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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时代真正关键的问题正在受着曼哈顿方案的攻击。这种问题不仅对于心理学而且对于一切具有历史迫切感的人极端重要。
第一个和冠盖一切的大问题是造就好人。
我们必须有许多较好的人，否则我们极可能都会被扫除出这个世界。即使不被扫除，肯定也只能生活在紧张和焦虑中，像一般动物一样。这时应该做的是为“好人”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此定义在上面已有种种体现，而这种定义的论据已多得完全能够说明曼哈顿方案中的人。相信这一轰动一时的伟大计划是可行的好人也同样被冠以自我演化的人，充分醒悟或有潜力的人，能奋发向上、自我实现的人，等等。无论如何，十分清楚的是，任何社会改革，任何美好宪法或完美计划都不会有任何结果，除非人很健康、很进步、很坚强、很善良，而且足以理解这些计划和法典，并想以正确的方式把这纳入现实的轨道。
同为重大问题的也不乏存在，就如造就良好社会这一大问题。要知道在好人与好社会之间有灵敏反馈的关系，它们是互相需要的，它们彼此是绝对必需的条件。撇开两者孰先孰后的问题。很明显，它们同时发展，协同动作，串联在一起。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没有其中一个因素的作用下实现另一个目标。
这里所提的良好社会是属于全人种、全人类的，是大同社会，我们已对自律性社会的安排作了初步讨论。说得更明白些，现在已经清楚，人的善良程度保持不变，有可能作出某些社会安排，迫使这些人或者趋向恶行或者趋向善行。主要重点在于社会缺席的安排必须作为不同于内心健康的问题来看待，而且一个人的好或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生存于其中的社会制度和安排。
社会协同作用指出某些社会潮流不可避免地出现在那些大的工业化文化中，在它身上已无自私和不自私之分。那就是说，某些社会安排使人有必要相互对立，另一些社会制度安排使一个人在寻求个人私利时有必要帮助他人，不论他是否希望如此。
反过来说，追求利他主义并帮助他人的人又必然会赢得私利。这方面的一个例证是我们的所得税一类的经济措施，它从任何单个人的好运道中吮吸利益给予全社会。这和营业税恰成对照，它起的不是吮吸作用，而是本尼迪克特所说的汇集作用。
这些问题都事关重大，应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魏因贝格在他著作中所说的大多数工业技术上的利益、进步和其他人所说的这一类利益，在实质上只能认为是达到以上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自身。这表明，除非我们把我们的工业技术和生物学的改进交付在好人手中，否则这些改进就是无用的或危险的。
此时，令人惊讶的是，人们增长了对生命的眷恋、对疾病的征服以及对痛苦、悲伤的躲避。问题的焦点在于：谁想使恶人活得更长？或更强大？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原子能的利用和在一场竞赛中先于纳粹完成它的军事利用。原子能在某一希特勒手中——有许多希特勒掌握国家大权——当然不是好事，那是很大的危险。同样，其他的技术改进也存在类似的规律而我们现在就不得不问这样一个问题：某一希特勒现在是好？还是坏？
而这同时也会造成这样一个现象：恶人是否继续发展下去变成一个更凶恶、更有威胁的人呢？因为先进的技术给予他们的力量更大。很有可能某一极端残酷的人在某一残酷的社会支持下不会被打败。假如希特勒赢得了胜利，反叛会成为不可能，实际上他的帝国也许会延续1000年或更长久。
传统的科学哲学作为道德上中立、价值上中立、脱离价值的哲学不仅是错误的，而且也是极端危险的。它不仅是非道德的；也可能是反道德的。它可能把我们置于极危险的境地。所以，科学只能来自人和人的激情与利益中产生，这也是波兰尼所说的。科学自身应该是一部伦理学法规，如布罗诺夫斯基所说的，因为，假如你承认真理的固有价值，那么，所有各种后果都能由于我们自己为这一固有价值服务而产生。
再附加一条作为第三个论点：科学能寻求价值，并能在人性自身中揭示这些价值。实际上，科学已经这样做了，至少已达到一定水平，这一说法似乎有了一些道理，尽管还没有适当的和最后的证实。
现在已经可以利用技术找出什么东西是对人种有益的，即什么是人的内在价值。几种不同的操作曾被用来指明这些在人性内部建成的价值是什么。这既是就生存价值的意义说的，也是就成长价值的意义说的。成长价值指能使人更健康，更聪明，更有德性，更幸福，更完满实现自身潜能的那些价值。
人们都知道这些所谓的生物学家研究工作方案的可能性，他们的研究工作其中有一项是研究心理健康和躯体健康之间的反馈。大多数精神病学家和许多心理学家和生物学家现在已经开始设想几乎所有疾病，甚至无一例外，都能称为心身疾病或机体疾病。
那就是说，假如一个人追索任何躯体病的起因达到足够的深远程度，他将不可名状地发现心理内部的、个人内部的和社会性的变量也成为有关的决定因素，但这绝不是要使肺结核或骨折弄得神乎其神。通过它可以发现，贫困也是一个影响肺结核研究结果的因素。无独有偶，邓巴尔在研究关于骨折的医疗效果时，也惊奇地发现其中有心理因素在内。
作为这一研究的一个结果，我们现在对于易出事故的个性已经非常有经验了，于是，甚至一次骨折也是心身的和“社会躯体的”，假如我们可以仿造后一个词的话。
所有这些都在说，甚至传统的生物学家或医师或医学研究者，在力求减轻人类痛苦、苦难、疾病时，最好也能对他所研究的疾患采取更多的整体论看法，比他以前更注意心理的和社会的决定因素。例如，今天已有足够的论据指出，进攻癌症的富有成果的广阔系谱也应该包括所说的“心身因素”。
换一种说法，精神病学疗法能去除疾病，使其心理健康，并可以使生活得以延长且质量更高。
不仅低级需要的剥夺可能引起疾病——在传统意义上称为“缺失症”的疾病，而且这对于超越性病态的那些问题也适用，这里指的是已被称之为精神的、哲学的或存在主义的那些不适或失调，这些也可能不得不称为缺失症。
简单地说，某些人类疾病和缺失症可由从属关系、爱、尊敬、安全和保障等基本需要的不同满足而引发。总体来看，这可以称为神经症和精神病。然而，基本需要满足的人和自我实现的人，具有真、善、美、公正、秩序、法律观念、统一性等超越性动机的人，也可能在超越性动机的水平上受到剥夺。缺乏超越性动机的满足，或缺乏这些价值，能引起一般的和特殊的超越性病态。它们同坏血病、糙皮病、爱的饥饿等一样，都归属于一个连续系统。
此外，传统上证明需要的方式，如对维生素、矿物质、基本的氨基酸等等需要的证明，一直是首先正视某一不知起因的疾病，然后再寻找病源。也就是说，假如某物的被剥夺能引起疾病，它就被认为是一种需要。本着最终目的相同的原则，基本需要和超越需要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生物性需要，也就是说它们的不适应引起肌体的不适。
这一论据已经充分证明，这些需要是和人类机体自己的基本结构有关联的，有某种遗传基础蕴含在内，虽然这可能是很微弱的。但是它也使我们坚信不疑，终有一天生物化学的、神经学的、内分泌学的基质或躯体装置的发现能在生物学水平上说明这些需要和这些不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