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1896—1981），本名沈雁冰，原籍浙江桐乡县乌镇。队1938年起，他在香港有过三次较长时间的停留，第一次是1938年2月底至1938年12月底，第二次是1941年3月至1942年1月，第三次是1946年4月至1949年12月。茅盾在香港的文学活动与创作，对香港文坛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而且也是他的创作活动的高潮期的主要部分。

抗战期间，茅盾在香港所作的两次逗留，第一次是在上海沦陷后，随内地作家南迁而携家眷来到香港；第二次是在新疆逗留一年多后，发现军阀已开始对文化人动干戈，便想方设法离开杀机四伏的新疆，在延安、重庆停留了数月之后，于“皖南事变”后再次来到香港。

茅盾在香港的这两个活动阶段，仍然以文学活动与创作为主。他把香港作为新文学的一个新的阵营，广泛开展文学活动，并以自己的创作实绩，为香港的抗日救亡文艺的繁荣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为抗日文艺活动呐喊助威

作为著名的新文学作家和为上诲文化界救亡协会的主要成员，茅盾到香港后数日，于1938年3月12日晚，出席了中毕艺术协进会主办的座谈会，并发表演讲。在回答“为什么没有伟大作品产生”的问题时，他说：

我们来讨论为什么没有伟大作品产生，是把我们的工作本来倒置了的。问题是：我们现在的工作方向对不对？我们在创作方法上有没有深入而正确的理解？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伟大的作品迟早会产生——特别因为我们已经看见现今这伟大的时代，已经觉醒了不少的文艺天才，……因此，如果我们不精密而刻苦地检讨我们的工作方向，探究我们创作方法，而先来讨论“为什么没有伟大作品产生”，那就本末倒置。……

关于作家的生活应是战斗的——这一点，我的意思是：所谓战斗的，并非一定要上火线或天天在干群众运动之谓，一个人对真理忠实，对于自己忠实，做事一丝不苟，嫉恶如仇，见一不善必与之抗——用口或用笔，这就是战斗的生活。……

茅盾演讲后，会议还就“国防文学”、“公式主义”、“香港文艺作品的缺点”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茅盾后来还特地写信给《大众日报》，订正了会议记录者的颇多不尽确实之处。这封来信被看作是茅盾南来香港的第一篇文字记录。

1941年4月17日，茅盾第二次南来香港不久，就出席了《大公报·文艺》编者杨刚主持的“香港文艺界联欢会”，他在会上报告了抗战以来的文艺运动及论述了民族形式大众化等问题。茅盾指出，抗战文艺活动已不同于过去只限在一、二个都市里，而是普遍于全国；新的青年的文艺战士一天一天在增加；抗战文艺的群众基础扩大到士兵、农民和落后的工人分子了。而文艺形式问题，也由从前的“大众化”进一步发展到“民族形式”。“民族形式”的大众化，是指植根于现代中国人民大众生活，而为中国人民大众所熟悉所亲切的艺术形式，它既不排斥外来形式而主张吸收，消化以滋补自己，又不排斥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而主张批判地加以继承以光大之。

主持“言林”、《文艺阵地》和《笔谈》

1938年4月1日，《立报》在香港复刊，萨空了请茅盾出任该报副刊“言林”的主编。当时香港各报的副刊多是掌故、佚闻、神怪、武侠、香艳之类的文字，且思想保守。茅盾接办这个副刊后，主张“五花八门，雅俗共赏”，并保证有一长篇小说连载作为副刊的支柱。为此，茅盾自己创作了一部抗战题材的长篇《你往哪里跑》（后改名为《第一阶段的故事》）。此外，他还以“上水”、“仲方”、“微明”为笔名，在“言林”上发表了许多杂文时评。茅盾主持“言林”，一直到1938年12月20日离开香港赴新疆为止。“言林”面目的更新，受到香港读者的广泛好评，有人称为“这是香港《立报》对作为一个‘中国文化中心’的香港的一项历史性的影响”。

茅盾第一次逗留香港期间，还主编下第1卷第1期至第2卷第6期的《文艺阵地》杂志。该刊继承了茅盾在内地主编过的《小说月报》的现实主义传统，重视抗战文艺创作和评论，并且发现和培养了一批文学新人。刊物发表了张天翼的《华威先生》、《新生》，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萧乾的《刘粹刚之死》，于逢的《溃退》，丘东平的《第七连》等作品，在创作实践上体现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两个口号的并存和统一。在《文艺阵地》的各期中，茅盾分别用“茅盾”、“微明”、“仲方”、“玄珠”、“玄”等笔名，写了许多杂文、书评，如《公式主义的克服》，《八月的感想》等。

《笔谈》半月刊是茅盾第二次来香港后着意开辟的“第二战线”。《笔谈》于1941年9月1日创刊，共出了8期。茅盾在创刊号的“征稿简约”中阐明该刊的宗旨，“是个文艺性的综合刊物”，“经常供给的是一些短小精悍的文字，庄谐并收，辛甘兼备，也谈天说地，也画龙画狗。也有创作，也有翻译”。鉴于这样的编辑方针，《笔谈》的作者，有相当一部分是文化界的知名人土，如柳亚子、郭沫若、胡风、以群、戈宝权、杨刚、袁水拍、徐特立、适夷、董必武、胡绳等。茅盾还以“明”、“来复”、“形天”、“叶明”、“何典”、“民”等十余个笔名，在《笔谈》上发表书评、杂志、随想、时事评论等。其中以“形天”笔名发表的连载掌故《客座杂忆》，介绍和评述了“五四”至大革命时期的事件和人物，对于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表示了赞颂之情。

茅盾在主持了数个报刊的工作外，还热心于参加文化活动，扶植青年文学创作人材。1938年夏秋之间，陶行知从美国来香港，与吴涵真一起筹办中华业余学校，设政治、经济、文学、戏剧、新闻，外国语、实用科学等科，茅盾和楼适夷、林焕平担任文学科教师。除此之外，茅盾还为中华艺术协进会主办的“文艺研究班”主讲《现阶段的文艺运动》。鲁迅逝世后，茅盾应胡愈之、巴金的托付，四处奔走，为出版《鲁迅全集》进行各种联系工作，还出面请蔡元培为《鲁迅全集》撰写序言。1941年11月16日，他与柳亚子、邹韬奋等127人联名在《华商报》刊出《敬祝郭沫若先生五十初度》的文章，并出席了香港文化界举行的庆祝“郭沫若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及五十九寿辰”大会，并作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在会上作了演讲，强调“文化界团结的宝贵”，并认为“郭沫若之回国参加抗战；为民族统一战线重复形成之象征”。

创作《第一阶段的故事》和《腐蚀》等

《第一阶段的故事》是1938年茅盾在香港时，应《立报》负责人萨空了的请求“试写一个‘通俗形式’的长篇”，在《立报·言林》上连载的，历时8个月。最初连载时名为《你往哪里跑》。这部小说以“八·一三”凇沪抗战为背景，描写了抗战爆发到上海沦陷的四个月中人民生活和思想感情的剧烈、复杂的变化。作品把视角对准几个工商业者及知识阶层家庭，刻画了他们对抗战的心态表现。小说中那位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爱国资本家何耀先，是个对时局有着清醒认识的人物，他的女儿何家祺受父亲影响，毅然放弃了优裕的生活环境，投奔延安。而运输公司的陆和通则是个思想性格前后变化较大的人，由于民族救亡热情的感染，他参与了救亡工作，在斗争中不断战胜某些畏惧情绪，最终成为坚定的主战派。不过，评论界认为对于这个人物的刻画，在思想性格的展开上还嫌不够，形象欠丰满。应该说，小说写得最成功的人物是寡妇桂卿——程少奶奶，她原先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独女阿欢身上，而对自己的前程和命运已不存什么奢望。然而当阿欢成为日机炸弹下的冤魂，程少奶奶竟能在精神崩溃的边缘上逐渐醒悟过来，加入了热血青年组成的投奔陕北的队伍。这部小说按原先的结构，头绪纷繁，人物众多，情节也复杂曲折，然而，由于茅盾要动身去新疆，便匆匆把它结束了，以致于整部作品在人物性格方面没能充分展开，茅盾后来在这部小说的新版的后记里，承认这部小说是写失败了：

失败在内容，也在形式。内容失败在哪里？在于书中只写了上海战争的若干形形色色，而这些又只是一个个画面似的，而全书则缺乏结构；在于书中虽亦提到过若干问题，而这些问题是既末深入，又且发展得不够的；最后，在于书中的人物几乎全是‘没有下落’的。撇开其他原故不谈，单是这几点，已经足使这一本书不大能为那时的香港读者所接受了。

1940年5月，茅盾从新疆冒险赴西安、延安等地，目睹了抗战局势和我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战斗争。后来，他以《如是我见我闻》为总标题，在香港《华商报·灯塔》的第1期至第29期连载。

1941年夏天，茅盾开始创作长篇日记体小说《腐饨》，并在邹韬奋主编的杂志《大众生活》上连载。这部小说以“皖南事变”前后陪都重庆为背景，描写了主人公女特务赵惠明在风云激荡的时世中，拥有的一般女子所不具备的阳刚之气，又不乏其温柔和善感，是一个既像男子汉，又比“女人更女人”的漂亮女人。她出于对于前途的美好的憧憬，敢于反抗家庭而出走参加抗日战地服务工作，然而，由于阶级出身及家庭和社会的影响，她又摆脱不了严重的利己主义者，爱好虚荣且不明大义。当她被恋人抛弃之后，又经受不住特务头子的威逼利诱，终于堕入特务组织的罗网，成为替反动统治效劳的走卒，干了许多伤天害理的事。然而，在特务组织里她又因不是嫡系而受到排挤，甚至遭到特务头子的玩弄，从此精神上就陷入不可解脱的矛盾的苦闷之中。正在这时，她奉命用色情去勾引、软化过去的恋人小昭。她想救出小昭，而小昭则以对她的爱、信任和规劝，使她在黑暗中看到光明，产生了希望。直到小昭被害，失足后陷于苦恼、悔恨、不满的她才彻底地幡然醒悟，弃暗投明，并救出即将陷入魔掌的女学生N。通过赵惠明这个典型形象的刻画，使人们借助一位被腐蚀的青年的眼睛和心灵，去透视反动特务统治的黑暗。小说巧妙地以日记体的叙述形式，揭示了赵惠明复杂的内心世界，这确乎比其他的叙述形式更能细腻而深刻地把握住主人公的心理特征以及精神上的历程。茅盾在《腐蚀·后记》中说：“如果考虑到日记体裁的小说的特殊性，而对于赵惠明的自讼、自解嘲、自己辩护等不作正面的理解，那么，便能看到这个自讼、自解嘲、自己辩护等等正是暴露了赵惠明的矛盾、个人主义、‘不明大义’和缺乏节操了。”正因如此，《腐蚀》被看作是茅盾的一部相当成功的作品，小说在杂志上连载完不久，上海华夏书店便出版了单行本，许多报刊载文称它是“当前政治有力的诤言”，是茅盾继30年代在上海创作《子夜》之后又完成的另一部长篇杰作。

茅盾第二次居港的9个月时间里，经历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和香港沦陷，与叶以群，廖沫沙等辗转避躲。直到1942年1月9日，才在东江游击队的保护下，回到内地去。在这期间，茅盾先后写成了《劫后拾遗》、《生活之一页》、《回忆之一页》、《脱险杂记》、《虚惊》，《过封锁线》、《太平凡的故事》、《归途杂拾》等八篇文章，对这一段惊险的经历作了记录。这些作品还通过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处于风雨飘摇中的香港社会，以及南来文人的处境，并且，对于沦陷后香港某些小市民的心态，也作了生动的刻画。

1941年，茅盾在香港创作了一批历史文化杂文。这一时期他所写的文章，仍沿着1935年的《速写与随笔》，1936的《印象·感想·回忆》的路线发展，“未尝敢忘记文学的社会的意义”。因此，这些文章以议论或具尖锐性和针对性的杂文为主，思想立场鲜明而坚定，而在技巧上也注意谋篇布局，用字遣词，显示了他的深厚的艺术功力。

茅盾写的这些历史文化杂文大都刊登在《华商报·灯塔》、《笔谈》半月刊、《大众生活》周刊和《文艺阵地》杂志，有《孔夫子》、《再谈孔子及其他》、《“士”与“儒”之混协》、《中庸之道》、《国粹与扶箕的迷信——纪念许地山先生》，《从心不古》、《文化近事有感》、《奖励学术之道》、《诺言与头颅》、《倡提倡学术之类》、《谈一件历史公案》等。

茅盾的这一批历史文化杂文，主旨是以中国古代文化为端绪，讽谕当世政局世风。茅盾对中国古代文化，本来便有丰富的知识。他的这批历史文化杂文所表现出来的文化思想，总的来说是反传统的，即便是评论时世，其内容大都表现出当时学界的争论动向。例如在《“士”与“儒”之混协》一文里，茅盾认为古之所谓士与儒，不同于今之所谓知识分子。“古之士，通常倒是指那些荷戈带甲的人们”；“而‘儒’者，‘蠕’也，言其能委宛曲折，应付人事”。他以此去论君子儒与小人儒之别，颇具现代意味：“从孔子之素以‘超然’自命，进退在我这一点看来，他所指斥的‘小人儒’大概是卖身投靠，专一认定了一个王子那样的‘儒’。”“所谓‘士’者即为权门的豪奴，而所谓‘儒’者，亦不是权门的清客而已。”这些评述，在学术上也许是不甚严谨的，而作为文学来看，则颇具文采。 LY+P5EH5WtpTFREG80aUyzojD+lSntAItVTvX6iaLVz5f3BvdkcLYQXuKLHbOSZ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