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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尽快成立和建设好“人民的中国”，根据1949年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西柏坡隆重举行。
会场设在西柏坡机关食堂，布置在食堂的南半截。食堂北半截则是会场服务、饮水和休息的地方。会场正面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的大幅画像，两边是以镰刀、斧头为标志，写有“中国共产党”字样的红旗。整个会场布置得庄严、朴素、整洁。
毛泽东穿着新棉衣，脚步稳健、满面笑容地走进会场主持会议。他宣布会议开幕后，周恩来即报告会议日程、到会人数等事项。
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央委员有：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林伯渠、林彪、董必武、李富春、饶漱石、李立三、康生、张云逸、贺龙、陈毅、周恩来、张闻天、蔡畅、邓小平、陆定一、曾山、聂荣臻、彭德怀、邓子恢、吴玉章、林枫、滕代远、张鼎丞、李先念、徐特立、谭震林、陈绍禹（王明）、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
参加会议的候补中央委员有：
王首道、邓颖超、陈少敏、谭政、程子华、王震、张际春、云泽（乌兰夫）、赵振声（李葆华）、王维舟，万毅、古大存、马明方、吕正操、罗瑞卿、刘子久、王从吾、习仲勋、刘澜涛。
列席会议的人员有：
李井泉、杨尚昆、安子文、胡乔木、李维汉、高文华、陈刚、刘少文、李涛、傅钟、杨立三。（一说廖鲁言列席）
中央委员中有10人，候补中央委员中有9人因不能离开工作岗位而未到会。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还有这次未到会的黄克诚四人是这次全会由候补委员递补为中央委员的。
为了迎接这次会议的召开，有关部门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这时，华北的战争还在进行，西柏坡百里之外便有国民党的残余部队。为保证会议的绝对安全，周恩来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
周恩来先找负责大会警卫工作的方志纯，要他汇报警卫工作的准备情况，并向他详细询问厂警卫力量的分布、警卫点的设置、出现情况的处理方案等。
周恩来问：“如果出现最坏情况，你们能阻击多久？”
方志纯答：“中央需要我们阻击多久，我们便坚持多久！”
周恩来望着他那信心十足的样子，以略带批评的口气说：“光有决心不够，要有切实的措施和精确的计算。”
周恩来考虑得非常周到、细致，不仅想到敌人从地上来，而且想到了敌人如从空中来、投下空降部队怎么办的问题。因为此时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对敌人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为此，周恩来设法从前方调来了几门高射炮，布置在西柏坡四面的山坡上。这些高射炮是东北野战军缴获的，来开会的不少领导人还饶有兴趣地观看了高射炮的操作表演。他们看后高兴地说，我们有了这种装备，敌机如果要来偷袭、轰炸，就可叫它有来无回了。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周恩来还就保卫工作向方志纯等郑重交代了三点，他说：“这次警卫工作很重要”，因此，“第一，要绝对安全；第二，要依靠群众；第三，要保密，但不要神秘”。
西柏坡的条件较艰苦，住房条件更差。原有的平房本来都住满了人。这一次开会，一下子增加了好几十位领导人，居住就更紧张了。为了保证来开会的领导都有床位，工作人员就设法在各房间里增加床铺，一个房间里能摆几张床就摆几张床。为此，工作人员又向参加会议的领导解释：因为这里住房条件差，所以住得挤，希望首长们谅解。
其实，来开会的人对毛泽东等五大书记居住条件的艰苦和简陋，早就看在眼里了，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毛主席还住那么一个小平房嘛，我们这样住，也就很好了。这比在红军路上住宿和在战壕里睡觉，已经强百倍了。”
在医疗方面，开会之前，傅连和黄树则等组织了医务组，给到会的领导人检查了一次身体。
会议召开之前，各地区各战场的党政军领导人陆续到达西柏坡。来到党中央所在地，他们个个兴高采烈，亲切握手，互致问候。不仅为久别重逢而高兴，更为战争的胜利而欣喜。短短几个月，打了三个最大的战役，消灭了150多万国民党主力部队，解放了大半个中国，全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已成定局，一个人民中国的建立已是指日可待了。对于献身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各位领导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值得高兴的事呢？
3月5日，七届二中全会正式开幕。
毛泽东在开幕当天作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报告。
毛泽东的报告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报告还强调了在革命胜利后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以后，国民党作战部队仅仅剩下100多万人，如何消灭这100多万反动军队、夺取革命的最后胜利？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了三种方式：
第一，天津方式。即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这是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毛泽东告诫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绝对不可稍微松懈自己的斗争意志。
第二，北平方式。这就是像解放北平那样，迫使敌军用和平方法，迅速地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第三，绥远方式。即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他原封不动或大体上不动，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等过一段时间后再将其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为了组织好这一胜利，特别是解决好新解放地区干部缺乏的问题，毛泽东再一次提出了要把人民解放军化为工作队的问题。他说，人民解放军是一个战斗队，但随着战斗的减少，工作队的作用就增加了。而且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有可能将使人民解放军全部地转化为工作队。必须把210万野战军看成一个巨大的干部学校。这样干部就够用了，广大地区的工作就可以展开了。
实行党的工作重心转移，是这次会议的一个重大决策。毛泽东在报告中深刻阐述了这个问题。
毛泽东说，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当然城乡必须兼顾，但是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经济、文化及外交斗争。
城市工作千头万绪，首先抓什么？毛泽东说：“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必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
毛泽东还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实际状况，提出了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基本经济政策。
他说，中国已经有大约10％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现代性工业的产值虽然还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0％左右，但是它却极为集中，最大的和最主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
毛泽东充分注意到，中国还有大约90％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而且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就其基本形态说来，还是和还将是分散的和个体的。但是必须通过组织生产、消费和信用合作社的途径，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因为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
关于中国私人资本主义工业，毛泽东说，它占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民主革命常采取参加或中立的态度，并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状态，因此在革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但对于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必须有所限制而不能任其泛滥。要从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几方面进行限制。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斗争的主要形式。
最后，毛泽东对新中国的经济形态作了概略的描绘。他说，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
对新中国政权的领导力量、阶级基础和这个政权的任务进行详细的阐述，是毛泽东报告的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
毛泽东说，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同时我们也要尽可能多地团结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必须克服对民主党派的关门主义态度或敷衍态度。我们总的目标和任务就是要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夺取革命胜利已经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那么如何巩固这个胜利呢？毛泽东高瞻远瞩，清醒地看到了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将要成为执政党，如何才能经得起执政的考验，是毛泽东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他没有忘记在延安时同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的一次谈话。
那是1945年7月初的一天，黄炎培慕名而来延安访问。毛泽东问黄炎培在延安的感想怎样。黄炎培谈了如下一段看法。他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韧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大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周期率。
黄炎培颇有感慨地继续说，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深表赞同地说，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三四年时间过去了，毛泽东始终没有忘记跟黄炎培说的“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这条新路。所以，他把胜利后的中国称为“人民的中国”，把各级政权称为“人民政权”，把国家称为“人民共和国”，把对新中国的管理称为“人民的统治”。总之，是要让“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除了“让人民监督政府”之外，毛泽东在这次全会的报告中又特别强调要加强共产党自身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给广大党员干部及时地打“预防针”，增强他们对“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免疫力，防止党员中出现居功骄傲，不求进步、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等可怕情绪。他特别告诫人们，革命胜利以后，我们的路程还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因此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深信，我们只要能禁受得住执政的考验，就不但能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为了防止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防止骄傲自满和以功臣自居的情绪，这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还具体作了几条硬性的重要规定：（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
代表们对毛泽东的报告进行了热烈而认真地讨论并作出了相应的决议。3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公报。
会议期间，毛泽东、周恩来还同彭德怀、贺龙、陈毅、邓小平等认真分析了战争形势，交谈了解放新疆、大军渡江等问题。
在七届二中全会的开幕式上，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童小鹏和电影摄影师程默，经得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批准，拍了不少照片，而且摄成了电影。但因当时无法冲洗，进北平后已不知去向，确实令人遗憾！
在革命转折关头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会议制定的路线及各项政策规定，不仅对迎接革命的全国胜利，而且对新中国的建设事业，都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它擘画的一幅幅瑰丽蓝图，激励和鼓舞着中国人民为打倒反动派、建设新中国而奋力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