志丹冤案产生了。
刘志丹冤案的产生标志着西北苏区错误肃反发展到了顶峰，同时也是肃反运动转入低潮的开始。
刘志丹被秘密逮捕后，朱理治等人开始有所醒悟。特别是刘志丹被扣的第二天，朱理治亲自提审张秀山。张秀山大哭，翻来覆去只重复一句话：“我死不要紧，只可惜了红二十六军。”
朱理治大为震动，心里开始对肃反本身发生了怀疑，觉得聂洪均在前线肃反时埋人未免太过火，而肃反中的审讯方法也大成问题。
于是，朱理治连夜写了一个指示信，指出肃反时，不得指名逼供，不得用肉刑，不得把党内党外问题混淆起来，不得乱杀人等，以期纠正肃反中的失误。
但是，这场错误的大清洗运动发展到这一步，已不是朱理治个人所能控制得住的了。在前方，聂洪均仍坚决认定，刘志丹、高岗等就是右派反革命；在后方，戴季英也始终认定，刘、高的右派罪名确切无疑，不容推翻。就在刘志丹被捕后的第三天，戴季英还说军委里的朱子修、高朗亭等五人计划举行反革命的武装暴动，将五人扣押，严加审讯。无论后方，还是前方，还是下寺湾，捕人、杀人、埋人的惨剧继续上演。
当时，西北苏区和红军内弥漫着人人自危、互相疑惧的恐怖气氛。反革命分子乘机大造谣言，引发普遍的群众反水及游击队叛乱事件。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对西北的第三次“围剿”还没被打破，更使苏区陷入了一场极大的危机之中。
一场错误的肃反已到了不可收拾，无法解脱的地步。连朱理治后来也不得不承认：“如果中央不来，事情就没法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