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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3年7月8日（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郑成功叛将施琅率水陆大军两万多人，战舰200余艘，从山东铜山开跋向澎台进发。经历澎湖大战，郑军大败，7月27日郑克爽向清军递交投降书。10月13日施琅进入台湾接受投降。1683年清军占领台湾。这是清朝时期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清军入台时，台湾人口下降至六七万人。1清朝统一台湾后，每年从大陆向台湾移民达10多万人，到1763年，台湾人口达666040人。又经过48年，即1811年，台湾人口便增至1901833人。从1683至1811年，台湾人口增加了180万。大陆的大批移民，为台湾带去了先进文化，增加了大批劳动力，为台湾的开发和垦植提供了生产力。台湾普遍的、大规模的开发还是清朝时期。这种经济、文化的进步带动了文学的发展。大陆台湾派遣大批文武官员。文官系统有：道员、知府、知县。最高文官为正四品。知县下设县丞、主簿、典史。武官方面有镇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等。台湾最高武官是总兵，正二品。雍正年间，台湾的驻军已达1.4万人。文官36名。各级官员三年或五年一任。那时，文武官员中有许多人是文墨之士。
如：姚莹、安徽桐城人，1808年进士，历任台湾知县、噶兰玛通判、台湾道18年。大兴教化，振兴文风受到称颂。后因抗英被英人报复，英人勾结清朝，将姚莹逮捕入狱，引起台湾人民激愤。后革职他任。姚莹著有《东溟文集》、《东槎纪略》等。姚莹的《台湾行》是描写台湾自然风貌和风土人情的。诗中有“长年暄暖无霜雪”，“男女赤足垂双环”的句子。他的《留别台中人士》一诗，既描写台湾物产丰富“独运天南数君粮”，又表现出“户口日增民利尽”，为台湾的未来担忧。表明姚莹是一个爱祖国、体民情的好官。
周凯，江西富阳人，1811年（嘉庆十六年）进士，1833年（道光十三年）任台湾道。因为清廉“甚获民心”。他关心人民疾苦和遭遇，诗中对灾情民怨有真切的反映。如“坐定问民疾，父老双泪流，谓遭去年旱，颗粒不得收”，“一字一珠泪”“归来不成餐”。他著有《澎湖行记》、《内自讼斋文集·诗集》。
徐宗干，江苏通州人，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进士，1848年（道光二十三年）任分巡台湾道。徐宗干任台期间，正值鸦片战争。他领导台湾人民建立《台湾绅民公约》，进行抗英活动，反对“习教成众”，反对“占地盖房”，反对“霸揽货税”，政绩卓越。徐宗干著作甚丰，有《红玉楼诗选》1卷，《信斋文集》21卷。
刘家谋，福建侯官人，1835年（道光十五年）举人，1846年任台湾学府教谕，他的作品有：《外丁卯桥居士初集》8卷，《东洋小草》4卷，词1卷，《开天宫词》2卷，《揽环集》18卷。其中最著名的是收录台湾掌故的《海音诗》2卷。刘家谋的《海音诗》是绝句一百首，描写台湾地理。历史、风土、人情、时事等内容。如写澎湖物产贫乏的诗：“一碗糊涂粥共尝，地瓜土豆且充肠。萍飘幸到神仙府，始识人间有稻粮。”该诗说明文字写道：“澎湖不生五谷，惟高梁，小米、地瓜、土豆而已”，是郑成功推广水稻，人们才吃上大米。
杨廷理，广西柳州人，曾任台湾海防同知、知县。1812年（嘉庆十七年）任噶玛兰通判。著有《东瀛纪事》、《噶玛兰记略》、《东游诗草》等。
范咸、浙江仁和人，1723年进士，1745年（乾隆十年）任巡台御史。任职两年期间与六居鲁合编《重修台湾府志》，并著有《婆娑洋集》和《浣浦诗抄》等，范咸的诗有咏史、有写人物、有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比较有意义的是反映当时台湾生产生活状况的作品。如《台江杂咏》、《再叠台江杂咏》、《三叠台江杂咏》等。诗中有这样的句子：“人非土著翻成庶，食有余粮到处盈。”“地瓜生处成滋蔓，土豆收时祝满盈。”这都是贴近下层劳动者的作品。此外，那时的移民诗人还有六居鲁、钱琦、朱仕玠、张之新、熊一本、何竟山、沈葆桢、周华仲、黄逢昶、杨桂森、杨二酉、夏之芳、李宜青、周钟瑄、庄年、赵冀、张际亮、张景祁、刘铭传等。这些诗人中张景祁的文学成就最大。他是浙江杭州人，1874年（同治十三年）进士，1883年（光绪九年）调台湾淡水知县。时值中法战争，他力主抗法。著有：《新蘅词》、《揅雅堂诗集》、《揅雅堂文集》等。其描写抗法战争的诗词“纪实抒愤、慷慨苍凉”，被近代词人谭献称之为“江东独秀，其在斯人”。
清朝时期的台湾，由于大陆漳、泉、粤三地大批移民，对台岛进行全面开拓垦植，由于自郑成功起狠抓教育文化传播，使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和繁荣。文学方面，明郑时期老移民文人逐渐衰老，清朝新的移民文人又大量涌入。不过接替老移民文人事业的，不仅是新一代移民文人，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一批生力军，就是第一批移民们的后代，即本省文人。经过郑成功政权教育培养，他们中的精英分子进入了仕途。1895年甲午战败，清朝政府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人民奋而反抗，他们中稍后崛起的伙伴在抗日战争中，大都亦文亦武成了捍卫祖国尊严，保卫领土完整的反侵略爱国将士。在整个清朝政权时期，台湾文坛便是处于移民文人和移民后代文入共生共存的合作期，也是由移民社会向本省人社会；由移民文坛向本省人文坛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涌现的本省文人中较著名的有：
陈辉，台南人，1738年（乾隆三年）举人。曾参与重修《福建台湾府志》和《台湾县志》工作，著有《陈旭初诗集》1卷。陈辉的诗，内容上真实地反映了下层百姓的疾苦。如《买米》一诗中写道：“一闻米价高，叹息谋菜妇。高堂有老亲，幼子尚黄口。”陈辉的诗乡土写实性很强，表现了诗人与下层人民的密切关系和对他们的深厚同情。
卓昌肇，台湾风山人，1750年（乾隆十五年）举人。长期担任书院主讲，著有《栖碧堂全集》。卓昌肇创作了许多风景诗，如《凤山八景》、《鼓山八景》、《龟山八景》等。大量风景的塑造和描绘，是诗人热爱乡土心情的投射。
章甫，台南人，1799年（嘉庆四年）贡生，著有《半崧集》6卷。章甫有学问，有才情，诗作常有独创与超人之处。有人评价其诗曰：“上祖风骚追汉魏，集成直欲纲三唐。”
黄靖泰，台湾凤山人，武官六品，最高职务参将，戎马生活30多年。他的诗气势雄浑，语言豪放。他的作品既有五言，也有七言，以七言见长。如《九日登八卦山》“海色天容一镜描，仙风拂拂袂飘飘。千秋醉把龙山酒，七字吟成鹿港潮。地势长蛇宜据险，民情衰雁怕闻谣。太平须悟边防重，半壁东南翼圣朝。”因为诗人是武官，他的诗作便以国防和军事价值评价山水。
陈肇兴，彰化县入，1858年（咸丰八年）举人。他是武官出身，参加过1862年至1866年的“戴春潮事件”平叛战争，诗中常写到此事。他的著作有《陶村诗稿》8卷，诗作中《由港口放洋望海上诸屿，寻台山来脉处放歌》一诗，写得十分精彩，表现了大陆和台湾的母子关系。该诗写道：
“鼓山如龙忽昂首，
兜之不住往东走。
走到沧海路已穷，
翻身跳入冯夷宫。
之而鳞爪藏不得，
散作海上青芙蓉。”
该诗是描写台湾与大陆关系的诗中佳品。诗人将福建的鼓山比龙头，龙身向东，深入台湾之后，龙爪散开变成了台湾澎湖等海上的岛屿。诗的气派之大，想象之奇，形象之美，比喻之贴切，均不多见。
曾曰唯，台南人，著有《半石居诗集》1卷。蔡迂兰，澎湖人，当过知县，著有《惕园诗文集》等。陈斗南，台南人，著有《东宁自娱》1卷。陈维英，淡水人，著有《太古巢联集》、《偷闲录》、《乡党质疑》等。陈震曜，台南人，著有《小沧桑外史》4卷，《风鹤余录》2卷，《海内义门》8卷及《诗》1卷。郑用锡，新竹人，著有《北新园全集》。林占梅，新竹人，著有《潜园琴余草》。郑用
，新竹人，著有《静远堂诗文集》等。施士洁，台南人，著有《后苏龛合集》。汪春源，台南人，著有《柳堂诗文集》。吴德功，彰化人，甲午战争期间任台中县甲正局管带，为抗日先驱。著有《戴案略记》、《施案略记》、《让台记》、《瑞桃斋诗稿》和《瑞桃斋诗文稿》等。王竹友，新竹人，著有《台阳诗话》、《如此江山楼诗存》等。《台阳诗话》不仅是王竹友的力作，也是重要的古体诗词的评论集，上下两卷，论诗150余家。论述平实，评判中肯，并能探索各重要诗人的流派和师承，具有较好的学术价值。胡南溟（殿鹏），台南人，著有《南溟诗抄》、《大冶一炉诗话》，胡氏有“狂士”之称和“胡天地”之誉。他的长诗《黄河曲》、《长江曲》、《湘江曲》、《曲江曲》浩瀚汪洋，自由驰骋，将祖国河山的壮阔形貌显于笔端。如《黄河曲》中写道：
万迭山泉动地鸣，
化为无数小列星。
列星岔涌成海水，
海水撼山山尤崩。
车马连岗卓驰骤，
波光摩荡走春霆。
群岩积石擎天立，
势如奔涛万里经长鲸。
胡南溟的诗，为台湾古诗中一奇。谢颂臣，台中人，为丘逢甲部下抗日将领，著有《小东山诗集》，诗中充满忧愤之气。
由上述简单列举的诗人和作品，可以清楚地看出，清朝时期台湾文坛的特点是：（1）大陆去台的移民文人和台湾出生的文人，大体上是各一半，创作成就也旗鼓相当。此时的台湾文坛是由移民文人和台湾出生的文人两根梁柱支撑，缺一不可。这表明台湾文学处于一种由移民文学向台湾文学的过渡和转型期；（2）此一时期台湾文学创作题材有了很大的变化。由于1895年甲午战败，日本入侵台湾，两岸人民并肩抗日，诗的题材由一般地表现民生疾苦和自然风光，转向了抗日爱国题材。诗的风格气度由柔美转向激愤悲壮；（3）此一时期两岸文人开始了互动交流。虽然从数量上大陆来台文人仍占着绝对优势，不过，台湾生长起来的文人往内地作官、访游的越来越多。如：
李望洋，宜兰县诗人，于1872年至1885年间赴甘肃省任知县、知府等职。他的《西行吟草》就是描写甘肃和表现内地生活的。
施士洁，1895年内渡，游晋江、泉洲、厦门，任同安县马巷厅长，并入厦门“菽庄吟诗社”为同仁。他在台湾诗坛享有盛名，连雅堂在《台湾诗乘》中写道：“光绪以来，台湾诗界首推施澐舫，丘仙根二公。”
许南英，台南人，著有《窥园留草》、《窥园词》。1895年内渡福建龙溪，并在广东任职，曾入厦门“菽庄吟诗社”为同仁。这个时期内渡的台湾文人还有：安平举人汪春源、嘉义举人罗秀蕙、淡水举人黄宗鼎、彰化县进士李清奇、台湾县进土叶贵随、台中文人林痴仙、台中文人谢颂臣。以及台湾文人：丘逢甲、陈浚芝，黄颜鸿、郑鹏云，林鹤年、林尔嘉、林景仁和林景商等先后到过大陆。这些人或为官，或游览，或定居，在大陆期间均创作了不少作品；（4）那个时期两岸文学、文人的互动交流和如今的互动交流内涵有所区别。那时台湾刚刚开发，移民和原乡联系极为密切，亲戚故旧的关系、辈分清晰可数。移往台湾省并未将自己看作是台湾居民，在他们心目中，返回大陆就是回老家，如在异地生活的不好，可随时返回原乡。如丘逢甲、许南英在台湾抗日失败，无法立足，便返回原乡定居。那时台湾人和大陆人的界定并不明显，人们心目中惟有我是中国人的概念，台湾人的概念在人们心目中非常淡漠；（5）这个时期两岸文学交流互动中，大陆的许多文学大家、名家来到台湾，尤其是一些革新派失败后，在大陆无法立足，而来台湾逃难或省亲讲学者大有人在。他们中如：章太炎，在台湾任报社记者。梁启超，1911年2月28日至3月13日游台。谭嗣同，两次去台湾，第一次去台是1889年5月。康有为将其孙子康葆延交托台湾学生张汉文处避难定居，前不久才从台湾文化大学退休。林琴南也先后两次寓台。首次寓台时间为1867年，第二次寓台时间为1878年10月，曾在淡水居住三年。这些大家、名家，到台湾居住和创作，对台湾文学的发展有所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