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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光文，字文开，号斯庵，浙江鄞县人（今宁波），明朝故相文恭之后。少受家学，明经贡太学。明亡后，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沈光文投靠南明，与史可法一起抗清。不久福王被灭，他隐居普陀山为僧。1647年（顺治四年）桂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称帝，改年号永历，沈光文复明心切前住投效，被授予太仆寺卿。其时，郑成功据守粤、闽两省，沈光文奉鲁王监国入闽参与郑成功的琅江之战役，受到郑成功的礼遇。不久，清兵攻克福建省，降清的福建总督李率泰派人持亲笔信和银子，邀沈光文共事。沈光文当场将其信撕得粉碎，将银子退回，表明其反清复明的坚定立场。沈光文在福建失去依托之后，于1652年从金门搭船去泉州，打算返回故乡，不料船至海口围头洋遇台风，被漂流到了台湾宜兰县，后定居台南。1661年郑成功光复台湾，知其健在，大喜。以礼相待，并赐以宅田。沈光文遇到老友，又受到优待，创作激情高涨，写了一些歌颂郑成功驱荷复台的诗。可惜郑成功于光复台湾的第二年便病故，其子郑经即位后，沈光文因批评郑经，险遭杀身之祸。于是便隐居于目加溜湾，罗汉门，大冈山等高山族同胞聚居地，教书，创作，过着清苦的生活，直到1683年郑氏政权灭亡，沈光文才又活跃于文坛。沈光文在台湾生活了36年，于1688年病卒台湾，享年77岁。
沈光文之所以能成为台湾文学的开山人，被称为“海东文献初祖”，是由主客观条件决定的。他是最早移居台湾的大陆文人，台湾文学的白纸理应由他第一个写上诗文；他是个中华文化的饱学之士，带着中华文化的种子去台湾，又是最早的文学拓荒者，台湾文学的处女地上理应由他第一个播种。从主观条件看，沈光文为宰相之后，家学深厚，文化底蕴甚足，在大陆时期，他就是一个诗人，台湾的颠沛生活又为之提供了创作素材。再则，他反清复明的意志十分坚定，心怀渴望。这种意志和渴望，需要文学作品来表达。他成为台湾文学开山人的主客观条件是无人取代的。沈光文不仅是台湾文学界的开山人，而且是台湾文学史上第一个发起组织诗社，组织了第一个诗社“东吟社”的诗人。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沈光文与季麒光、华衮、韩又琦、陈元图、赵龙旋、林起元、陈鸿猷、屠士彦、郑廷桂、何士风、韦渡、陈雄略、翁德昌等14人以“爱结同心，联为诗社”的主旨，宣告成立了台湾第一个诗社“东吟社”。（先为“福台闲咏”，后更名。）这是开台湾文坛社团组织和文人有组织活动的先河。
沈光文的著作有《文开诗集》、《台湾赋》、《台湾舆图考》、《流寓考》、《草木杂志》等。这些作品中有诗、有散文、有考证，他对台湾文学的开创意义主要体现在其古诗创作方面。他诗歌的内涵和主题有这样几个方面：（1）表现其反清复明思想的。如：《慨赋》、《威胁》、《山间》。这些作品多以古代伯夷叔齐为榜样，宁可活活饿死于深山，也绝不降清的意志；（2）表现思念故乡的乡愁诗。如《思归》、《望归》、《赠友人归武林》、《望月》等。沈光文也是台湾乡愁诗的开创人；（3）表现其艰难处境和穷愁生活的。如：《夕飧不给，戏成》、《柬曾则通借米》等。不过这些诗常包含励志内涵；（4）描绘高山族的诗。如《番妇》。沈光文的诗的艺术特色是明朗通达，情感饱满，情景交融，浑然一体，擅于捕捉自然物和情感活动的交会点，不着痕迹的以物传情。如：“钱塘江上水，直与海潮通”，“故国霜华浑不见，海秋已过十年淹”等。沈光文的作品固然是祖国文学宝库中的宝贵财富，但他对台湾文学的开创意义，却远远大于其作品自身的意义。有了沈光文和他的作品，才有了台湾文学。他的诗友，台湾诸罗县令季麒光说得好：“从来台湾无人也，斯庵来始有人也；从来台湾无文矣，斯庵来始有文矣。”季麒光这段话是对沈光文在台湾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品的历史价值与意义最准确、最客观、最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