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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李立三也是一位很有名望的领袖人物。他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为党的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当然，也曾犯过名叫“立三路线”的严重错误。
李立三1899年生，原名隆郅，湖南醴陵人，曾是毛泽东的“半个朋友”。
1915年夏，正在长沙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当学生的毛泽东，化名“二十八画生”，张贴《征友启事》征求志同道合之友。
第一个响应的是家住浏阳来长沙读书的罗章龙。那时的李立三叫李隆郅，从醴陵来长沙读中学，认识罗章龙。于是，罗章龙便把李立三介绍给毛泽东。
毛泽东的回忆是这样说的：
“我这时感到心情舒畅，需要结交一些亲密的同伴，有一天我就在长沙一家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和我联系。我指明要结交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我从这个广告得到的回答一共有三个半人。一个回答来自罗章龙，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接着又转向了。两个回答来自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青年。‘半’个回答来自一个没有明白表示意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听了我说的话之后，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就走了。我们的友谊始终没有发展起来。”
李立三说，他那时候“没有明白表示意见”，是因为他才16岁，又从小地方来到长沙，见识少，一下子答不上毛泽东的提问，所以只成了毛泽东的“半个朋友”。
李立三参加中共后，长期领导工人运动。1922年，他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
1923年，李立三任中共武汉区委书记。第二年任中共上海区委职委会书记。1925年他在上海一个工厂参加选举，李隆郅三字笔划太多，工人不好写，刘少奇建议他改名。恰巧迎面站着三个工人，刘少奇说：“就叫李三立吧！”李立三思索了一下说：“叫李立三吧！”从此他就以“李立三”这个名字传世。
这年，李立三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到苏出席赤色职工国际大会。1927的任中共中央工人部长、全国总工会武汉办事处主任，以后又兼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后来，他参加了南昌起义，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
1928年到1930年期间，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成了当时中共领导集团的“三驾马车”。
“八七”会议后不久，中共中央接到共产国际的电报。称苏联的十月革命纪念日将至，世界各国共产党都派团朝贺，要中共派团前往。
收到莫斯科的电文，中共组成了一个“中国工农代表团”前往朝贺。既然是工农代表团，自然要工农出身的人带队，这样，便选中了向忠发，又派李震瀛为向的副手。
向忠发和李震瀛于1927年10月来到莫斯科，向时年47岁，一副老工人模样。这时共产国际正打算在中共中央选派一名工人出身的领袖，向忠发的出现，使共产国际找到了合格的对象。于是，当向忠发和李震瀛参加了十月革命十周年庆祝会后，共产国际就又派他们到德国和比利时，出席“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理事扩大会议。向忠发不但在大会上作了关于中国革命的报告，还参加了组建在“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领导下的“反对中国白色委员会”。1928年2月9日至25日，向、李又出席了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会。斯大林和布哈林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斯大林和布哈林都接见了向忠发和李震瀛，听取了向、李关于中国革命的汇报，接着，又以联共代表团和中共代表团的名义，联合起草了《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由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通过。
由于向忠发得到了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接见，又得到共产国际的高看，顿时身价倍增。于是，在中共“六大”会上，当选为中共的第三位“舵手”。
对于中共的屡次失误，共产国际自身也进行了反省，最后，认为对中国革命的指导，还是不派代表为好，因为派了鲍罗廷，使中共犯了右倾错误，派了罗明那去，又使中共犯了“左”倾错误，便决定不派代表，而是要中共派两名代表去莫斯科，通过这两名代表指导中共的工作。
这样，张国焘、瞿秋白被留在莫斯科，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邓中夏、余飞、陆定一、王若飞也以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中国农会驻农民国际代表、中国共青团驻青共国际代表的身份，留驻莫斯科，中共的这些代表，组成了中共代表团。
共产国际声称不再往中共派驻代表，事实上没有做到，而且事隔不久，即又派了米夫前往。
向忠发担任了中共“舵手”，而实权却落在了李立三手中，并导致了中共继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路线之后更加“左”倾的路线。向忠发的大权为何旁落呢？而当时的李立三既不是政治局常委，也不是政治局委员，而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
说来很有戏剧性。
中共“六大”后，向忠发、蔡和森、李立三，先后回国，周恩来、项英、苏兆征因事留在莫斯科。
向忠发年近五十，理论水平低，工作能力差，本不适宜担此重职，完全是共产国际捧上去的。这样，中共的实权开始落在了蔡和森手中。
蔡和森“五四”运动后率一批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并组织工学互助社，因其在留法期间曾依靠一本字典的帮助，勤奋钻研攻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得到了“小马克思”的誉称。1921年，他在法国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被法国政府以宣传共产主义的罪名驱遂回国。年底在上海加入中共，中共“二大”至“六大”均被选为中央委员。1922年后主编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1925年参加领导“五卅”运动，同年冬，代表中共出席共产国际第五届执委第六次扩大会议。1927年回国，中共“五大”后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他具备领袖之才，不料他时运不济，回国不到半月，即被顺直省委的一些问题牵扯。接着，旧病复发，只得离开中央养病。不久，他又被指责为右倾而被撤销了政治局常委及中央宣传部长职，到了1929年1月，他奉命调至莫斯科，参加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
如此一来，中共的实权落到了李立三手中。
李立三在领导安源工人大罢工时，路矿两局头目为瓦解工人意志，买通当时的官报，登了一条消息，说李立三为罢工事到长沙，被湘省督军赵恒惕部捉住，腰斩于长沙北小门外。这个消息传到法国，旅欧的党团员们即在巴黎郊外的戈隆勃·卡纳莱·浦安特街39号的华侨协社内，为李立三举办了追悼会。
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李立三是总负责，“五卅”运动遭上海帝国主义走狗虞洽卿破坏后，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分子便撒开逮捕李立三的阴谋大网，8月的一天，李立三正在上海总工会执行公务，一个被开除会籍的工贼带着一群流氓冲进了办公楼，李立三从楼顶跳到邻家屋脊，躲到一位老太太家，之后，李立三从上海到了武汉。
当时武汉的吴佩孚政权为了杀死他，还雇用了江湖上飞檐走壁的刺客。
这刺客见李立三日夜与劳工谈话，知他是个正义好人，为他的行为所感，反而把吴佩孚要他刺杀他的阴谋相告，使李立三迅速转移。那刺客非常聪明，为骗吴佩孚，编了一个李立三被刺死的谎话。吴信以为真，次日就在报上登出消息。报上一登，工人们听说李立三遇难，悲痛万分，纷纷举行追悼会，悼念这位工人运动的领导人。
1927年8月1日南昌暴动后，李立三被指定为革命委员会委员兼任政治保卫处长、工农运动委员会委员、战时经济委员会委员等职，政治保卫处的主要任务是镇压反动派，负责筹款和运输等。保卫处里设立两个科，有一个连的兵力。直属起义军总指挥部领导。
这天，周恩来正与刘伯承、叶挺、贺龙等将领研究南下的军事计划。突然，张国焘闯进来。周恩来抬头一瞅，见张国焘脸上显出很悲痛的表情，惊问道：“特立，出了什么事？”
张国焘悲痛地说：“李立三牺牲了。”
周恩来又追问了一句：“哪个见到了？”
张国焘说：“他的贴身勤务兵，刚才赶到汀州，亲口对我讲的。”
周恩来立刻对门外的一个勤务兵说：“把李立三的勤务兵找来。”
一会儿，李立三的勤务兵来了，这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长得虎头虎脑，叫于柱儿。周恩来平心静气地问他：“小于，你们李处长怎么了？”
于柱儿眼含热泪说：“我们李处长牺牲了。”
周恩来问：“是你亲眼所见吗？”
于柱儿说：“是我亲眼看到的。”
于柱儿揩了一下眼泪，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
经过是这样的：李立三不是保卫着伤病员转移吗？从瑞金到汀州，全是山路，而且路上人烟稀少，到处是野草荒坡。这伤病员队伍，行动起来更加缓慢，一天也行不了四五十里路。
李立三身为保卫处长，既要负责行军事宜，又要负责伤病员的安全。行军第四天，走到一个叫黄蜂岭的地方，李立三接到报告，说有一个重伤员快死了，想见见他。李立三急忙赶到这个重伤员身边，一看，这个伤员和他老相识，名叫王长发，原是武汉汉阳兵工厂的工人，起义时当个连长，作战非常勇敢。李立三握着王长发的手，眼看这位勇敢的战友将要走了，他心里十分悲伤。过了一刻，王长发从昏迷中醒了过来，他轻轻睁开了眼，嘴唇动了动。李立三连忙伏在他耳边，难过地问：“长发同志，你还有什么话交待吗？”
王长发声音十分微弱，他用力颤动着双唇，李立三隐约听到他说：“采些野果带着……伤员们吃……”
李立三知道，因为喝田沟水，伤员们生病的太多，山里行军，有时连水也喝不上，采野果能救急啊！他淌着泪，感激地朝王长发点了点头。王长发已经再不能说话了，他轻轻晃了晃头，就慢慢合上双眼，李立三和同志们一起，将烈士的遗体抬到了路边的一个小山堡上掩埋。
安排好这一切，李立三和小于便追赶先头部队去了。
他俩走到一个山坳的时候，李立三看到树丛中，露出了一串串红红的山果子，王长发的话又在耳畔回荡，他便停住脚步，招呼小于：“咱们采点山果子带着吧。”
小于不让他去。
李立三说：“你脚上满是泡，在路边等我，歇下吧。”说着向树丛中走去。
小于坐在路边，等了一会儿，不见李立三回来。又等了一会儿，还是不见，他着急了，刚要起身去找，忽然听到李立三去的那个地方响起枪声。小于知道有了情况，他急了，三脚两步地朝那个山坡跑去。刚走了几步，一下惊住了，原来，他看见李立三倒在地上。
小于一路喊着，不顾一切地跑去，可是，当他到了那里一看，只见那红红的野果，乱撤地上，地上还有一摊血迹，再一看，人影没有。这时，掩埋烈士的那些勤务兵也都赶到了，大家听说李立三出了事，都很着急，顺着血迹寻找。找来找去，找到一个悬崖陡壁，没了路，再往下一看，只见从悬崖壁上生长出一棵树来，那树上挂着一具尸体。几个人站在悬崖顶上，看了半天，只能模糊地看出是个人。衣服和李立三穿得一模一样。
悬崖如刀切的一般，没有办法下去。大家望了一会儿，越看越难过，特别是小于，哭得死去活来觉得自己没有尽到保卫李立三处长的责任。既然李立三已死，几个人只好奔向汀州。
小于把情况说完，周恩来皱眉问道：“小于，这么说，李处长是什么人杀害的，还不知道。”
小于摇了下头说：“没看见。”
贺龙说：“不用问了，八成是遇到土匪民团，或是敌人的散兵。”
贺龙讲完，谁都不说话了。好一会儿，周恩来沉重地说：“我们党又失去了一位好同志啊。”他又对张国焘说：“国焘同志，开个追悼会吧，你来准备一下会场。”
张国焘若有所思地说：“立三拣了多少条命呀，那么多险情都一个个过去了，没想到竟这么窝窝囊囊地死掉了。”
那天，追悼会在长汀城中正德中学操场举行，除悼念李立三外，另外，还悼念南昌起义以来牺牲和病故的同志。由于一时找不到李立三等烈士的照片，便在围着黑纱的镜框里写上英雄们的名字，李立三的名字居于正中。
会场放着许多花圈，都是党政军各界送的。悼念会开始后，不少人痛哭失声，正当大家悲痛之时，不知谁惊喊一声：“李处长回来了！”
大家一看，果然是李立三走进追悼会会场。
他又黑又瘦，后面还带了十多个人，这些人都是农民打扮，周恩来一看李立三，激动地迎上去，抱住他的双臂，高兴地说：“立三，以为你牺牲了，正为你开追悼会呢！”
李立三哈哈大笑：“我到阎王爷那儿报了个到，阎王爷说南昌起义正需要你，你要立即赶回，我就又回来啦。”
当下，贺龙、刘伯承等人都走过来，问长问短，问他是怎样的遇了险。李立三笑着说出了一段故事。
原来，李立三正在摘采野果子时，忽然从树林丛中窜出个人来，一下将他拦腰抱住。李立三从小习过武术，就势一背，将那人摔倒在地，接着，掏出手枪朝那人开了一枪，没等他子弹再上膛，又过来几个人，一下就把他架走了，其中两个见被打的人到悬崖不远的小路时，中弹人已死了，那几个一合计，就将这中弹者的尸首顺悬崖扔了下去。
这几个人是土匪。领头的就是被李立三打死的那个家伙。这个家伙姓孙名英，带着十几个土匪，在黄蜂岭一带打家劫舍。黄蜂岭归江西管，为武夷山中的一个山头。这赣东的土匪，分别占着武夷山顶大小42个山头，统归武夷山主峰玉华峰山主紫面昆仑张道然总管。张道然平常是老道装束。干的却是土匪勾当。共产党“八一”南昌起义，队伍向赣南出发，江西省主席朱培德手下第一号参谋江开远，在朱培德耳边出了个主意：“主席，共产党要南下广东，途中必经武夷山，我愿凭三寸不烂之舌，给他共产党下道绊马绳，虽不能给他个全军覆灭，也能搅它个不安宁。”
朱培德往鼻子里抹了一撮鼻烟儿，说：“开远，你有什么法儿？”
江开远说：“武夷山玉华峰三清观中老道张道然，是我的结拜兄弟。张道然管着武夷山四十二峰的大小寨主，只要他发个帖子，这些大小寨主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要干。叶、贺叛军恰恰走的是这条路。我让张道然下个帖子，命令他手下四十二峰的山大王，抓叶、贺叛军中的头目，回头按捉到的官儿大小给赏钱，官儿越大，给的钱就越多。古语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些山中土匪，地形熟悉，又在暗中，定把叶、贺叛军搅个人心煌煌。”
朱培德听了，很喜欢，命江开远去玉华峰。
江开远很快见到了张道然，张道然立刻下了一道绿林帖子，要各路山主，捉拿共产党的官儿，而后按捉到的官儿大小给赏钱。也算是吉人天相吧，会昌之战以来，起义军改了行动路线，由瑞金转向东，踏上福建地面。这路上只经过一个黄蜂岭。那黄蜂岭的山大王孙英，打听到起义军路经黄蜂岭，就带着几个喽罗，埋伏在路上，妄图抓几个共产党的大官儿发财。
大部队走过时，他们见人多不敢动手，这些土匪见大脚的妇女们抬着伤病员路过，他们断定不会是大官儿，也没动手。只有李立三同勤务兵于柱儿单独地走来。孙英看李立三的模样、派头，断定是个官儿。
恰好两个人停了下来。孙英要动手，又见李立三要去摘野果儿，勤务兵小于脆生生地喊了句“处长”。孙英高兴，他对手下的喽罗说：“要把这个抓住。”说着，便悄悄地往路边儿移动。李立三却朝着他走来，而且竟走到了他面前，他开始吓了一跳，以为李立三发现了他。后来他见李立三是摘野果子的，高兴了，趁李立三不防备，也没和身后的喽罗打招呼，就扑了上去。万没想到李立三也练过武功，结果呢，反被李立三摔倒在地，李立三趁势一枪打中他前胸。
李立三开枪后，怕有人打他主意，立即翻身倒地，小于听到了枪声，就是李立三放的，他见到的李立三倒地，也正是这一时候。这时候，那些喽罗见山主被打倒，便一拥而上，捉住了李立三，他们怕起义军大部队追了过来，绑着李立三，抬着孙英就往深山里跑，后来见孙英没了气，就丢下了悬崖，没想到孙英尸体被树枝挡住。小于看到的血迹和尸体，就是孙英的。
李立三被这些喽罗带到一座破庙里后，觉得口干得要命，便跟喽罗们要水喝。一个20出头的小喽罗给他端来了一碗水。李立三喝过后，觉得心里痛快了许多。这时天已黑，那几个喽罗倒头睡得死了过去，由给李立三送水的小喽罗站岗。李立三和他慢慢谈了起来。谈着谈着，小喽罗把内心的话都端了出来。原来这些人也都是受苦人，实在活不下去了，才当了土匪。李立三听了，暗自点头。
第二天，几个喽罗又押着李立三在山里的小道上走。休息时，李立三问：“各位兄弟，请问你们要把我押到哪里去呢？”
其中一个小个子说：“这你就不要问了，到时候你就明白了。”
李立三出了口粗气说：“可惜，实在可惜。”
那大个子问；“你有什么可惜的呢？”
李立三说：“我手中有一大笔财产，只是，我一离开，这财产就全完了。”
李立三这么一说，几个土匪站住了脚，说：“你说的这财产在哪里呢？”
李立三说：“就在汀州城里。”
大个子从头到脚打量了一下李立三，说：“你跟我们说实话，你在共产党里究竟是多大的官儿？”
李立三笑道：“要说小也不算小，要说大也不算大，万两黄金从我手中过，百万兵马我指挥。可在穷苦人面前，我又是条老黄牛。”
几个喽罗直着眼说：“你说句痛快话吧，你到底是个什么人？”
李立三说：“和你们一样，是个受苦人，在家里种过田，后来被财主们逼得活不下来了，才逃了出来，投了这共产党的队伍。”
那几个人听后，问道：“敢情你是到了共产党的队伍里，才发了财呀？”
李立三说：“共产党的队伍，是穷人的队伍，专打土豪劣绅，杀富济贫，为穷人撑腰出气。”
大个子考虑一下说：“共产党的队伍，能要我们吗？”
李立三懂得他们的意思，便说：“如果各位愿意参加共产党的队伍，我来引荐。如果各位要大洋，到了汀州，别的不敢说，5000元可以奉送。”
听李立三这么一说，几个喽罗动了心。那个大个子同其他几个一一商议了后，说：“我们也都是穷人，是逼到山上当匪的，在这山中为匪，也不知何年何月才是出头之日。不如同你一起，一刀一枪地干个事业，我们愿跟你到共产党队伍里干出名堂。”
李立三说：“那没说的，我一定引荐。”
当下，几个人给李立三解了绳索。之后，便随李立三一起直奔汀州。一路上，李立三给他们宣传了许多革命道理，直说得这些人连连点头，对参加共产党的队伍，更是信心十足了，经过两天的赶路，终于到了汀州。李立三没想到众人正为他开追悼会。
李立三叙述这段危险经历后，大家都为他庆幸。之后，李立三将那几个随他来的人编入了叶挺的部队。
李立三三次大难不死，大家都说他必有后福，向忠发也很迷信，认为李立三命大，便把一切权利都让给李立三，自己只当个空名了事。
但是，到了1929年11月上旬，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中共的实际领导者是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