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望舒

戴望舒（1905—1950），原名戴朝寀，又名戴梦鸥，笔名林泉居，原籍浙江杭州。20年代中叶就在诗坛初露头角，到了30年代成为极具影响力的“现代派”代表诗人。其早期诗作受法国象征诗派影响较深，致力于在诗中表达某种意象。《雨巷》是其代表作之一，在语言的锤炼，象征词和比喻的运用上独树一帜。1938年5月，他从上海来到香港，居港长达11年之久，一直到1949年春才离港回内地，居港时间约占其生命历程的1/4。

戴望舒到香港后，由陆丹林介绍，主持了《星岛日报·星座》的编辑工作。他希望“星座”副刊能为它的读者忠实地代替天上的星星、港岸的灯光，“同尽一点照明之用”。确实，“星座”成为了群星汇聚的地方，连他自己都说，没有一位名家不在“星座”上发表文章。“星座”作为抗战文艺的重要阵地，为香港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活力。“星座”在他主持下坚持了三年半时间，到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星座”易名为“战时生活”，由他和叶灵凤等合编。除了主持“星座”，1939年5月，他又与张光宇等合编《星岛周报》；7月，又与艾青合编诗刊《顶点》；与徐迟、叶子健、冯亦代等合编英文月刊《中国作家》，是第一份向海外宣传的文艺刊物。1939年初，他与楼适夷、许地山、欧阳予倩等被文协推为香港分会筹备员，并于3月26日选为文协留港会员通讯处首届干事，兼任研究部和西洋文学组负责人、《文协》编辑委员，成为文协香港分会的中坚分子。

1937年至1941年间，香港的政治气候特殊而微妙，在统一战线的旗号之下不断地有暗流涌出。戴望舒作为文协香港分会的中坚力量，在文艺界显得异常活跃，不时周旋在左右翼文艺界夹缝之中。他既热心地向居留在香港的内地文化人约稿，又为援助叶紫的遗族而四处募捐。形势的恶劣，使他从以往的诗的狭窄情调中走出来，面对民族的苦难，唱出了救亡的新声。

1942年春天，日军在攻陷香港后，将留港的各界知名人士逐一逮捕审问。戴望舒也被日本宪兵逮捕入狱，在狱中遭受几个月的酷刑折磨。后经叶灵凤托人营救，才得以保释出狱。出狱后，他住在叶灵凤家里，先是与人合伙开了一家书店，后来担任了《华侨日报·文艺》的编辑工作。除了这家副刊外，他还相继主持了另外三家报纸的副刊，即《香港时报》的“香港文艺”副刊，《香岛日报》的“日曜文艺”副刊，以及《新生日报》的“新语”副刊。其中“新语”副刊于日本投降后的1945年底出版。

戴望舒的诗先后结集出版的有《我底记忆》、《望舒草》、《望舒诗稿》和《灾难的岁月》。其中《灾难的岁月》收入他在1934年至1945年间所写的共25首诗，除前面9首外，其余的全是他在香港期间的作品。在日军的牢里，他创作了著名的《狱中题壁》，这首诗写于1942年4月，一直被视为戴望舒的不朽之作，诗人对于祖国的拳拳之心，对于自由的深切渴望，以及对于胜利的百倍信心，都在这字里行间跳跃着。从这首诗还可以看出，诗人已经从过去的灰色和落寞人生的泥淖里毅然跨出来，从“血染的土地”看到希望，从苦难人民中感受到“新的力量”，从而展示了一种对于人生价值的肯定的乐观主义精神。

抗战期间，戴望舒在香港还做了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和整理文学遗产的工作。译诗和他的创作几乎是同步的。由于他精通法文和西班牙文，并得到“庚子赔款文化委员会”的翻译合约，他把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译成中文。这本书到1938年11月时已译了3/10，本来按他的估计，“大约尚须两三年”，可是不知什么原因，此译本一直没有问世。除此之外，他还翻译了《西班牙抗战谣曲选》和《苏联文学史话》等。

戴望舒对中国通俗文学的史料研究具有浓厚的兴趣。他于1941年1月4日，在《星岛时报》上开设一个“俗文学”周刊。该周刊以中国古代戏曲、小说为研究对象，相继发表了容肇祖、孙楷第、柳存仁、赵景深、谭正壁、吴晓铃、杨荫深、罗常培、冯沅君及戴望舒等的学术论文。戴望舒在这期间对于中国俗文学所作的考订工作，后来由吴晓铃编辑而成《小说戏曲论集》，于1958年由北京作家出版社出版。

鸥外鸥

鸥外鸥（1911—　），本名李宗大，另有笔名林木茂、江水涣、鸥外鸥等。原籍广东东莞县虎门，30年代开始创作，曾加入广州诗坛、诗场、中国诗坛等诗歌组织，并主编过《诗群众》月刊。广州沦陷后到香港主编《中学知识》月刊，后任国际印刷厂总经理，刊印过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周报、茅盾主编的《笔谈》月刊及其他进步期刊。1943年在桂林出版《欧外诗集》。

在艺术上，他以现代派的手法去表现生活，从而对传统诗歌形式进行了大胆的反叛。在当时的香港诗坛上，他的尝试是引人注目的。1942年，朱自清在《朗读与诗》一文中，特别赞赏了鸥外鸥诗作中使用词汇的独创性，艾青在《诗》月刊附刊《诗新闻》中，也撰文盛赞鸥外鸥的诗“有他的革命性、战斗性、创造性”。

蒲特

蒲特（1913—1970），原名饶彰风，广东大浦县人，曾用笔名追光、普特、可飞、张枫等，在30年代初至1949年活跃于广东，香港及东南亚文坛。30年代初在中山大学读书时，就和邝阳、杜埃、江穆、楼栖主办大型刊物《天王星》。1937年9月与薛尚实、连贯、杜埃一起来到香港，组织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并主编“临委”刊物《大路》，后又主编《激流》等进步刊物。抗战爆发后，他主持并与陈华、梁威林、李育中、龙世雄共同编辑《抗战大学》刊物。

蒲特在香港创作的诗，富于激情，时代性极为强烈。《时代的号角》是他的一首著名诗作：

火山找着地壳的弱点爆发了

喷出了光亮的火花！

这火花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停止

地壳的弱点将延长到全个世界！

从诗中可以看出，诗人对时代大变迁具有浓烈的诗意感受，内心激荡着一股狂飙突进般的热情，由此而抒发了他对未来的坚定信念。诗人的乐观主义情绪，在诗歌中有突出的表现。

徐迟

徐迟（1914—1996），原名徐商寿，原籍浙江吴兴县。曾肄业于苏州东吴大学文学院。1933年开始发表作品。抗战时期辗转于上海、香港、桂林、重庆等地。香港沦陷前夕，他在1941年12月10日《星岛日报》发表了一首抒情诗《太平洋序诗——动员起来，香港！》，诗中以奔放的气势，喊出了民族的心声：

战争飞翔着！

恐怖飞翔着！

饥荒飞翔着！

中国流血，流泪，流亡，

但是支持着。

……

如果香港燃烧，

东京也要燃烧，

太平洋，歌唱吧！

全诗洋溢着一股爱国主义的激情，诗人以贲张的血脉，燃烧的情绪，把抗战这一时代强音唱到了香港，唱到了整个太平洋。整首诗意境开阔，一气呵成，节奏粗犷而雄健。由于是急就章，在诗歌语言的锤炼上还欠功夫，尚嫌粗糙，然而诗本身所产生的情绪上的共鸣，是当时的不少读者所共有的。

袁水拍

袁水拍（1916—1982），原名袁光楣，笔名马凡陀，原籍江苏吴县。1935年考入上海沪江大学。抗战爆发后开始诗歌创作。其《马凡陀的山歌》影响较大。1939年居港期间，以香港现实生活为题材创作了一组诗，其中长诗《后街》描绘下层社会的浮世图。从赌场的烟和妓院的卖笑声中，诗人看到“街心的浪汉是丈夫，他们有压扁的脸，压扁的性情”。诗的最后颇具意味：

短促的生命

用最长的尺子量

用最长的鞭子抽

过去在那里

那面有林荫路的晴日

红砖教堂的尖塔上

滑着亚热带的风凉

一排伟大的印度兵的

保持清洁的马厩那面

大道带着勋爵骑士的

才有缭绕诗情的绿树叶

诗人对现实充满着一种悲剧般的感受，心灵有着沉重的压迫，从而能够对殖民社会进行抨击以及对下层劳动人民表示同情。在明快而质朴的民歌风形式中，表现出了诗人驾驭诗歌语言的功力。

陈残云

陈残云（1914—2002），原籍广州。1930年中途辍学后从广州来到香港，一边打工，一边阅读新文学作品，并尝试写诗。1935年考入私立广州大学中文系后，与温流、黄宁婴，芦荻等青年诗人一道参加广州艺术工作音协会诗歌组，在广州掀起一股诗潮，创办《今日诗歌》、《诗场》和《广州诗坛》。抗战爆发后，在蒲风的帮助下，这些刊物合并为《中国诗坛》，陈残云一直担任该刊主要编辑及作者。1939年夏，陈残云在香港参加文协香港分会的一些活动，并和黄婴宁等复办《中国诗坛》，和司马文森创办《文艺生活》。后来出版了诗集《铁蹄下的歌手》和《黎明散曲》等。在《黎明散曲》中有一首《都会流行症》，这样刻画出殖民地都市香港：

明灭的灯，梦幻的灯

彩色的龙，彩色的人影

游离于错杂的街道上

像游一个人间的梦境

流线型的少年

带一个轻飘的面

流线型的奥斯汀

香与香的交流

色与色的交流

……

呵呵！都会的流行症

长期的都会流行症

诗人从香港的流行色中看出了“它的流行症”，却无法为它开出诊冶的药方。从诗本身看，诗人对香港社会的透视是准确的；而且，他对香港市民在抗战初期的心态的把握也是准确的，像《向远方》之一唱道：

当那亮闪闪的倨傲的眼色

像英格兰绅士一般

落在我们没有油光的

染满微尘的头发上

我们咧开嘴唇笑

仰向晨风轻拂的

血红色的天空

诗的语言十分含蓄。诗人用这样的语言去描绘香港同胞对于处在民族危难中的祖国的眷念之情，真实地表达了他们的心愿。抗战爆发后，陈残云还同黄药眠、晦晨、袁水拍等八位诗人集体创作了一部歌颂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长诗《保卫莫斯科》，1941年11月由香港星群书店出版。 7vQL+kzkhXqesVK4kJRW5z7BQJ7IarEoyEZvt4J1OLOkxaYP/9MNctES59AaFY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