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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5月的武昌，已经进入了炎热季节。
国民党的军事委员会，此时就设在武昌。武昌是武汉最繁华的市镇，国民政府的大多数高级机构都设在武昌。
尽管天气炎热起来，蒋介石仍然一身戎装。近一个多月来，他的夫人宋美龄和他身边的其他人都发现，这位中国的最高统帅往昔一直阴沉着的脸上不时出现了笑容。
他们都清楚，这一切是因为有了“台儿庄大捷”和“徐州会战”。
中国军队接连取得两次胜利，日本天皇和大本营更加恼怒，决心集中在华的主要兵力进行一场规模空前的大进攻，以占领蒋介石在中原的大本营——武汉。
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不应过份高兴，因为又一场恶战迫在眉睫！
九省通衢的重镇武汉，似乎已经听到了隐隐的炮声。
蒋介石的脸上再一次布满了阴云，他面临任务是节节抵抗，守住阵地。徐州大突围已成为历史。
山雨欲来风满楼。整个武汉开始摇晃起来。
事实上，早在1937年12月13日，国民党军委会就在汉口拟定了《军事委员会第三期作战计划》，决定：“国军以确保武汉核心、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为目的，应以各战区为外廓，发动广大游击战，同时新构筑强韧阵地于湘东、鄂西、皖西、豫西各地，配置新锐兵力，待敌深入，在新阵地与之决战。”
军委会的这项计划基本体现了武汉保卫战的总体构想，即为保护武汉核心，利用第三、第五战区为牵制日军的最外防御层；次层为安徽全境，配置部分主力迟滞日军推进的速度；主阵地则选择在湘鄂赣边境和鄂豫皖边界。湘鄂赣边境有幕阜山、庐山、九宫山、鄱阳湖之险川，鄂豫皖边界则有大别山山脉作天然屏障。
军委会同时认为，这次武汉保卫战“固不能保我土地之不失，亦不妄冀歼灭敌人”，作战的主要意图是：“消耗敌人之力量，赢得我之时间，以达长期抗战之目的。”
应当说军委会的这项战略部署是正确的。
南京失陷后，华东战场上的中国军队大都残缺不堪，损失过重，当时南京到武汉之间的封锁线尚未构成，长江沿线空虚，显然气势正盛的日军有可乘之机。
不过，占据了上海、南京的华东日军并未乘胜沿长江西犯，而是选择了先北上津浦路，待华东、华北日军会师徐州、打通津浦路后再攻占武汉的战略。
1938年4月至5月间，日军大本营原指望在徐州一带发动会战、以期歼灭中国军队，可中国部队的漂亮突围打破了日军的最初构想，使之希望暂时落空。
恼羞成怒的日本天皇和日军大本营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他们决定提前投入武汉会战。5月19日占徐州后，大本营便命令华中派遣军，以3个主力师团沿陇海路西进，打算以主力由豫东平原和皖北地区直压平汉线，席卷开封、郑州，然后南下信阳，与长江方面投入的1个军会攻武汉，预计秋季结束战斗。大本营把攻占武汉、控制中原要地作为压迫国民政府的最大机会。
由此可见，日军把老本押在了武汉会战上。
1938年2月间，平汉线的日军就在做进攻武汉的准备，土肥原师团率先发动了对豫北的进攻，豫北中国守军为宋哲元第一集团军，其任务是利用豫北坚固的国防工事，阻止凶悍的日军南下。宋哲元所部在豫北有近10万大军，依据着坚固的国防工事，但面对日军一个师团的攻击，却“不问敌情、闻风先逃”。这与宋军“军气不振，官兵携眷而行者比比皆是”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是曾经声名大噪的宋哲元为了保存实力作为与蒋介石讨价还价的资本。当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上将斥责宋哲元何以不战而退，宋哲元竟声称：“应力求避免与敌决战，以免部队作无谓的牺牲。”在整个豫北战役中，宋哲元下达的尽是“全军为上”的命令，也就是说要保存部队，令部下不要全力御敌，稍事抵抗，便向后退。
宋哲元给自己划上了一个极不光彩的句号。之后，他被迫辞职，第一集团军的番号被蒋介石撤销。
1938年5月中旬，华北日军第十四师团二万余人，在师团长土肥原中将指挥下，凭借其优良装备和“武士道精神”，几天之内连克内黄、仪封、野鸡岗等要地，切断了陇海铁路线，兵临郑州和开封的东大门兰封（今兰考）城下！
日军此举，原为配合徐州会战，切断徐州中国军队西撤的道路，同时阻止第一战区军队增援徐州，却无意中酿成与中国军队第一战区的一场大战，并转变为武汉会战之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