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当、湖口等要塞相继失陷，九江失去掩护，形势岌岌可危。

军事委员会判断，南路日军将很快攻击九江。于是命令第九战区第二兵团总司令张发奎将军加紧布防，有效地阻止日军西进。

就在这个时候，1938年7月13日，苏联红军和日本关东军在中、苏边界上进行了激烈战斗，而且规模不小，双方都动用了上万人。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张鼓峰事件”。

张鼓峰事件的发生，迟滞了日军进攻武汉的步骤。蒋介石立即预感到，日苏发生磨擦，对中国战局，乃至世界局势都会产生较大影响，他当然希望日、苏开战，以便给中国战场减轻压力。同时，蒋介石还预料到，日本人暂时还不敢彻底跟俄国人翻脸，因为眼下日军的目标是全力打败中国，然后再抽兵他顾。

7月中旬，侍卫们向蒋介石报告：“周恩来将军求见。”

当时周恩来任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部长为陈诚兼任。周恩来的经历和他个人的魅力使他在国共两党里都享有极高的威望，蒋介石多次想把周恩来拉到国民党内，为己所用。

蒋介石忙说：“请进。”

互相寒暄一番，周恩来在沙发上坐好。他说，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非常关心武汉会战，希望在委员长领导之下，取得最后的胜利，蒋介石连说，谢谢，谢谢。

周恩来诚恳地建议，在目前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应适当变更和调整会战的兵力，周恩来的理由是：“明朝覆亡的教训之一，就是节节抵抗，节节溃退，把兵力都用在了第一线，没有在敌后留下一定数目的部队以牵制、袭扰敌人。我国既然准备持久抗战，就不应该动用所有兵力进行这次会战。具体建议用三分之一左右的部队正面对峙日军，其余部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或撤到后方，进行整训。”

蒋介石认为周恩来的建议很有道理，这些天来，蒋介石一直也在考虑这个问题。自6月中旬保卫大武汉开始后，与日军正面对峙的部队纷纷被日军击溃，安庆、马当、湖口等要地很快落入敌手，这么打下去不是个办法。送走了周恩来，蒋介石马上召集了高级军政人员会议，研究下一步的对策。最后，蒋介石指出：

“我军必须力求战而不决，要使倭寇深深陷入中国战场的泥沼之中不能自拔，最终将其拖垮击败。武汉会战的摊子已经摆开，除一些江防要塞之外，我军非于有利之地区，不能轻易与敌决战……”

军委会据此决定，只以原计划百分之六十的兵力进行保卫武汉的消耗作战，保留百分之四十的兵力作今后持久抗战的基础。第五战区和第八战区，根据这个原则，重新调整了兵力部署和战场。

陈诚按照军委会和蒋介石的决定，迅速将第九战区几十万大军重新作了相应的调整，将主力集结于鄱阳湖周围和庐山地区，准备利用这一带的有利地形聚歼日军，同时还能有效地保存力量，能打就打，打不了就撤。

因李宗仁患病住院，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暂时由白崇禧代替。白崇禧将军受命后，立即在商城设立了第五战区指挥部，将第五战区部队划分为3个作战兵团。

白崇禧另将徐源泉的第二十六集团军调到合肥以西，背靠大别山东麓作持久战，确保长江北岸。

“口袋”已经张开了，真正的恶战、大战还在后面。

将一切布置就绪后，蒋介石心里稍稍踏实了些。

由于“张鼓峰事件”的影响，7月20日以后，江南的日军第11军才摆开向九江进攻的架式。

九江防区归第九战区第二兵团总司令张发奎将军管辖。张发奎深知九江对于武汉会战的重要作用，他于7月10日匆匆离开武汉，14日抵达瑞昌，15日到达九江，当时部队虽已陆续到达指定位置，但阵地构筑，后方设施尚未就绪。张发奎分别召集会议，亲自布置并巡视指导，严令部下誓死捍卫九江。

张发奎1896年出生于广东省始兴县，199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开始了军事生涯，1921年成为孙中山广州大本营警卫团第三营营长。北伐开始后，他作为师长，率部参加攻打汀泗桥、贺胜桥等重大战役，有“铁军英雄”之誉。当时，著名将领叶挺就是他手下的团长。

“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发奎在南京面见蒋介石，激动地说：“今后中国的出路，唯有抗战之一途。”蒋介石当即口头答应，并许他“日后抗战充先锋”。

“芦沟桥事变”爆发后，张发奎义愤填膺，表示：“如果这次再不能对日作战，那么我决定入山为僧，今后永不问世事！”

“八·一三”淞沪会战开始后，张发奎任右翼军总司令，1937年9月16日，张发奎指挥部队与登陆的日军展开血战，击伤日本海军旗舰“出云”号，在淞沪抗战最困难的时候，他仍表示：“誓流最后一滴血，尽最后一分力，死守下去！”

如今，日军又即将攻到他的部队驻守的九江防区，张发奎这位当年的“铁军英雄”会怎么样呢？

他不由想起，1935年，他在游历美国时结识了一位名叫艾伦的医生。一天，艾伦请张发奎吃饭。席间，艾伦拿出作为其传家宝的可容半磅的酒杯，满满斟一杯白兰地，对张发奎说，张将军，如果你能干完这杯酒，我预祝你必能打败日本人。年轻气盛的张发奎，豪气勃发，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在九江守军司令部，张发奎一拳砸在桌子上，表明了他的决心。

冈村宁茨走马上任，由南京飞抵彭泽时，他的所属部队尚未集结到位，分散在各地，有的部队还远在日本国内，现在彭泽城只有波田支队是完整的，第一〇六师团只有师团指挥部和1个旅团2个步兵联队到达指定地点投入战斗。长江沿途被中国守军严密布雷，运兵船进展缓慢。

一行人分乘汽车和军马向彭泽奔去。沿途，到处散落着激战后的残留物。汽车在颠簸不平的沿江公路上遇上一队刚刚登陆的步兵纵队，一问，是第一〇六师团的第一四七和第一四五联队。路边的野炮阵地，炮身旁零乱地堆满了发射过的弹壳。

前线指挥部设在一座阔绰的宅院里。波田支队波田重一中将和第一〇六师团长松浦淳六郎中将与参谋人等和各队队长正在研究作战部署。忽报司令官到，慌忙敬礼迎接。

冈村宁茨一一还礼之后，仔细打量了这座院子。一路板着的脸露出一丝笑容。

“嗯，不错，就在这里吧。沼田副参谋长，击退了来犯彭泽的敌军之后，就把军司令部战斗指挥所设在此处。”

“是！”

“那么，我命令松浦师团长立即解决彭泽附近敌人，部队稍加休整，和后续部队一起准备立即投入攻占黄梅、九江！”

“是！”众将官齐声回答。

7月19日，冈村下达攻击令。日寇的魔爪叩响了武汉主阵地的大门。

7月23日凌晨1时，第一批日军波田支队，自湖口乘艇在海军舰炮掩护下登陆，即被国民党军预备第十一师截个正着。以快艇迎敌激战3小时。日军以报销十余艘汽艇代价强行登陆成功。中国军队立即将九江以上各重要水道划作雷区，紧急布雷。

就在这时，日军轰炸机飞临九江上空，向布雷艇凌空一阵狂轰滥炸。江水登时掀起数丈，满江浓烟滚滚，艇体弹痕累累，烈焰腾空。甲板上血肉横飞。守军将士满怀民族仇恨，冒死抵抗。中午，波田支队又分出部分力量企图占领鄱阳湖，守军寸土不让，给日军很大杀伤。激战至下午，预备第十一师赵定昌部伤亡惨重，被迫退往广西桥。第一二八师顾家齐奉命增援。还没到达指定位置，广西桥、马祖山已相继失守，第一二八师支援不力，溃往九江、星子。日军已深入到庐山北部。

是夜，日军第一〇六师团集结完毕从湖口到姑塘附近登陆，到达波田支队左侧指定位置。24日，波田支队与第一〇六师团会攻九江。守军预备第二师冯剑飞、第三师李玉堂、第十五师汪之斌、第一一五师陈公侠及预备第九师张言传分别在雅雀山、蔡家垅、普泉山及九江激战迎敌。翌日拂晓，日军发动总攻，驻守九江的李玉堂部立即陷入窘境，急求援军。劲旅第四军欧震部虽已匆匆赶至，但其任务是控制机动以防不测事态而未能投入使用。李玉堂只好孤军奋战。入夜9时，九江城垣被攻破，日军蜂拥入城，双方展开激烈巷战。26日上午7时30分，日军完全控制九江城，中国守军退守星子、牛头山一线。

九江战斗正酣时，第十一军最精锐之师团、稻叶四郎的第六师团西出潜山。7月24日，步兵第十一旅团今村支队突破了中国守军第一三五师苏祖馨防线，26日中午占领太湖，中国军队退往霸王庙、紫金山。

至此，武汉会战前哨战结束，冈战宁茨叩开了中国守军主阵地的大门。

九江丢失，张发奎将军十分痛心。1938年8月7日，他在总结九江失利的原因时说道：“一是交通线破坏过早，阵地未能预先完成；二是运输不良，兵站设施欠缺，在九江附近部队将近10万，因粮弹之补给，伤兵之后送，均无法实施，士兵空腹应战，伤兵呻吟道上，作战精神，顿形颓丧；三是军纪不良，民众逃亡。各部向九江附近集中时，因运输困难，沿途鸣枪拉夫，搜寻给养，不肖者且因强奸掳掠，军行所至，村舍为墟，满目荒凉，殆绝人迹，民众既失同情之心，军队且无振奋之气。如此而欲其奋勇杀敌，自不可能；四是联络不确，未能协同；五是警戒疏忽；六是将领间缺乏自信心，中下级干部多无力掌握部下……”

最后，张发奎在写给蒋介石的报告中，要求“拟请先予严处，以为溺职者戒”。

得到九江失陷的消息，蒋介石、陈诚一反常态，似乎很平静。

因为他们拿定了主意，要在九江附近的庐山地区歼灭这股凶恶的日军。 CHlmsASdhCyBt2i/fteM4nTKxIJDxpYznK+Ag5kNi8KXWWZq7m+jcz/bDKvypZ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