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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诗人彭耀芬是香港文艺青年中的佼佼者，他在战时的香港诗坛发表了不少作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在一首诗中高歌道：“为了整个民族／我应该把血流尽／为着整个国家／我们不愿意生还／今天，我为国家加强生产／明天，我去流血的战地／同志，你是勇敢的，／就明天我和你在一起，／我们不死／鬼子休想活啊！”尽管诗歌的艺术技巧尚嫌不足，口号式的倾向还很明显，然而洋溢着一种抗争的情绪。
彭耀芬的另一篇发表在1941年12月《文艺青年》第10、11期合刊的《给“香港学生”——给殖民地根下的一群之一》，则表达了对于香港青年学生的希望：
你在物质的乐园中
豢养了你傲慢的习气
你的生活永远在没规则的线上爬行
你一天的功课，除了“格线”式的教条
画几个修整的图案表
你便是假效泰伦鲍华的动作
和你的恋友唱一首《爱之歌》
……
今天晚上，你回去再把历史重温一遍吧
你读了那些有红线条的
你该好好地记在心上
该有几多页是叙述出了学生运动的光荣史？
那么，明天你便晓得怎样生活
晓得怎样学习和斗争
看吧：殖民地的萎靡教育
将以二十万双手来粉碎
这首诗把当时一些青年学生失落的灵魂作了亮相，目的在于拯救那些被萎靡的教育扭曲了的性格。诗人由此而希望他们能够战胜内心的焦灼，走向关注现实，关注民族斗争的战场。
战时的香港，其新文学的创作刚刚从萌芽走向独立，由于南来作家的主阵，原先比较活跃的一些文艺青年纷纷退却，致使在30年代后期至抗战胜利前夕，香港本地的作家的创作处在了一种休眠状态，这种状态在战后的香港文坛也依然存在着，对于这种情形，从一个方面说内地南来的著名作家，在整体的意义上是提升了香港文学的水准；然而从另一方面看，内地南来作家的创作在香港本地作家的眼里，又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客观上使他们胆怯而转移到另一些领域。比如战前开始创作的黄天石，这时改用杰克的笔名在《大光报》写流行小说。张吻冰以“望云”之名写的流行小说《红巾三月》，成为香港小说第一次改编为电影剧本的先例。而岑卓云也改用“平可”的笔名，在1939年的《工商时报》和《大光报》连载流行小说《山长水远》和《锦绣年华》。由此看出，香港本地原来的那些比较活跃的作家，在内地南来作家的主阵之下，在正统文学的边侧开了一条生路，即在通俗文艺方面得到了某些发展。这种情形，到了抗战胜利，还一直延续。甚至，望云和杰克的流行小说，竟一直延续到60年代。这可以说是香港文学史上一种独特的现象。
当然，也有一直在香港本地坚持正统文学创作的作家。如侣伦，早在1930年，他写的小说《伏尔加船夫曲》就获得了上晦《北新杂志》“新进作家特号”征文第二名。1935年，他又在上海《中华日报》发表短篇小说《超吻甘》。1941年，他的小说集《黑丽拉》由上海中国图书公司出版。香港沦陷后，他创作了中篇小说《无尽的爱》、《残渣》、《永久的故事》等，直到1948年，创作了一部极有影响的长篇小说《穷巷》。侣伦无疑是一位坚持在正统文学领域里辛勤耕耘的香港本土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