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4月16日，苏州城内又一次在街头站满民众，这一天，是陈璧君出庭受审的日子。人们纷纷走上街头，涌入法院，是要看看这位第一汉奸夫人今日的景状。

陈璧君也是从南京押至苏州的。3月25日江苏省高等法院高检处对陈璧君侦讯终结，向刑事庭提起公诉。

起诉书上列举了陈璧君种种罪行：

凡伪政府所有背叛中央、献媚敌寇诡计，被告无不从旁赞助。即至汪逆已死，陈逆公博继任伪主席时，被告以一未亡人之身，尤复往来京、沪、粤、汉等地，谬倡全面和平之说，以欺骗民众，献媚敌人，更密布特工之机构，惨害地下工作同志，使我国数千年文化古国，沦为倭夷，而不知耻，卖国求荣，至死不悟。其通谋敌国，反抗本国之罪行，实属无可宥恕。

陈璧君接到起诉书后，反复研究了法院对她的指控。她是一个顽固到底的人，决心要在法庭上闹腾一番。

开庭时间是下午2点25分，开庭前，苏州高等法院审判庭内已是人山人海，连被告席也为旁听者占据。

审判长还是孙鸿霖，首席推事仍是石美瑜，只是检察官是韦维清。他们升庭入座后，即传令带被告。

身穿蓝布旗袍、戴着金丝边眼镜的陈璧君，由女法警及宪兵挟护，从人群中挤入。陈璧君的面色红里透黑，她神态显得傲慢，面对审判庭里拥挤的观众，她故意装得微露笑容，还朝众人挥了一下手。那架势仿佛不是来受审的，而是来演讲的。

审判长孙鸿霖按贯例询问被告的年龄、籍贯，然后问她有多少财产？

陈璧君尖刻地回答：“财产统统给政府没收了，你们应当比本人查得更清楚，还问什么？”

接着，检察官韦维清站起宣读起诉书。

读完起诉书后，庭长命陈璧君自己辩护。陈早已横下一条心，坚决反驳对她的指控。只见她站了起来，扫视一眼台上的法官们，手持着事先写好的辩护词，声音高朗地念起来。

她对起诉书逐条进行反驳：

汪伪政权的性质问题。陈璧君说是个政治问题，绝非法律问题。

把持粤政问题。陈璧君大肆宣扬她主持粤政的“政绩”，说经过她的努力，广东的米价从12200元跌至5200元。

汪精卫的卖国问题。陈璧君道：“怎么可能出卖中国呢？他显然不可能出卖重庆所控制下的地区吧！”

由于陈璧君对抗战前及抗战初期蒋介石暗中勾结日寇的细节了如指掌，她连讽刺带挖苦，把蒋介石的底牌通通翻了出来。

她说：“汪政权统治下的地区是中国的沦陷区，也是日本的占领区，并无一寸土地是汪先生断送的，请问是谁让出来的？汪先生所作的一切，是为了从敌人手中夺回权利，是要收复那些叛国的、只顾自己逃命的高级军官所丢失的领土。”

陈璧君的一些话，引起旁听席上一片窃窃私语。

在国民党政府的法庭上，有人竟敢攻击政府，攻击最高领袖蒋介石，并且说得有鼻子有眼，这还了得？首席推事石美瑜急了，忙摇铃喝斥制止。

陈璧君毫不理睬，指手划脚，滔滔不绝，继续说道：“若说汪先生卖国？重庆统治下的地区，由不得汪先生去卖，东北三省由不得汪先生卖，还不都是蒋委员长拱手让给日本人的？拿广东来说，日军进攻时，省府高级长官闻风而逃，何曾尽过守土之责？这是蒋委员长的责任，还是汪先生的责任？”

她甚至朝法官席投去轻蔑的眼光，说道：“美其名曰要我答辩，还说是被告的权利，我才讲了几句，却不许我讲了，身为高等法院官吏，连基本的法律知识都不懂，这不是贻笑大方？战场上蒋介石用的都是常败将军，后方又都是些行尸走肉的瘟官，你们几位也在此列！”

陈璧君话毕，旁听席竟有人鼓起掌来，显然，这个女人的如簧之舌煽动人们把对汉奸的愤怒转向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

孙鸿霖气得连拍惊堂木，法警们匆忙上前喝斥那些拍巴掌的人。

检察官韦维清出来驳斥陈璧君，说道：

“被告称汪逆精卫是爱国的，是值得钦佩的人，其实汪之观念既是错误的，学问亦无用处。古时杨雄、秦桧皆有学问，而品格极低。”

陈璧君听到检察官贬斥汪精卫，马上神情激愤起来，说道：“检察官的话，十句中我只听懂了两句。汪先生言论及行为好不好，尽人皆知，所谓‘言率好，行为不好’，这样说法是没有下文的，不可以成败论英雄，更不能因其已死，而横加诬蔑。”

检察官被激怒了，突然说出这么一句：

“你说不懂，你是懂的！杨雄、秦桧你不懂？他们都有学问，秦桧是状元！”

陈璧君马上抓住了韦维清这句话，驳斥道：“状元不过会起承转合做做文章，就算有学问吗？”

韦维清还要往里钻，说：“他学问很好！”

陈璧君说：“我看你是连什么叫学问都不懂！”

两人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一个说是，一个说非，争辩起“学问”来了。听众们对这种纠缠古人死人、离题很远的辩论深为不满，议论纷纷。

审判长见陈璧君振振有词，旁听席秩序越来越乱，便宣布停止辩论，由那个曾为陈公博辩护过的指定律师高溶，为陈璧君辨护。高溶操着一口吴侬软语说了一阵，当地人听懂了，外地人只听懂一半。

陈璧君回到了苏州狮子口监狱，狱卒很快送来了饭菜和开水，一口一个“汪夫人请用餐”。看到狱卒这种谦恭的模样，不知内情的人还会以为狱卒与陈璧君是一路人呢！

其实，狱卒与监狱看守官员对陈璧君的礼让，是让她给骂出来的。

刚从南京押至苏州监狱，此地的狱卒不了解陈璧君的脾性，因她是犯人，也没把她放在眼里，每逢提审她，照例直呼其名。

“陈璧君这个名字是你叫的吗？当年国父孙中山不曾这样叫过我，你们蒋委员长也不敢这样叫我，你一个雇佣的人，配这样叫我？”

又是“国父孙中山”、又是“蒋委员长”，直把那些见官害怕的小小狱卒及看守镇住了。从此，对陈璧君不敢怠慢。

陈璧君的傲慢、专横、凌厉的脾性，在国民党内是有名的。

凡与她接触过的人，几乎都有愤愤不平之气，不管你是何等高贵的身份，凡要造访汪精卫，常常被她挡驾。脸上无一丝笑容，道：“今天汪先生不见客。”她一句话，就把人随便打发了。

有时，某人与汪精卫正热烈淋漓地谈话，陈璧君会突然闯入，瞪着眼说：“汪先生疲倦了，有话改日再说。”毫不留情地下逐客令。

陈璧君的傲岸凶悍，使得许多亲热汪精卫的人最后与之疏离。国民党里资格老些的人，无不对此摇头叹息。即便是蒋介石也对陈璧君退让三分。

偏偏有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新官要触一触霉头。

陈璧君从广州被押解南京的第一天，就给了看守一个“下马威”。

几乎和苏州监狱发生的情景一样，看守点名检收时，高喊一声：“陈璧君——”

无人应答。

看守加大嗓门，又喊了一声“陈璧君！”

还是没有回音。

看守瞪起了眼珠，往人堆里扫视，那模样能把找出来的陈璧君吃了。

可是当他终于寻到陈璧君时，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只见陈璧君的眼珠子瞪得更鼓，怒斥道：

“你这个被人雇佣的下等之人，你这个被人看不起的小牢子，你配喊老娘名字吗？国父孙中山也不曾叫过我名字，你们蒋委员长也不敢直呼老娘姓名，你胆大妄为透顶！”

劈头盖脸这一顿，唬得看守晕头转向，不知朝那里躲是好。

后来，监狱长徐文祺出来，一口一个“汪夫人”，才将事情缓解。

陈璧君在南京监狱里，受到了特殊照顾。她和儿子、女儿、女婿、外孙女住在一起。监狱里破例只锁进出的楼梯口大门，各个房间均不上锁，陈璧君和亲人可以在楼道内自由活动。

在监狱里，陈璧君丝毫不改其骄横态度，和她同囚在一个监狱的汪伪其他要员，见到她的面，仍然称她为“汪夫人”。

她稍不如意，便对别人大声呵斥，没有人敢顶撞她。她仍命令那些过去的随从们遵守看守所内的规章制度。对自己家人，陈还分配他们轮流打扫房间和楼道的卫生。

1946年4月22日，江苏省高等法院对陈璧君正式宣判。

从下午1时起，高等法院内外已挤满观众，并且女性较多，这让捕捉新闻的记者们感到意外和兴奋。2时20分，法院发出提单，法警前往看守所提陈璧君。

下午3时正式开庭，陈璧君仍着蓝布旗袍出现在众人面前。

审判长孙鸿霖手捧着判决书，大声念道：

“被告因汉奸案件，经本院检察官起诉，本院判决如下：

陈璧君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无期徒刑，剥夺公民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须生活费外，没收。”

宣判后，审判长问她服不服？如果不服，可以向最高法院上诉。

陈璧君刚才在审判长宣读判决结论前还有点身子颤抖，这时候已经从惶恐中镇静下来，毕竟没有判她死刑，她鼻子轻轻哼了一声，说道：

“我对判决绝对不服，但也绝对不提出上诉！”

她这话一道出，让在场旁听的群众感到惊讶，一些人悄声嘀咕起来。

陈璧君继续说道：“因为上诉的结果，肯定还是与初审一样。所谓开庭审判，允许上诉，形同演戏，只能欺骗三岁小孩。判我无期徒刑，是当局早作决定的，高等法院也好，最高法院也好，必须遵守。对于这一点，你们自己清楚！”

审判长也不再与陈璧君罗嗦，宣布退庭。

陈璧君不上诉，其女儿汪文恂却要求申请复判，她聘请了律师，呈状最高法院，说汪精卫和陈璧君“俱系抱党人以身为薪的决心，不忍天下人民疾苦无告”。呈状还列举了汪陈的“八大政德”，为其歌功颂德。

5月21日，南京最高法院刑事第二庭，作出了两份判决：

第一份，核准江苏高等法院4月22日所作的判决。

第二份，驳回汪文恂的申请复判书。理由是“违背法律上之程式”，“从程序上予以驳回”。 oapdsNrX7j0cQuAkhrVfgJXiwDYc3uRXTsGNw5EmyWm8LahtejlMQIynEQr31vUD

大汉奸褚民谊也是在苏州的江苏省高等法院接受审判的。

褚民谊是陈璧君的妹婿，或许是法院有意安排，褚民谊的案子审判与陈璧君的判决安排在同一天——4月22日。

那天下午一点半，法警去看守所向陈璧君和褚民谊出示提票，两人同时被带上囚车，陈璧君先上，褚民谊在后护着，嘴里还连连叮嘱“当心”。

褚民谊出庭时身穿褐色花纹绸夹长衫、黑皮鞋，他当时已64岁，头发花白，面容显得憔悴。

在一周前，江苏省高等法院已完成对褚民谊的罪行的侦查，对其提起公诉。

褚民谊当时对自己的罪行再三进行辩解，他也像陈公博、陈璧君那样自写了辩护词，不过他的辩护词繁冗琐屑，读了三个多钟头，到晚上7点钟才退庭。

22日，对褚民谊的宣判过程十分简单，前后仅用了10分钟，审判长孙鸿霖当庭宣布：“褚民谊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剥夺公民权终身，所有产业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全部没收。”

褚民谊也许没想到会判自己死刑，他的脸色顿时发白。宣判完毕，他强作镇静地对法庭说道：

“我有数言要说，方才听审判长依照惩治汉奸条例判我死刑，本人觉得满意，并且检察官亦可以满意，而一般高唱惩办汉奸者亦可满意，本人已判死刑，不求复判以减轻罪行，惟本人去死不远，将来无发言机会，请求一尽所言！”

审判官们一听褚民谊又要“一尽所言”，褚所言起来没完没了，急忙制止。

但褚民谊不肯罢休，竟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早已准备好的演说稿，铺到了面前的案板上。

审判长再度下令停止，叫道：“按照法令，你不能再行申辩，如有意见，可在10天内递呈本院由本院转至最高法院，现在不必多说。退庭！”

法警闻令上前拉扯褚民谊。褚大声叫嚷起来：“你们压制民声，专横！专横！”

褚民谊最初两天精神紧张，不思饮食，整天眼望着天花板发呆。可是大约过了三天，他的情绪稳定下来，居然在放风时打起了太极拳。饭量也大增。

难道褚民谊真有勇气面对死亡？恰恰不是，他怕死，他要尽最后的努力挽救自己的生命。在他的指使下，其妻陈舜贞匆匆返回南京，请了两位律师讨论如何在复判中挽救褚民谊性命。

想来想去，律师认为在法律上难以申诉，只有另辟蹊径，在政权最高层上下功夫，他们最后想出了一个“以功折罪”的办法来救褚民谊。

褚民谊是汉奸，他有什么功劳可以折罪呢？原来，在偶然机会中，褚民谊从日本侵略军手中得到了孙中山的遗肝脏和孙中山所著《建国大纲》的手迹，上述两件物品都是极其珍贵的，褚民谊得到后，将其收藏保管，后送至博物馆珍藏。孙中山是国父，保护国父的遗物自然是有功之人了！

褚民谊的妻子陈舜贞请律师拟好声请减刑的诉状，送交了江苏省高等法院，要求转呈最高法院。同时，她又以重金贿赂蒋介石面前的美国军事顾问巴特勒，请他在蒋介石面前替褚民谊说情。

巴特勒曾任过美军中国战区司令部参谋长，他有一位朋友曾经与褚民谊一同在法国留学，凭这层关系，陈舜贞最后找到了巴特勒。

美军顾问巴特勒看不懂陈舜贞所拟之诉状文绉绉的语言，他也知道这种诉状含有水分，就说：“你们能不能跟我说得明白一些，真实情况是什么样的？”

陈舜贞想了想，便向巴特勒透露了当时的真实情况：

1925年，孙中山在北平协和医院割治肝癌后，该院声称已将割除的肝脏火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协和医院被日军接收，发现孙中山的肝脏泡有酒精保存着。

孙中山的肝脏不久落入日军师团长山路秀勇手中。褚民谊得知下落后，前去北平找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下村定，向他提出索回孙中山肝脏一事，下村定与褚民谊私交不错，结果把肝脏从山路秀勇手中要回来了。

孙中山所著《建国大纲》手迹落在日军第一军司令官澄田崃四郎手里，褚民谊前去太原见澄田时，澄田已将手迹钉入一只木箱内，准备运回日本。褚民谊向他索取，他不肯，后来又要用物品交换，褚民谊给了澄田几十斤大烟膏，换回了孙中山的手迹。

巴特勒听完陈舜贞的细述，感到很精彩，说：“像我们美国的传奇影片，很刺激的！行！就凭着褚先生当时的勇气，我想蒋委员长也会受感动的。这样吧，我见到蒋委员长，一定把你们的诉状交给他！”

巴特勒还真把陈舜贞写的诉状及附带的照片材料很快地转交给蒋介石。他对蒋介石说：“请委员长阁下过目，褚民谊先生是好样的，我殷切希望委员长能够宽大处理他！”

蒋介石当时没有立即表态，说：“我要看一看这些东西，如果褚民谊果真做过这些事情，我会考虑从宽处理他的！”

数日后，南京最高法院收到以蒋介石个人名义发来的一封信，信中写道：

“褚民谊附敌乃罪有应得，但念其追随国父奔走革命多年，又设法保存国父灵肝和国父手迹，此次日本投降后能够移心转志，努力维持广东治安，便于中央接管，故对他的问题可从轻议处。”

蒋介石发了话，法院岂敢不听？很快，国民党最高法院以褚民谊保存珍贵文物为由，驳回江苏省高等法院的一审判决，要求重新审理。

陈舜贞得到这个消息，顿时喜出望外，认为蒋介石毕竟还是顾念老交情，下了这样一道手谕。褚民谊不会被枪决了，至多是无期徒刑，只要活着，日后可以想办法请求特赦。

陈舜贞忙与请来的律师商议，抓住蒋介石手令的精神，又设法弄到许多新的有利证据，由陈舜贞出面再度具状。

8月6日上午，江苏省高等法院开庭重新审理褚民谊一案，消息传出，到场的新闻记者和旁听比前两次审讯判决时人数还多，达八百多人，有三百多人无座位可坐，只好站着。

8时55分，褚民谊由法警押解到庭。他剃了胡须，上身穿一件比较干净的深灰色长衫，下身着西装裤，脚穿棕色皮鞋，眉宇间洋溢着死里逃生的喜悦。

9时整，审判长孙鸿霖宣读复判书，他念道：“查褚民谊虽然叛国投敌而罪恶昭著，但纵览他的人生，从事革命是主要的，其设法保存国父灵肝及《建国大纲》手迹，为党国立了大功，日本投降后，对自己的犯罪深有悔悟，维持广东治安尚有功绩。鉴于此，本法庭决定将褚民谊的死刑改为有期徒刑20年。”

孙鸿霖念完复判书，问褚民谊：“褚逆民谊！你是否还有话要说？”

褚民谊答道：“有。我今年已经64岁了，还判我20年徒刑，我这多病的身躯能活到84岁吗？我势必死在监狱里。当局这样，等于变相判了我的死刑，只会增加我精神上的折磨和痛苦，不如立即处决我痛快！因此，请法院重新量刑。否则，我的家眷还会向最高法院专请复判。”

审判长此时不再与褚民谊多纠缠，高叫一声：

“复判到此结束，退庭！”

蒋介石的干预和法院对褚民谊的减刑，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愤慨，社会舆论给予尖锐的批评。如当时的香港报纸就发表这样的社评：

“褚民谊叛国投敌，罪行昭彰，在人耳目。江苏高等法院宣判其死刑，经最高法院核准原判，已成定事。却不料这一桩千目所视的公案会变卦，江苏高等法院两次裁定再审，先后由死刑改为有期徒刑20年，再改为6年。尽管褚民谊仍然不服，但他却在狱中每天打拳练字，生趣盎然了。怪事年年有，无与今年多。谁能想到国父灵肝和手迹，竟会救起这个不肖的叛徒加汉奸呢？……褚民谊不过是汉奸队伍中一个丑角，死不死也没什么！偌大的中国，也不吝惜那几石大米。但为了保留一条汉奸生命，而丧失国法的尊严，鼓励道德的堕落，开恶例，活群奸，结果忠奸无界，是非混淆，中华民族的前途就不堪设想了！”

这篇社评措词激烈，当时全国许多报纸都转载了。

也有一些骨头硬的法官站出来主张正义。当时，江苏省高等法院检察处检察官李曙东，组织其他检察官联名提出抗议，反对对褚民谊改判。

蒋介石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决定不再保护褚民谊，他让手下人通知巴特勒：褚民谊的事情到此为止，希望巴特勒不要再卷入。

1946年8月9日，南京司法行政部对新闻界发布消息：

“最高法院维持对褚民谊死刑的原判。本部对此案一经核准，即将直接致电江苏省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执行。”

褚民谊难逃惩罚，其妻陈舜贞奔走了两个多月，成了一场空欢喜，蒋介石的手令最终成了空头人情。

褚民谊被处决那一天是1946年8月23日，清晨，苏州狮子口监狱刚刚开门，褚民谊正在与囚犯们一起练太极拳，忽然见四名法警走过来，站立在他身旁不动了，褚民谊觉出死期将至，就问：“是不是提我去执行？”

法警摇了摇头，没有答话。

褚民谊呆了一会儿，又坦然地打完了太极拳。

过了一会儿，看守长出现，命令褚民谊去监刑室。在临时法庭里，典狱长对褚民谊说道：“核准判决书已经下达，你还有什么遗言要说吗？”

褚民谊回答：“遗言很多，说了也无用，不说了。”

“那就请用早膳吧！”典狱长指了一下早已摆放在小案上的酒肉。褚民谊平日节制饮酒，这时拧开了酒瓶盖，一口气喝下去半瓶，又连吃几口菜，然后放下筷子，说声：“够了，多吃了浪费！”

与陈公博被处决时的场面有所不同的是，成群的记者这时已赶到刑场，实地记录褚被处决的情景。有些记者过去与褚民谊熟悉，便大声地呼喊褚的名字，褚这时尚能调侃，居然与摄影记者招呼，嘴里说：

“胶卷很贵，节约！节约！”

褚民谊还未走到草地的中央，执行的法警乘其不备，突然在他的脑后开了一枪，子弹贯穿脑壳而出。

照一般情况，脑后中弹的人，一定是直扑倒地，而褚民谊却在中弹后突然来了一个鸽子翻身，面向法警，把开枪的法警吓了一跳，连退两步。褚挣扎了几下才仰跌在地，经过一阵抽搐，毙命。 oapdsNrX7j0cQuAkhrVfgJXiwDYc3uRXTsGNw5EmyWm8LahtejlMQIynEQr31vUD

1946年5月3日，南京朝天宫内人山人海，因无旁听证而聚于首都高等法院门前广场上的人达三千余人。这场面，就是在苏州公审汪伪政府头号人物陈公博时也未曾出现。

因为是南京市内首次公审汪伪政府要员，又因为此时国民党政府要将尚未审判的大汉奸们都转移至最高法院特别刑事庭审理，所以分外引人关注。

今日是何人出庭受审呢？是汪伪核心人员之一，历任汪伪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工商部长、粮食委员会委员长、实业部长、浙江省长、内政部长等要职的梅思平。

上午9时整，法庭鸣钟三下，然后法警高呼一声“开庭——”，审判长、检察官、书记官等人戴方帽着法衣鱼贯入庭升座。

又随着几声吆喝，四名法警押着梅思平入庭。

梅思平这一天身穿淡灰色花呢夹袍，脚穿黄皮鞋，模样倒也利索，但走起路来却有点摇晃，仿佛控制不住自己的身躯。

他被带到了审判庭右侧的被告人席旁。

人们皆欲一睹这位过去显赫一时的巨奸之相，站在旁听席后排的人竟站到凳子上引颈眺望。记者手中的照相闪光灯不停闪烁，中国电影公司的摄影师也在法庭内架上摄影机，拍摄纪录片。

奇怪的是梅思平对周围的热闹场面仿佛毫无觉察，脑袋随意转动着，似乎在寻找不断响起的照相快门按启声。

审判长高声询问被告的姓名、年龄、籍贯等例行公事时，梅思平居然无所反应，嘴里含糊不清嘟噜着。审判长有些恼火，再一次重复一遍问话。梅思平仍是支吾含糊。

人们这时才发现，梅思平已经醉了，显然他在审判前偷喝了不少酒！

望着这个当年红极一时的人物，如今竟靠酒精来麻醉自己的神经，审判官们相视苦笑。无奈，检察官只有按程序念起诉书。

1946年5月3日，梅思平晕晕糊糊地接受了审讯。他的辩护律师为他辩护时指出梅有六项可以解脱的事：一是与高宗武赴日是奉汪精卫之命；二是与日本人影佐谈判毫无结果；三是担任伪政府要职是由汪指派；四是在伪府任职五年没做什么坏事；五是虽在伪政府内却确信蒋委员长抗战必胜；六是任伪职时保存文物保存实力。

如此一辩护，梅思平成了一个被迫上贼船却又做好事的人了。

11点45分，辩论终结，梅思平被押回监狱。

5月9日，首都高等法院举行对梅思平的宣判，判处其死刑。

梅思平不服，申请复判。

7月6日，最高法院判决梅思平一案“原判决核准”。梅思平知道自己决无生望了，于是每晚都喝酒浇愁，迷迷糊糊后颓然就枕。这样，熬过了其人生的最后两个月。 oapdsNrX7j0cQuAkhrVfgJXiwDYc3uRXTsGNw5EmyWm8LahtejlMQIynEQr31vU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