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文学的真正兴起是在1927年以后。

这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代。北伐战争胜利，代表旧势力的军阀被打倒，代表旧文化的国粹派，也开始放弃香港这个避居的堡垒。国内的新文学运动已经蓬勃发展，“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太阳社”以及其他社团的文学作品，渐次输入香港，对于香港文坛和文学青年产生了强烈的震撼。

当然，从内因来说，这种现象的出现也不是偶然的，它在香港早期文学发展历史上，是一种必然性的结果。由于从20年代初期到中期出现了那些值得注意的变化，文言文、旧文学从处于正宗的统治地位，逐步向文白共处、新旧并存转化，从而开始了文言文与白话文消长、交替的过渡阶段。这种情形一直到1927年以后，香港文坛走出文白消长和新旧交替的浑沌过程，才开始呈现出实力对比的明显变化。

1927年2月，鲁迅应邀从广州到香港，在香港青年会作了两次演讲，题目分别为《无声的中国》和《老调子已经唱完》。鲁迅的演讲，一方面抨击了封建主义的愚民政策，它使得大家用的是难懂的古文，讲的是陈旧的意思，大多数人听不懂，这等于无声。他主张现代人应该说现代的、自己的话，变无声的中国为有声的中国。另一方面，鲁迅对外国人利用中国的旧文化，去奴役中国人民的用心，毫不留情地予以揭露，指出这种老调子也该唱完了。鲁迅对于“五四”文学革命的内涵和意义作了通俗的解说，指出这是一场文学革新、思想革新和社会革新的运动。

鲁迅的演讲，引起了香港当局和封建守旧派文人的恐慌，他们先是“派人索取入场券，收藏起来，使别人不能去听；后来又不许将讲稿登报，经交涉的结果，是削去和改窜了许多”。但是，香港青年对于鲁迅的演讲还是极为欢迎的，并且反应热烈。鲁迅回到内地后，写了《略谈香港》、《述香港恭祝圣诞》和《再说香港》三篇文章，表达了他对香港新思想和新文学发展的关注和信心。

鲁迅在香港的活动，对于已经初步接受了“五四”新思潮和新文学熏陶的香港文学青年来说，是一次极为深刻的启迪和有力的促进。同时，对于正处于文白消长和新旧交替过程中的香港文坛来说，其实力对比的变化也由于鲁迅的热忱鼓励，更展示出可喜的进步，从而使得香港文坛终于能够冲破旧势力的阻挠和多年的黑暗，迎来了1927年的香港新文学的兴起。

反映出香港新文学的兴起的标志，可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1）报纸副刊展现出新文学的气象。从1927年开始，香港报纸差不多每一种都辟有一个新文学副刊，纯粹登载新文学作品。这里面有《大光报》的“大光文艺”副刊；《循环日报》的“灯塔”副刊；《大同日报》“大同世界”副刊；《南强日报》的“过渡”副刊；《华侨日报》的“华岳”副刊；《南华日报》的“劲草”副刊以及《天南日报》的“明灯”副刊等等。

报纸副刊向着新文学转化，这在当时的香港可以说是一种大幅度的转向。根据贝茜的回忆，在这以前的报纸副刊，每天登载的都是“未刊完的古旧作品”，“新文学要想从其间不必说占一个地位，就是透一丝气也非常的难”。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大半是报纸方面为着适应一般小市民的兴趣的要求”。而后来报纸副刊所发生的变化，除了那一时期在“政治上是个兴奋局面”，此外，国内革命形势的高涨，使得“香港青年的精神上是感着相当的震撼。把这冥顽不灵的社会中青年的醒觉反映于事实上的，是新的追慕和旧的破坏，而直接表现出来的正是变化”。这样，觉醒的香港青年表现在文化方面的行动，便是在报纸副刊上发表新文学作品，这就造成了报纸的副刊向着新文学转化的崭新的局面。

（2）第一本新文学杂志《伴侣》创刊。这一时期，香港的报纸副刊致力于提倡新文学，显得颇为热闹。然而，一个纯粹的新文学刊物依然没有。直至1928年8月，才出现了被称为“香港新文坛第一燕”的《伴侣》杂志。《伴侣》的问世，对于香港新文学的历史，无疑是刻画了一个新的标志。这既是一本纯文学杂志，也是香港第一本纯白话文刊物。它遵循的是通俗文学路线，具有都市文学色彩。该刊同仁在一篇文章中说：“在能力尚弱的我们，对于大众所需要的通俗文学的建设上，也想效点绵薄的微劳的……这一条路是中国文艺一条新的出路，从事文艺的朋友部应该分任点开筑的责任。”该刊为半月刊，由张稚庐主编。刊物发表了沈从文、胡也频的小说，沈从文当时以“甲辰”为笔名发表了小说《居住二楼的人》。该刊还培植了香港第一批新文学作者，如侣伦、张吻冰、岑卓云、谢晨光和陈灵谷等。《伴侣》曾通过征文形式出过两个专号：一是“初吻专号”，文章写的全是青年人的初吻经验；一是“情书专号”，发表了一批情书，酸甜苦辣。无所不有，全是出自情男情女的手笔。《伴侣》由著名画家司徒乔作插图。可惜到了1929年1月，这份纯文学杂志只出版了8期，便因销路不佳、经济拮据而停刊。《伴侣》的停刊，从另外的原因看，则是由于刊物的起点较高，尽管插图优美，文字轻松，“但从当时香港一般家庭的文化水平，是未必能接受的”；同时，由于刊物的“起步点亦是香港新文比的起步点，在这个起步点，是没有足够的读者来支持的”。

和《伴侣》同时期或更早一些时候出版的刊物，还有从广州移植来的《字纸篓》和本港出版的《墨花》。前者内容杂乱，倾向低级趣味；后者内容亦不纯正，只是几个以办刊物作消遣的有闲文人的玩意儿，这两个刊物对于新文学都无甚功绩。

（3）第一个文学社团“岛上社”诞生。《伴侣》停刊后，其作者由于思想接近，志趣相投，在精神上形成一种默契，于是组织了一个新文学社团——“岛上社”。其名称由陈灵谷想出，他当时从广东海丰来港，感到寂寞，于是便借小说来发泄他的牢骚。

“岛上社”成立后，最早的活动，是1929年春季着手编辑一本名为《岛上草》的同人作品全集。当他们把书稿寄到上晦，由于上海的书店尚在筹划中，无法出版，《岛上草》于是胎死腹中。书稿中的作品，就分别交给香港的新文学报刊去发表。“岛上社”的成员还在香港《大同日报》副刊上编辑了一个定名为“岛上”的周刊。不过，“岛上社”在香港打的最响的一炮，是1929年9月创刊的纯文学刊物《铁马》，由张吻冰主编；内容仍以小说，散文、诗歌为主。该刊由于缺乏经济后盾的支持，只出版一期便停刊。

《铁马》停刊后，香港的文学青年并未停止对文学事业的追求，于1930年4月又自费出版了文学杂志《岛上》，也只出了3期因缺乏财力而停刊。

刊物的相继停刊，经济当然是一个方面的原因，而顽固的封建文化势力所维系的社会环境，也使得追随新思潮新文学的香港青年在现实面前连连碰壁。鲁迅当年到香港演讲时就形容道：“钉子之多，不胜枚举。”也正如侣伦所说：“主要原因是缺少了容许它们生存的社会环境。”尽管，香港的文学青年面对恶劣的社会环境左冲右突，勇敢顽强地追求，同封建旧文学旧文化势力作斗争，然而，由于新文学处于草创时期，思想准备和经验都是不足的，这就难免使得刚刚兴起的香港新文学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消沉。 DlyoQdi5uftnu8E5Nt8lUJVccDes+rwNDRJlGMyc5VcvsGd3Oon9hfSKOHoRCv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