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李立三也是一位很有名望的领袖人物。他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为党的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当然,也曾犯过名叫“立三路线”的严重错误。
李立三1899年生,原名隆郅,湖南醴陵人,曾是毛泽东的“半个朋友”。
1915年夏,正在长沙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当学生的毛泽东,化名“二十八画生”,张贴《征友启事》征求志同道合之友。
第一个响应的是家住浏阳来长沙读书的罗章龙。那时的李立三叫李隆郅,从醴陵来长沙读中学,认识罗章龙。于是,罗章龙便把李立三介绍给毛泽东。
毛泽东的回忆是这样说的:
“我这时感到心情舒畅,需要结交一些亲密的同伴,有一天我就在长沙一家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和我联系。我指明要结交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我从这个广告得到的回答一共有三个半人。一个回答来自罗章龙,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接着又转向了。两个回答来自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青年。‘半’个回答来自一个没有明白表示意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听了我说的话之后,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就走了。我们的友谊始终没有发展起来。”
李立三说,他那时候“没有明白表示意见”,是因为他才16岁,又从小地方来到长沙,见识少,一下子答不上毛泽东的提问,所以只成了毛泽东的“半个朋友”。
李立三参加中共后,长期领导工人运动。1922年,他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
1923年,李立三任中共武汉区委书记。第二年任中共上海区委职委会书记。1925年他在上海一个工厂参加选举,李隆郅三字笔划太多,工人不好写,刘少奇建议他改名。恰巧迎面站着三个工人,刘少奇说:“就叫李三立吧!”李立三思索了一下说:“叫李立三吧!”从此他就以“李立三”这个名字传世。
这年,李立三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到苏出席赤色职工国际大会。1927的任中共中央工人部长、全国总工会武汉办事处主任,以后又兼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后来,他参加了南昌起义,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
1928年到1930年期间,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成了当时中共领导集团的“三驾马车”。
“八七”会议后不久,中共中央接到共产国际的电报。称苏联的十月革命纪念日将至,世界各国共产党都派团朝贺,要中共派团前往。
收到莫斯科的电文,中共组成了一个“中国工农代表团”前往朝贺。既然是工农代表团,自然要工农出身的人带队,这样,便选中了向忠发,又派李震瀛为向的副手。
向忠发和李震瀛于1927年10月来到莫斯科,向时年47岁,一副老工人模样。这时共产国际正打算在中共中央选派一名工人出身的领袖,向忠发的出现,使共产国际找到了合格的对象。于是,当向忠发和李震瀛参加了十月革命十周年庆祝会后,共产国际就又派他们到德国和比利时,出席“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理事扩大会议。向忠发不但在大会上作了关于中国革命的报告,还参加了组建在“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领导下的“反对中国白色委员会”。1928年2月9日至25日,向、李又出席了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会。斯大林和布哈林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斯大林和布哈林都接见了向忠发和李震瀛,听取了向、李关于中国革命的汇报,接着,又以联共代表团和中共代表团的名义,联合起草了《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由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通过。
由于向忠发得到了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接见,又得到共产国际的高看,顿时身价倍增。于是,在中共“六大”会上,当选为中共的第三位“舵手”。
对于中共的屡次失误,共产国际自身也进行了反省,最后,认为对中国革命的指导,还是不派代表为好,因为派了鲍罗廷,使中共犯了右倾错误,派了罗明那去,又使中共犯了“左”倾错误,便决定不派代表,而是要中共派两名代表去莫斯科,通过这两名代表指导中共的工作。
这样,张国焘、瞿秋白被留在莫斯科,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邓中夏、余飞、陆定一、王若飞也以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中国农会驻农民国际代表、中国共青团驻青共国际代表的身份,留驻莫斯科,中共的这些代表,组成了中共代表团。
共产国际声称不再往中共派驻代表,事实上没有做到,而且事隔不久,即又派了米夫前往。
向忠发担任了中共“舵手”,而实权却落在了李立三手中,并导致了中共继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路线之后更加“左”倾的路线。向忠发的大权为何旁落呢?而当时的李立三既不是政治局常委,也不是政治局委员,而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
说来很有戏剧性。
中共“六大”后,向忠发、蔡和森、李立三,先后回国,周恩来、项英、苏兆征因事留在莫斯科。
向忠发年近五十,理论水平低,工作能力差,本不适宜担此重职,完全是共产国际捧上去的。这样,中共的实权开始落在了蔡和森手中。
蔡和森“五四”运动后率一批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并组织工学互助社,因其在留法期间曾依靠一本字典的帮助,勤奋钻研攻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得到了“小马克思”的誉称。1921年,他在法国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被法国政府以宣传共产主义的罪名驱遂回国。年底在上海加入中共,中共“二大”至“六大”均被选为中央委员。1922年后主编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1925年参加领导“五卅”运动,同年冬,代表中共出席共产国际第五届执委第六次扩大会议。1927年回国,中共“五大”后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他具备领袖之才,不料他时运不济,回国不到半月,即被顺直省委的一些问题牵扯。接着,旧病复发,只得离开中央养病。不久,他又被指责为右倾而被撤销了政治局常委及中央宣传部长职,到了1929年1月,他奉命调至莫斯科,参加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
如此一来,中共的实权落到了李立三手中。
李立三在领导安源工人大罢工时,路矿两局头目为瓦解工人意志,买通当时的官报,登了一条消息,说李立三为罢工事到长沙,被湘省督军赵恒惕部捉住,腰斩于长沙北小门外。这个消息传到法国,旅欧的党团员们即在巴黎郊外的戈隆勃·卡纳莱·浦安特街39号的华侨协社内,为李立三举办了追悼会。
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李立三是总负责,“五卅”运动遭上海帝国主义走狗虞洽卿破坏后,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分子便撒开逮捕李立三的阴谋大网,8月的一天,李立三正在上海总工会执行公务,一个被开除会籍的工贼带着一群流氓冲进了办公楼,李立三从楼顶跳到邻家屋脊,躲到一位老太太家,之后,李立三从上海到了武汉。
当时武汉的吴佩孚政权为了杀死他,还雇用了江湖上飞檐走壁的刺客。
这刺客见李立三日夜与劳工谈话,知他是个正义好人,为他的行为所感,反而把吴佩孚要他刺杀他的阴谋相告,使李立三迅速转移。那刺客非常聪明,为骗吴佩孚,编了一个李立三被刺死的谎话。吴信以为真,次日就在报上登出消息。报上一登,工人们听说李立三遇难,悲痛万分,纷纷举行追悼会,悼念这位工人运动的领导人。
1927年8月1日南昌暴动后,李立三被指定为革命委员会委员兼任政治保卫处长、工农运动委员会委员、战时经济委员会委员等职,政治保卫处的主要任务是镇压反动派,负责筹款和运输等。保卫处里设立两个科,有一个连的兵力。直属起义军总指挥部领导。
这天,周恩来正与刘伯承、叶挺、贺龙等将领研究南下的军事计划。突然,张国焘闯进来。周恩来抬头一瞅,见张国焘脸上显出很悲痛的表情,惊问道:“特立,出了什么事?”
张国焘悲痛地说:“李立三牺牲了。”
周恩来又追问了一句:“哪个见到了?”
张国焘说:“他的贴身勤务兵,刚才赶到汀州,亲口对我讲的。”
周恩来立刻对门外的一个勤务兵说:“把李立三的勤务兵找来。”
一会儿,李立三的勤务兵来了,这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长得虎头虎脑,叫于柱儿。周恩来平心静气地问他:“小于,你们李处长怎么了?”
于柱儿眼含热泪说:“我们李处长牺牲了。”
周恩来问:“是你亲眼所见吗?”
于柱儿说:“是我亲眼看到的。”
于柱儿揩了一下眼泪,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
经过是这样的:李立三不是保卫着伤病员转移吗?从瑞金到汀州,全是山路,而且路上人烟稀少,到处是野草荒坡。这伤病员队伍,行动起来更加缓慢,一天也行不了四五十里路。
李立三身为保卫处长,既要负责行军事宜,又要负责伤病员的安全。行军第四天,走到一个叫黄蜂岭的地方,李立三接到报告,说有一个重伤员快死了,想见见他。李立三急忙赶到这个重伤员身边,一看,这个伤员和他老相识,名叫王长发,原是武汉汉阳兵工厂的工人,起义时当个连长,作战非常勇敢。李立三握着王长发的手,眼看这位勇敢的战友将要走了,他心里十分悲伤。过了一刻,王长发从昏迷中醒了过来,他轻轻睁开了眼,嘴唇动了动。李立三连忙伏在他耳边,难过地问:“长发同志,你还有什么话交待吗?”
王长发声音十分微弱,他用力颤动着双唇,李立三隐约听到他说:“采些野果带着……伤员们吃……”
李立三知道,因为喝田沟水,伤员们生病的太多,山里行军,有时连水也喝不上,采野果能救急啊!他淌着泪,感激地朝王长发点了点头。王长发已经再不能说话了,他轻轻晃了晃头,就慢慢合上双眼,李立三和同志们一起,将烈士的遗体抬到了路边的一个小山堡上掩埋。
安排好这一切,李立三和小于便追赶先头部队去了。
他俩走到一个山坳的时候,李立三看到树丛中,露出了一串串红红的山果子,王长发的话又在耳畔回荡,他便停住脚步,招呼小于:“咱们采点山果子带着吧。”
小于不让他去。
李立三说:“你脚上满是泡,在路边等我,歇下吧。”说着向树丛中走去。
小于坐在路边,等了一会儿,不见李立三回来。又等了一会儿,还是不见,他着急了,刚要起身去找,忽然听到李立三去的那个地方响起枪声。小于知道有了情况,他急了,三脚两步地朝那个山坡跑去。刚走了几步,一下惊住了,原来,他看见李立三倒在地上。
小于一路喊着,不顾一切地跑去,可是,当他到了那里一看,只见那红红的野果,乱撤地上,地上还有一摊血迹,再一看,人影没有。这时,掩埋烈士的那些勤务兵也都赶到了,大家听说李立三出了事,都很着急,顺着血迹寻找。找来找去,找到一个悬崖陡壁,没了路,再往下一看,只见从悬崖壁上生长出一棵树来,那树上挂着一具尸体。几个人站在悬崖顶上,看了半天,只能模糊地看出是个人。衣服和李立三穿得一模一样。
悬崖如刀切的一般,没有办法下去。大家望了一会儿,越看越难过,特别是小于,哭得死去活来觉得自己没有尽到保卫李立三处长的责任。既然李立三已死,几个人只好奔向汀州。
小于把情况说完,周恩来皱眉问道:“小于,这么说,李处长是什么人杀害的,还不知道。”
小于摇了下头说:“没看见。”
贺龙说:“不用问了,八成是遇到土匪民团,或是敌人的散兵。”
贺龙讲完,谁都不说话了。好一会儿,周恩来沉重地说:“我们党又失去了一位好同志啊。”他又对张国焘说:“国焘同志,开个追悼会吧,你来准备一下会场。”
张国焘若有所思地说:“立三拣了多少条命呀,那么多险情都一个个过去了,没想到竟这么窝窝囊囊地死掉了。”
那天,追悼会在长汀城中正德中学操场举行,除悼念李立三外,另外,还悼念南昌起义以来牺牲和病故的同志。由于一时找不到李立三等烈士的照片,便在围着黑纱的镜框里写上英雄们的名字,李立三的名字居于正中。
会场放着许多花圈,都是党政军各界送的。悼念会开始后,不少人痛哭失声,正当大家悲痛之时,不知谁惊喊一声:“李处长回来了!”
大家一看,果然是李立三走进追悼会会场。
他又黑又瘦,后面还带了十多个人,这些人都是农民打扮,周恩来一看李立三,激动地迎上去,抱住他的双臂,高兴地说:“立三,以为你牺牲了,正为你开追悼会呢!”
李立三哈哈大笑:“我到阎王爷那儿报了个到,阎王爷说南昌起义正需要你,你要立即赶回,我就又回来啦。”
当下,贺龙、刘伯承等人都走过来,问长问短,问他是怎样的遇了险。李立三笑着说出了一段故事。
原来,李立三正在摘采野果子时,忽然从树林丛中窜出个人来,一下将他拦腰抱住。李立三从小习过武术,就势一背,将那人摔倒在地,接着,掏出手枪朝那人开了一枪,没等他子弹再上膛,又过来几个人,一下就把他架走了,其中两个见被打的人到悬崖不远的小路时,中弹人已死了,那几个一合计,就将这中弹者的尸首顺悬崖扔了下去。
这几个人是土匪。领头的就是被李立三打死的那个家伙。这个家伙姓孙名英,带着十几个土匪,在黄蜂岭一带打家劫舍。黄蜂岭归江西管,为武夷山中的一个山头。这赣东的土匪,分别占着武夷山顶大小42个山头,统归武夷山主峰玉华峰山主紫面昆仑张道然总管。张道然平常是老道装束。干的却是土匪勾当。共产党“八一”南昌起义,队伍向赣南出发,江西省主席朱培德手下第一号参谋江开远,在朱培德耳边出了个主意:“主席,共产党要南下广东,途中必经武夷山,我愿凭三寸不烂之舌,给他共产党下道绊马绳,虽不能给他个全军覆灭,也能搅它个不安宁。”
朱培德往鼻子里抹了一撮鼻烟儿,说:“开远,你有什么法儿?”
江开远说:“武夷山玉华峰三清观中老道张道然,是我的结拜兄弟。张道然管着武夷山四十二峰的大小寨主,只要他发个帖子,这些大小寨主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要干。叶、贺叛军恰恰走的是这条路。我让张道然下个帖子,命令他手下四十二峰的山大王,抓叶、贺叛军中的头目,回头按捉到的官儿大小给赏钱,官儿越大,给的钱就越多。古语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些山中土匪,地形熟悉,又在暗中,定把叶、贺叛军搅个人心煌煌。”
朱培德听了,很喜欢,命江开远去玉华峰。
江开远很快见到了张道然,张道然立刻下了一道绿林帖子,要各路山主,捉拿共产党的官儿,而后按捉到的官儿大小给赏钱。也算是吉人天相吧,会昌之战以来,起义军改了行动路线,由瑞金转向东,踏上福建地面。这路上只经过一个黄蜂岭。那黄蜂岭的山大王孙英,打听到起义军路经黄蜂岭,就带着几个喽罗,埋伏在路上,妄图抓几个共产党的大官儿发财。
大部队走过时,他们见人多不敢动手,这些土匪见大脚的妇女们抬着伤病员路过,他们断定不会是大官儿,也没动手。只有李立三同勤务兵于柱儿单独地走来。孙英看李立三的模样、派头,断定是个官儿。
恰好两个人停了下来。孙英要动手,又见李立三要去摘野果儿,勤务兵小于脆生生地喊了句“处长”。孙英高兴,他对手下的喽罗说:“要把这个抓住。”说着,便悄悄地往路边儿移动。李立三却朝着他走来,而且竟走到了他面前,他开始吓了一跳,以为李立三发现了他。后来他见李立三是摘野果子的,高兴了,趁李立三不防备,也没和身后的喽罗打招呼,就扑了上去。万没想到李立三也练过武功,结果呢,反被李立三摔倒在地,李立三趁势一枪打中他前胸。
李立三开枪后,怕有人打他主意,立即翻身倒地,小于听到了枪声,就是李立三放的,他见到的李立三倒地,也正是这一时候。这时候,那些喽罗见山主被打倒,便一拥而上,捉住了李立三,他们怕起义军大部队追了过来,绑着李立三,抬着孙英就往深山里跑,后来见孙英没了气,就丢下了悬崖,没想到孙英尸体被树枝挡住。小于看到的血迹和尸体,就是孙英的。
李立三被这些喽罗带到一座破庙里后,觉得口干得要命,便跟喽罗们要水喝。一个20出头的小喽罗给他端来了一碗水。李立三喝过后,觉得心里痛快了许多。这时天已黑,那几个喽罗倒头睡得死了过去,由给李立三送水的小喽罗站岗。李立三和他慢慢谈了起来。谈着谈着,小喽罗把内心的话都端了出来。原来这些人也都是受苦人,实在活不下去了,才当了土匪。李立三听了,暗自点头。
第二天,几个喽罗又押着李立三在山里的小道上走。休息时,李立三问:“各位兄弟,请问你们要把我押到哪里去呢?”
其中一个小个子说:“这你就不要问了,到时候你就明白了。”
李立三出了口粗气说:“可惜,实在可惜。”
那大个子问;“你有什么可惜的呢?”
李立三说:“我手中有一大笔财产,只是,我一离开,这财产就全完了。”
李立三这么一说,几个土匪站住了脚,说:“你说的这财产在哪里呢?”
李立三说:“就在汀州城里。”
大个子从头到脚打量了一下李立三,说:“你跟我们说实话,你在共产党里究竟是多大的官儿?”
李立三笑道:“要说小也不算小,要说大也不算大,万两黄金从我手中过,百万兵马我指挥。可在穷苦人面前,我又是条老黄牛。”
几个喽罗直着眼说:“你说句痛快话吧,你到底是个什么人?”
李立三说:“和你们一样,是个受苦人,在家里种过田,后来被财主们逼得活不下来了,才逃了出来,投了这共产党的队伍。”
那几个人听后,问道:“敢情你是到了共产党的队伍里,才发了财呀?”
李立三说:“共产党的队伍,是穷人的队伍,专打土豪劣绅,杀富济贫,为穷人撑腰出气。”
大个子考虑一下说:“共产党的队伍,能要我们吗?”
李立三懂得他们的意思,便说:“如果各位愿意参加共产党的队伍,我来引荐。如果各位要大洋,到了汀州,别的不敢说,5000元可以奉送。”
听李立三这么一说,几个喽罗动了心。那个大个子同其他几个一一商议了后,说:“我们也都是穷人,是逼到山上当匪的,在这山中为匪,也不知何年何月才是出头之日。不如同你一起,一刀一枪地干个事业,我们愿跟你到共产党队伍里干出名堂。”
李立三说:“那没说的,我一定引荐。”
当下,几个人给李立三解了绳索。之后,便随李立三一起直奔汀州。一路上,李立三给他们宣传了许多革命道理,直说得这些人连连点头,对参加共产党的队伍,更是信心十足了,经过两天的赶路,终于到了汀州。李立三没想到众人正为他开追悼会。
李立三叙述这段危险经历后,大家都为他庆幸。之后,李立三将那几个随他来的人编入了叶挺的部队。
李立三三次大难不死,大家都说他必有后福,向忠发也很迷信,认为李立三命大,便把一切权利都让给李立三,自己只当个空名了事。
但是,到了1929年11月上旬,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中共的实际领导者是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