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上半年，周恩来似乎不知不觉地陷于忧郁之中，尽管他的身体在香港已经康复，现在又回到了他久已熟悉的地方上海，同党的新领导人也明显和好了，而且还同他的妻子重新团聚了。在过去的一年中，他曾完全错误地估计了蒋介石，从而使上海工人面临一场令人震惊的大屠杀。以后，他按想法干，摆脱了俄国顾问的束缚，并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武装暴动，但由于领导人的优柔寡断和错误地估计了对手，这次暴动最终一事无成。周恩来本来应该成为党的领导人，然而受惠的却是别人。这可能有某些更为深刻的原因。

这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国外举行代表大会。然而，中国同志虽轻松地不再受国民党的折磨，但在俄国人的监督下却受到更大的折磨。甚至政治局候选人的名单也是由布哈林提出的。

党的情况不好，由于党员人数下降而士气低落，由于同国民党决裂而迷失了方向。它决心暂时放弃推翻国民党的尝试，集中精力在农村搞游击战和在城市搞地下工作。周恩来有先见之明地告诫别人，如果他们在农村地区征兵，他们就必须同农民旧思想的腐朽影响作斗争。但是如何才能把领导人团结起来呢？在莫斯科代表大会上出现了许多集团和派别：工联主义者、象毛泽东这样的面向农村的红军领导人、青年团集团、托洛茨基派，最后还有当时三位承担主要压力的领导人李立三、瞿秋白和周恩来。人们也许曾预期在南昌大失败的责任问题上会发生某些争吵，但这却是一次和解的代表大会。三位“出名的”领导人同意相互容忍，而不让未受过良好教育的农民或工人领导的新敌对派别有钻空子的机会。三位领导人不信任这些人的非知识分子成份。

经过妥协，一个来自上海实际上并不知名的工联主义者、船工领袖成了总书记。但实际工作是由李立三和周恩来分担的。周恩来决定充当李立三的“得力助手”，工作上与之紧密配合，使党和共产主义事业得以在中国振兴，但让李居于更高的正式职位。

他们组成了一个很好的班子，正如他们在法国时那样。周恩来温文有礼，李立三有如此雄辩的才能，而且，他们对中国的需要具有相同的理性上的洞察力。他们也许有一个默契，尽管俄国的帮助对中国党是必不可少的，但莫斯科影响中国同志的行动这一点精明的手段减少到最低限度。

但是，周恩来前一年的错误并没有被完全放过。象其他领导人一样，他不得不硬着头皮听布哈林的训话。这位俄国人宣称，“周恩来同志，你是负责中国党的军事事务的。你应该能比较精确地估计你们人员的实力。如果你做到了这一点，那就不会遭受这么多的灾难，不会如此盲目地求助于武装暴动。”

但这位俄国人没有想让他为自己辩护，他转而平心静气地斥责坐在周旁边的瞿秋白。

周恩来和他的妻子1928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苏联度过的，他们于年底回国。现在他让李立三负责处理他们的共同工作，而周恩来自己则不受干扰地从事改组党的巨大任务。他是带着许多关于秘密警察的俄国式新思想回国的，秘密警察可以在今后艰难的岁月中保护他的同志们。为此，他现在组织了一个特别机构，并任命在上海暴动中他的黑社会上级、声名狼藉的顾顺章来负责。

1929年夏天，当李立三在军事战略和没收土地问题上同他分裂时，他的建立一个稳定领导的希望破灭了。在9月一次党的会议上，这两个人不断争吵。船工领袖回忆说：“我一直充当他们的调停人。”这位领袖在名义上是党的负责人，但这是他力所不及的。

周恩来对党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危险感到关切。特别是第四军表现出“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如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军阀主义残余。”由周恩来授意的，并于9月发出的中央委员会致第四军的信，对问题作了充分的说明。周说：“红军中右倾思想如取消观念、分家观念、离队观念与缩小团体倾向，极端民主化，红军脱离生产即不能存在等观念，都非常错误，毕源于同志理论水平低，党的教育缺乏。这些观念不肃清，于红军前途有极大危险，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

在井冈山，毛泽东显然是具有领导潜力的人物，而希望两方面都能满意的周恩来指示他不要发脾气，并出来按这些路线领导改组第四军。他命令别人来模仿毛的井冈山。并在一份红军的通告中写道：“在这里可以找到许多宝贵的经验，而且这些经验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在此之前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所有党支部和全国各红军部队必须学习这些经验。”

周恩来同李的争执恶化了。有勇无谋的李现在想要准备一次红军对政府军的总攻。1929－1930年的冬天，这两个人每天都就此进行争论。李越来越被他自己作为“中国的列宁”的个人威望所迷惑了。与这种妄自尊大相对照，周恩来既不关心个人的权力，也不关心个人的声誉。他只关心所能做的事情的实质，这就是为什么他不反对李的党的领导地位和为什么他能在权力空间中生存如此之久的原因。

1930年初，周恩来从他的上海秘密总部建立起一个异常强大的军事支持网，这种支持来自各省由许多忠于他的指挥员所指挥的部队。麻烦的是，中央委员会中他那些热情奔放的同志们过快对他的军事组织计划寄予了过多的希望。纯粹出于实际原因，周恩来不得不放慢军事集结，并把红军指挥权的集中弄得模糊不清。这两个方面都使李立三感到失望，他要求直接向军队下命令，要他们准备好对大城市进行另一轮攻击。而周恩来的稳健也许很好地使党和红军避免了分裂。

可以说，周恩来在抛弃了李立三主义的夺取大城市的战略之后，现在正向毛泽东靠拢。毛在江西的形势和政策很快被证明是共产党夺取政权的最好途径。作家韩素音提出了这样的论点：这不是小看富有天才和献身精神的周恩来，以及他在领导南昌起义和后来汕头起义时所表现出来的巨大个人勇气、事业心和献身精神……但是，冲击城市的行动，不管意义有多么重大，并未导致党和军队的重新改建。

1930年初夏，周恩来再次被召到莫斯科，朋友们把这看成是最后提出要给他们“冕”。他一下火车就立即被想了解中国情况的俄国人包围了。由于感情容易冲动的文学家瞿秋白和歇斯底里的蛊惑人心者李立三现在已失去了信任，周恩来就被当作中国唯一的明智和老练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而受到他们的尊敬。7月，周恩来应邀向苏联党代表大会发表讲话——这是少有的荣誉，而且是第一次给中国人以这种殊荣。在他的讲话中，他详细讲述了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不平衡”和农民与城市工人之间的“不协调”。共产国际在一个新的指示中全部重述了这些话，只删掉了他煽动性的断言即“中国革命运动的新高潮已经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这一宣言对李立三是一个让步。

周恩来沉浸在莫斯科的欢迎之中。一位同志回忆说：“斯大林对他非常欣赏，赞扬他在处理军事和情报工作方面的一贯优良成绩，并夸奖他的才能和政治眼光。”他同克里母林宫负责中国事务的新人巴甫尔·米夫相处得很好。

李立三在国内正忙着往自己的脖子上套绞索。他制订了另一个在俄国军事帮助下夺取大城市的富有迷惑力的计划，并命令第四军去攻打长沙作为开端。第四军这么做了，但未能守住这个城市。

8月底，周回到中国，他得到了俄国人的充分信任。俄国人指望他9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改组中国党的领导。瞿秋白正在筹备这次会议，但没有周，他不敢着手。曾设想在这次会上将向李立三摊牌的同志失望了。瞿是会议主席，而周带着他的一贯特性成为第二把手。他们两人都没有真正谴责李立三，而把他的错误看作是策略上的错误，他们提出了一份报告，指责李“过高估计了局势的发展速度”。

结果是密切了党的团结，李立三仍是最高领导人。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其中引用了一句李的主义即：“新高潮”的到来是无可争辩的。这句话，周曾在莫斯科重述过，但在决议的俄文本中却被俄国人删掉了。然而，为了安抚共产国际，周设法任命新近回国的、俄国人训练出来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集团的领导人王明担任这项高级职务。

周还使汇集在上海的代表们确信，他们同共产国际并无不和之处。当中国领导人筹划南昌和上海起义时，共产国际在原则上并未反对，只是“反对在今天或明天马上起义”。换句话说，中国中央委员会由于“在程度上和速度上”过高估计了革命的发展，仅仅犯了“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象往常一样，俄国人错误地判断了中国人在外国批评面前保持团结一致的本能。

周接着作了他著名的少山报告，赞赏者把这一报告视为党发展中的一个主要文件。在这一广泛分析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国内形势的报告中，他首先论述了同共产国际分歧的性质。他争辩说：“今天尚没有全中国客观革命形势，也就是在今天尚不是全国的直接武装暴动的形势。”“中央的错误，是否路线上和国际不同呢？完全不是的。路线上没有什么不同的”，当然，中国中央委员会犯了一些错误。

“我自己也犯了错误。三个月来的工作总结，我们是接受国际批评，指出立三同志在思想上多负责一些，但不能允许任何同志的挑拨，如孟雄同志那样说‘立三主义’等话，同样在检查工作中，也是以集体精神来执行自我批评的。”

这使周恩来有机会把注意力从李身上转移到批评李的人的不当手法上去。

但在周的报告中有大量的东西都是积极的。关于富农问题——是没收他们的土地，还是保住他们的亲善——他宣称：

对富农有两种左倾毛病，在经济方面没收富农的土地，在政治上杀尽富农，这不但不应如此对待富农，在目前这样做，更加要动摇中农的。……但今天决不能使中农离开我们。 vbhJbOokiUS0jM4X2BJ9xdn+jW+R6DGNKu92tBk1+iMr6/t3oE6CaZYXDPDESDR6

1930年6月9日，李立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关于目前政治任务决议草案时，对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他说：

“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害红军发展的两个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他有他一贯的游击观念，这一路线完全与中央的路线不同。他以为江西是革命首先胜利的区域，条件是：一、资产阶级弱；二、无地方军阀；三、帝国主义的力量弱。他对红军的发展，则完全是游击战争的观念。这一问题必须要根本解决。游击战争的战术已不适合于现在的形势……”

对于毛泽东来说，李立三本来是个“小弟弟”。现在，李立三把持了中共中央，批评起“四军毛泽东”来，一点也不客气。

李立三挖苦攻击毛泽东的“游击战争的秘诀”是“逃、跑、走！”

确实，毛泽东有着一条“完全与中央的路线不同”的特别路线。他的游击战争经验，是近四年红军作战切切实实的总结。然而，脱离实际的李立三，却要对毛泽东进行“根本解决”。

6天之后的1930年6月15日，李立三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红四军前委，亦即毛泽东，下达了命令式的一封信。信的措词异常激烈：

“你们固执过去的路线，主要的原因是你们没有了解整个革命的形势转变。这的确难怪你们，因为你们处境太偏僻了。……”

“你们应当深刻地了解自己的失误，按照中央的批示转变你们今后的路线。……”

“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

还在1930年4月间，毛泽东带领红四军继续转战赣南闽西从寻乌一带开始，经过福建的东流、武平、河田，最后到汀州。每到一处，都认真地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工作，使得革命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革命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和壮大。那时，赣南的游击队、赤卫队组建成为红军第三军；闽西的游击队、赤卫队发展成为红军第十二军。

在汀州，红军住了二十多天，6月，红四军前委在汀州召开会议，党中央特派员徐振农参加会议传达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和红军代表会议的决议，指出红四军的发展路线是夺取武汉。

会后，依照党中央指示，红军进行了整编，由红三军、红十二军和红四军合编为红军第一军团。

同时，红五军军委在鄂东南大冶召开扩大会，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组建了第三军团。彭德怀任前委书记兼总指挥，滕代远任政委，邓萍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下管第五、第八两个军。以后编成的第十六军也归属第三军团建制。

红三军团成立后，依照党中央的部署，先后攻占通山、崇阳、岳阳，立刻又进入平江、浏阳一带活动。

红一军团没有和红三军团那样依照执行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攻打南昌的错误决定。毛泽东一开始就拒绝执行，但他没有硬顶。

李立三错误地攻击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是“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李立三觉得：“农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他们的头脑和心脏，如果不斩断他们的头脑和炸掉他们的心脏，就不能置他们于死地。”

怎样对待这一“左”倾机会主义瞎指挥呢？毛泽东为此陷入了沉思：敌强我弱，放弃根据地去打大城市，有使全国覆没的危险。退一万步设想，即使打下了南昌这样的大城市，也不可能巩固，因为敌强我弱嘛。因此，他不仅认为打中心城市的计划是行不通的、错误的，而且，在目前形势下也是不可能的。不执行吗，这可是党中央的命令……

终于，毛泽东想出了一个两全齐美的策略，既不公开与党中央对抗，又能争取象彭德怀这样受立三路线影响的同志，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使红军立于不败之地而又能顺利地向运动战发展。

在向长沙进军之前，毛泽东就决定了这样一个高明的战略“进攻樟州，窥袭南昌。”

1930年7月，在从汀州向长沙进军途中，毛泽东填了一首词《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

六月天兵征腐恶，

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

赣水那边红一角，

偏师借重黄公略。

百万工农齐踊跃，

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

国际悲歌歌一曲，

狂飙为我从天落。

这首词虽以《从汀州向长沙》为题，但内容却完全不提攻打南昌、长沙等大城市，而写红一军团坚持在江西广大农村动员千百万工农群众，扩大革命根据地，从而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显然，词中明显表示毛泽东对立三路线的不满和批判。

李立三仍然只坐在办公桌旁狐假虎威发号施令。他按照自己的需要解释六大决议。整个1929年，他发出的指令是：把城市作为中心；不要建立根据地；不要进行土地改革，因为条件尚未成熟；把红军分散成游击队。他还命令毛和朱离开军队到上海接受批评。

朱德怒气冲天，毛泽东则神色不变。两个人都违背了李立三的政策精神，不过他们尽可能对信件表示遵从。过去的一年，他们都是这样敷衍过来的。

红一军团在毛泽东率领下，从长汀出发，经瑞金、兴国、吉水、永丰、新干在樟州打了一个大胜仗。

一到樟州，毛泽东立即召集各军首长开会，讨论行动问题。当时，毛泽东已从缴获敌军的作战文件中，了解到江西省内主要敌军的配置情况。其中，南昌及其周围敌军的布置是：南昌地区一个旅、抚州、吉安北阜田地区一个旅。以上3个旅都属于张辉瓒的第十八师，在战时都是能够机动的部队。

会上，毛泽东和朱德分析认为，根据当前的敌我形势和力量对比，红一军团如集中优势兵力打只有两个团守敌的南昌，付出一定牺牲，或许有可能占领南昌。在南昌外围的朱耀华、戴岳两个旅必将抄我后路。

因此，毛泽东、朱德不想打南昌，于是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决定全军团西渡赣江，既不乘胜北上打南昌，也不在樟州等待。

7月30日，一军团总部进驻万寿宫，离南昌只有30里，为了经念八一南昌起义三周年，红一军团各部队都开了大小不同的会，又派出一支小部队到南昌北面牛行车站，隔江向南昌射击示威，敌人未敢还枪。红军完成“八一”示威任务后，遂散向奉新、安义一带，宣传发动群众并筹款。

关于是否打大城市问题，在党内和红军高级将领中一直是有争议的。甚至连彭德怀在这个问题上也与毛泽东存在意见分歧。

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彭德怀，不顾毛委员的反对，率领红三军团执意孤军攻打长沙。

红三军团在接到中共中央攻打长沙的命令后立即出兵，趁长沙城敌人空虚，于7月28日一举攻占长沙，但仅占领长沙11天。

李立三在上海得知毛泽东佯攻南昌，彭德怀退出长沙，气得暴跳如雷，跺脚大骂毛泽东、彭德怀等人犯了“右倾错误”，急令毛泽东的红一军团会和彭德怀的红三军团组成红一方面军，再打长沙。

毛泽东只得服从，和彭德怀部队一起，又攻长沙。

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联合组成红一方面军后，虽然声势甚壮，但国民党军明显占上风。当时长沙城内敌人有31个团，而且有大量坚固的防御工事；攻城的红军兵力号称13个师，红军编组为正规部队，才开始由游击战转向运动战，装备、技术和经验跟不上需要。

关于打长沙的问题，一、三军团态度各不相同，这一矛盾在总前委会议上充分暴露。朱德总司令说：“红军的装备和训练都不宜打阵地战，如果攻长沙，今后就要完全打阵地攻坚战，其后果可能导致红军的毁灭。”彭德怀不说话。

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说：“三军团一个军团也能打下长沙，现在两个军团会合了，还怕什么？！你们一军团不敢打，就站在一边看，我们三军团单独打。你们既不打南昌，又不打长沙，不执行中央命令？”

朱德是个务实的军事家，他反对打长沙，是他知道红军的武器装备、战术训练完不成这样的任务。毛泽东虽然并不赞成攻打长沙，但是为了遵守党的纪律和顾全大局，表示坚决服从中央，准备下一步夺取武汉。他在给赣西南特委并抄转中央的信中说：

红军团士气很壮，有七千条枪，和一军团来前方者相当，明日即向长沙前进，大约经过一度剧战之后即可占领长沙。

望中央指示夺取武汉意见，并准备组织政府机关及红军总司令部，派一负责人到鄂南来。

8月24日，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在永和市发令说：“本方面军以消灭何健部队进占长沙为目的，决定三路向长沙推进。”29日，各路红军分别进到长沙东南郊约三十里的大圩铺、龙头铺、菱中铺、枫树河、亲桥一线，对长沙形成包围态势。9月1日，抓到一个敌军传令兵，缴获作战命令一份，探得知敌军拟集结10个团的兵力自长沙南铁路线上的猴子石出击。当天晚上，红军调整部署，红三军团监视对面之敌，红一军团3个军布置在敌出击的侧西，准备迎击。

第二天等了一天，敌人不敢出来。晚上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的四军、十二军向长沙发动进攻。

9月3日，敌人出击了，敌陈光中旅在易家湾偷渡，企图侧击红军，红军早有准备，趁其半渡而击之，有七八百敌人当了水鬼，俘敌千余人，共歼敌约两个团，敌人缩了回去，从此，长沙守敌凭藉工事顽抗，按兵不动，战事陷于僵侍状态。

9月10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再次下达总攻击命令，为破坏长沙外围的电网，鼓德怀令部队买了千余头水牛，在水牛尾蘸上煤油，点燃牛尾冲阵，但遭敌人机枪扫射，水牛回头奔逃，冲乱了自己的阵脚。

因为红军缺少强大炮火，未能突破敌人阵地。

如旷日持久，敌援军到达，红军有陷入腹背受敌之险。这时毛泽东认识到朱德的主张是正确的。红军尚不具备攻打阵地战的条件。毛泽东和朱德商量，找个什么理由撤离长沙外围呢？这时得到一个情报，说敌人的援军已到湘潭。

毛泽东提出：先打援军，再攻长沙。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

9月12日晚，总前委命令撤离长沙外围，转战萍乡、攸县、醴陵、株州一线待机。13日，前委在株州开会，毛泽东又提出：一、三军团给养已成问题，当时每月需款40万元，必须在萍、醴、攸三县筹款20万，只够支持半个月的军费。这当然也是无话可说的。于是决定从9月14日开始，以12天时间在3县筹款。对于下一步作战方案，就不再打长沙了，而去打南昌。打南昌是中央决定的，自然也无异议。但毛泽东在发出的命令中留下了一点余地：“……夺取南昌的第一期方案，以第一军团攻取地安，三军团攻取峡江、新干。”夺取南昌只提一笔，落实的是打吉安、峡江、新干各县城。就这样把部队带回了江西。

9月29日下午，朱德、毛泽东发出“照原计划拟于明日由此向袁州出发，经分宜向吉安前进”的命令。部队正准备行动，晚上中央长江局军事部部长周以粟来了，他拿着长江局的命令，要毛泽东、朱德回师三打长沙。长江局管辖的范围是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四川五省。

中央通告有关方面：“湘、鄂、赣的红军及士兵运动过去为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指挥者，今后统归长江局军事委员会指挥。”所以，长江局是朱、毛的顶头上司。毛泽东热情接待周以粟，对他带来的命令，采取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从”的态度。毛泽东与周以粟秉烛长谈，陈述不能再转回去的理由。他说：“此次围困长沙16天，大战数昼夜，终不能克，其原因有三：一是未能消灭敌之主力于工事之外。敌共有31个团，我在文家市、猴子石两役虽已消灭敌人5个团以上，但大部分主力尚未消灭，即退和城壕，因此敌有余力守城；二是群众条件不具备，城内无工人暴动，无士兵暴动以为响应，粤汉路、株萍路及对河群众没有起来，不能断绝敌人之水陆交通，不能封锁敌人之经济及军事运输；三是技术条件不具备，敌之工事是欧式的重层配备，铁丝网、壕沟等计八九层，我们只有肉搏而没有重炮破坏敌人之工事，交通器具如无线电等我们也没有，以致两个军团联系不好，因而失机。以上三点是没有打进长沙去的原因，而以第一点为主要原因。现在拉回去再打，这些条件改变了没有呢？没有。敌人以逸待劳，我们劳师远征去攻坚，你想打得下来吗？”周以粟本是立三路线的坚决拥护者，他来的任务是传达命令、督阵、监军，把一方面军调回去打长沙，可是他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第二天，总前委召开了袁州会议，请周以栗参加，统一了思想，决定一、三军团分别向吉安、新干转移。

10月初，红军总部离开宜春城由西向东顺大路前进，走到隔吉安不远的一个十字路口时，从北面走来一个人，他就是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李文林。毛泽东上前招呼，问：“从哪里来？”

李文林答：“从中央来。”

“中央有什么指示？”

“中央还是要我们打南昌。”

毛泽东向他介绍了袁州会议的决定，说：“我们准备打吉安。你看，队伍已向吉安开过去了。”

李文林看到行进的队伍，说：“那也只好这样。”

二人边走边谈随大队上路。

轰轰烈烈的第二次进攻长沙之战就这样宣告结束了。

攻南昌，战长沙，毛泽东耸动了视听，成为国民党报纸上的“热点新闻”，连篇累牍加以报道。

于是，红军名声大振，毛泽东也名声大振。

毛泽东成为街谈巷议的传奇性人物，正如他所忆：

“我听到一个故事，说当地（指毛泽东家乡湘潭）的农民相信我不久就会回到家乡去。有一天，一架飞机从上空飞过，他们就断定飞机上坐的是我。他们警告那时种我地的人，说我回来看地了，看看地里有没有树木被砍掉。他们说，如果有砍掉的，我一定会向蒋介石要求赔偿。”

毛泽东成了知名度很高的人物，“湖南农民都知道我的名字，因为悬了很大的赏格不论死活要缉拿我、朱德和其他红军领导人。” PkDRfcQcD+ATjwJSTy6er4JrQVgv9ISbL0osmzKVl1Vbw1gsfJdjlf/rHgokmuZD

共产国际驻远东代表罗伯特不赞成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后，李立三觉得罗伯特思想右倾，妨碍和干扰中共的领导工作，就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名义向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出抗议，要求共产国际把罗伯特撤走。共产国际政治秘书处研究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几个月的工作，作出了一个决议，就中国革命一系列问题表示了正面的意见。比较含蓄地指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错误，也批评了中共对远东的态度。

李立三对远东的批评很不满意，他再次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向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出抗议，并进行辩解。

接着，李立三又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名义，写信、打电报给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吹嘘中共的革命力量、革命形势和所取得的战绩。李立三要求苏联放弃五年计划，筹备战争，要求共产国际批准中共在全国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在全国全面武装起义的计划，要求世界保护、援助中国的革命运动。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于中共公然反对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又不接受共产国际的批评和对苏联、对共产国际的无理要求，大吃一惊，立即发电给中共，命令中共马上停止各地的冒险暴动行为，同时派瞿秋白和周恩来回国，责令李立三速至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共产国际的态度非常严厉，停发了给中共中央的活动经费。

8月底，周恩来、瞿秋白动身回国。瞿、周回到国内后，立即给李立三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李立三在周恩来、瞿秋白的帮助之下，对自己所犯的错误有一定的认识。

9月24日，在瞿秋白、周恩来领导之下，中共中央于上海秘密召开了第六次三中全会扩大会议。有中央委员14人，审查委员2人，还有北方局、南方局、满洲省委、江南省委、C.Y及全总党团代表20人。议程共计四项：第一项，接受共产国际执行政治秘书处1930年7月23日的中国问题决议案的问题；第二项，组织问题，同时一并讨论共产国际东方部对于中国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第三项，职工问题；第四项，补选中央委员及选举政治局。

总书记向忠发主持会议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工作报告，向忠发在报告中对冒险主义错误作了自我批评。

瞿秋白、周恩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的精神。

而后，周恩来说：“国际的批评，完全是正确的，近三个月来，立三同志的冒险主义已经给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立三同志在思想上应多负一些责任，但也不能说已经形成了李立三主义，在检查工作中，应以集体精神来执行自我批评。”

会上，与会者以血的事实、惨重的代价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进行了指责批判，损失是无法挽回的，他们举了如下的事实：

7月13日，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作《关于南京问题与全国工作布置的报告》，强调南京兵变必须以占领南京为目的，以建立苏维埃政权为中心，谁反对这个部署谁就是右倾逃跑主义，必须予以党纪制裁。

为此，江苏省委、南京市委遵照中共中央的指令，在南京发动暴动，近一百名中共党员牺牲。发动兵变的党团员也因身份暴露，有四十余人被捕后惨遭杀害。……

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内，李立三推行的“左”倾盲动主义，使中国革命遭受全局性的重大损失。

与会者强烈的批评，血的代价，使李立三受到震动。他难过地说：“在不到六个月的时间内，中央的许多政策和决定，主要是我起草的，中央犯了错误，我应负主要责任。”

三中全会作出了题为《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决议案》，其副标题为：“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秘书处1930年7月的中国问题决议案的决议”。

三中全会改选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增补了中央委员，李立三被撤消了中央常委和宣传部长、秘书长职务，但还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实际上没有实权。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告别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使中共全党改正了“左”倾政策，但是，改变不了“六大”以及共产国际关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问题上的一系列“左”的理论和政策，所以，在纠正李立三错误方面，自然也无法彻底，不但这样，对于执正确意见的同志，还是遭到无情的打击。如何孟雄，其意见本是正确的，他最坚决地反对“立三路线”，但由于三中全会的基础是“左”，所以何的思想与三中全会的精神发生了不一致。何遭到李立三路线的无情打击，而在三中全会之后，还是遭到打击。

何孟雄被批判之后，其江苏省委侯补执行委员的资格也被撤销。

由于何在党内多次遭批判，其身份也得不到保护，于1931年1月在上海被敌方逮捕。何在狱中表现十分坚强。2月7日被敌人杀害于龙华。年仅33岁。

李立三被撤职之后，心情很沉闷，11月的一天，他到了上海的四马路瞿秋白住处，去看望瞿秋白。李立三刚进门，瞿秋白见了他，神情异样。

李立三是性急人，忍不住问道：“秋白，出了什么事了。”

瞿秋白让李立三坐下，长叹一声，说：“共产国际来电了。”

李立三立即问：“有什么新的指示？”

瞿秋白又叹了口气说：“共产国际指出你的错误是反共产国际，反马克思主义严重的路线错误，还批评了三中全会对你的路线采取了调和主义态度，没有坚决的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

李立三听了，如五雷轰顶，半晌没说话。瞿秋白又说：“立三，你要有思想准备，中央准备马上开会，研究共产国际的命令，你的错误性质看来要升级了。”

李立三难过地说：“我犯了错误，给党和人民造成了损失，可我决没有反共产国际，反马克思主义的动机。”

瞿秋白说：“总而言之，你要勇于接受共产国际的批评。”

共产国际于10月份给中共中央发来了《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信中批评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批判不力，全会的调子温和，对李立三持“保护态度”。信中斥责了李立三的路线，称：

用虚伪的左派空谈，来遮盖了自己的消极心理。……站在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立场上，产生了他的敌视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敌视共产国际的行为。……公然运用共产国际的“左”是右派叛徒所爱用的，而且已被打碎了的理论，就是说共产国际不知道的情形，说中国的情形是例外的，说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革命发展的趋势。公然敢于把共产国际的忠实态度和对中国革命的忠实态度对立起来。

11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补充决议》的会议，李立三在会上被迫接受“错误路线”的上纲。

共产国际为什么咬住李立三不松口呢？是因为李立三在执政阶段，没把共产国际放在眼里，不但不尊重共产国际，甚至与共产国际“唱反调”，还反对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并说共产国际不知道中国的情况。更不得了的是他胆敢“指挥”斯大林，要斯大林放弃五年计划准备战争等言行，惹得斯大林“龙颜”大怒。

尤其是1930年6月1日李立三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之后，李立三公然不顾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罗伯特的反对，不等共产国际的批准，就擅自将6月11日决议公布。李立三的各种对抗共产国际的行为，引起了共产国际的恼怒。因而，对三中全会对李立三的处理不满。

同时，也由此对瞿秋白和周恩来产生了不信任，感到需要用共产国际培养的信任的人来更替领导人。于是，就给中共中央发来了《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

共产国际命令他立即必须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交待”问题。

巧逢李立三的妻子李崇善身怀六甲，李立三料想自己此去凶多吉少，短时一定不会回还，于是对妻子说：“生下孩子，不论是男是女，都送人吧。” PkDRfcQcD+ATjwJSTy6er4JrQVgv9ISbL0osmzKVl1Vbw1gsfJdjlf/rHgokmuZ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