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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们在国外的外交活动有时候和他们夫人的工作往往是相辅相成的，一个出色的夫人所做的工作有时候甚至比大使本人更得力。这是因为有些场合是夫人们显露身手的地方，而这些场合的一些很微妙的工作是大使们本人并不方便出面去做的。
当年，陪同黄镇大使一道出使法国的朱霖夫人在协助黄镇大使的工作时，就表现得非常出色。她的夫人外交路线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
1964年6月2日，大使及其他中国外交官到达巴黎后，法方很快安排了大使呈递国书。6月18日，朱霖同志去爱丽舍宫拜会戴高乐夫人。在此之前，朱霖同志为了在拜会时做得比较从容，她总结了过去作为夫人工作的经验，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伊冯娜·戴高乐夫人在法国很受大众尊重。一见面，戴高乐夫人就给朱霖同志很好的感觉，朱霖同志在她后来的回忆中这样写到：“（戴高乐夫人）热情诚恳，平易近人，真是一位忠厚长者。”
她站在门口迎接前来拜访的朱霖同志和翻译同志，寒暄之后，朱霖同志首先说：“今天是6月18日，23年前的今天（1941年6月18日）戴高乐将军在伦敦发表了‘自由法国’的宣言，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我来拜会夫人，也是表示对戴高乐将军的敬佩，他使法兰西民族复兴，从法西斯的铁蹄下解放出来。”
戴高乐夫人没有想到朱霖同志对戴高乐将军的光荣历程了解得这么清楚，非常高兴地说：“啊，你们还记得呀，是的，那时候真是很困难。”
接下来的拜会中，她们就中法两国建交表达了彼此的欣喜之情，她们还一道回顾了周总理以及其他革命家曾经在法国留学参加革命的历史。朱霖同志知道戴高乐夫人在为法国儿童和残疾人谋福利等方面作了不少工作，夫人深有感慨地说，她有一个残疾女儿，不幸夭折，为了纪念死去的女儿，她应该为儿童出些力。
最后，朱霖同志非常谦逊地对戴高乐夫人说，自己初来法国，人地生疏，并请她多多帮助，夫人含笑点头应允。
快要离开的时候，朱霖同志将带来的一块中国绸缎和一条手工做的披肩送给夫人，夫人接过礼品，十分喜爱，对中国古老的文化赞不绝口。
过了些日子，大使馆接到总统府的通知，戴高乐夫人要回访黄镇夫人，每年派到巴黎的各国外交使节数目非常多，几乎绝大多数国家的使节夫人都会去拜会戴高乐夫人，但能够得到夫人回访的却不多见。这既是中国对法国重要性的一种表现，但同时也是朱霖同志在和戴高乐夫人的相处中礼貌周全、气度娴雅留给了她很好的印象使然。
于是，使馆里便为夫人的来访作起了准备，朱霖同志在使馆内以富有浓郁的东方文化色彩的食品和茶点招待了夫人。两人在一起交换了很多关于东西方文明的看法，两人为自己的丈夫都是将军感到自豪，并都表示自己的丈夫对对方的丈夫流露出英雄相敬、惺惺相惜的情怀。夫人对使馆内陈列的中国的古董和手工艺品赞不绝口。
这次会谈，在西方各大报纸刊物上都成为重要的新闻，因为，戴高乐夫人确实是不轻易回访他国大使夫人的。
拜会戴高乐夫人后，朱霖同志开始有计划地对法国高级官员夫人、妇女界名流和驻法使节夫人进行工作。
法国作为一个西方大国，与世界各国几乎都有外交关系，当时驻巴黎的外交使馆就有120多家。法国政府关于各国使节到巴黎后是否拜会总统、总理、部长的夫人以及夫人们是否应回访都有一定规定，原则上，大家都不太多走动，互相往来并不很多。但朱霖同志想得比较远、比较全面，她觉得中国刚刚步入西方外交界，彼此双方都需要多加了解，尤其是中国，更加需要了解西方，同时也让西方了解新中国，她想趁法国的中国热潮大力地向西方宣传中国，增进相互间的了解。于是，她对议长、总理和一些主要部长夫人，主动要求一一拜会。
在这些拜会中，许多夫人都是在自己家里准备了丰盛的茶点，热情接待，有的叫自己的女儿当招待员，有的带领参观她家所有的房间，介绍家人见面，体现出浓郁的家庭温情和人情味。巴黎市长和财政部长夫人是在丈夫的办公室里接见的，她们一再解释说：“法国还不是每个官员的家庭都能接待客人，请谅解。”
除了同这些夫人们拜会以外，朱霖同志也有选择地拜会了一些妇女界领袖，她先拜访了戴高乐派的德·李普考夫斯基夫人和德沃夫人，还拜访了法国前任总统密特朗的妹妹，她们当时还处于反对党地位。
在朱霖同志拜会的这些夫人当中，德·李普考夫斯基夫人是值得一提的。在德军占领巴黎时期，这位夫人的丈夫是巴黎抵抗运动地下组织的领导者，被德军逮捕处死，当年，她也是抵抗运动成员，机密文件就藏在她房中的竖琴里，敌人搜捕时没有发现，她才幸免于难。
在朱霖同志拜会的其他领导人的夫人中，有许多人都对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她们对中国的美术、工艺品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对中国文化有着极大的热情。在同朱霖同志的交往中，她们了解到许多关于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变化，她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世故人情都想了解。朱霖同志就尽自己所了解的一一向她们作答复，每当朱霖同志向她们解释完一个问题之后，她们便惊讶地说：“原来是这样！你的话使我们学到很多东西，明白了很多道理。”
除了与法国国家一些上层社会官员的夫人们会见外，朱霖同志还对其他各驻法使节的夫人进行了拜访，效果同样是显著的。而且，朱霖同志还有意地选择了一些尚未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的使节夫人们见面，和她们交换意见。一些夫人在和朱霖同志交谈后，纷纷表示要将中国的情形向国内进行宣传。在马达加斯加使馆，朱霖同志前去拜会时，大使亲自出面接待，他对新中国说了许多赞美的话，并说：“我的祖父曾支持过华侨的进步斗争，我回国后将向外交部建议与中国建交。”大使夫人是法国人，也很热情，她说：“中国解放后取得了巨大成就，中法建交是好事，非洲其他国家也应与中国建交，使世界各国正确了解中国。”
朱霖同志的夫人外交路线可以说是非常成功，她通过这样的方式同她们建立了友谊，到1971年，我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恢复之前有十几个国家在巴黎同我国谈判建交。这些成就的取得，与朱霖同志平时所作的一点一滴的友好工作大有关系。
1967年元旦，爱丽舍宫洋溢在一片欢乐的节日气氛之中，戴高乐总统夫妇在这里举行新年招待会，黄镇大使和夫人朱霖同志应邀出席。当时，国内“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毛主席的“九·九”指示“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也传达到了驻法大使馆，于是，一场大革命从北京闹到巴黎，使馆的女同志们赶忙将自己的旗袍藏了起来。
应邀参加新年招待会的朱霖同志自然也无法例外，她就穿着女干部的服装前往爱丽舍宫。
当天，戴高乐总统夫妇站在大厅门口，外交使节一个接着一个，出席当天新年招待会的大部分外交官都穿得衣冠楚楚，夫人们平时就珠光宝气，这种正式热烈的场合自然更加刻意打扮，力求美轮美奂、尽善尽美。这样一来，在花花绿绿的人群中，身着军干服的黄镇和一身首都服的朱霖同志就显得十分惹人注目。所以，轮到黄镇夫妇同总统夫妇握手贺年时，电视、广播、报刊记者好几十人纷纷用猎奇的眼神注视着这两位在人群中显得格外与众不同的外交人员，闪光灯不停地闪烁，电视镜头不断地转动。
第二天，报上登出大幅照片，报道说：“中国正进行‘文化大革命’，中国大使夫人穿着‘文化裤’来了，爱丽舍宫有史以来第一次接待一位穿着裤子的女人。”
在这次新年招待会上，戴高乐夫妇再一次表达了他们对中国的美好感情以及他们希望有一天能踏上中国的土地，亲眼看一看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