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前赤胆忠心盟

毛泽东等贺子珍就寝后，为贺子珍压好被子，然后拧熄桌上的马灯，穿过楼上的中堂，来到王稼祥的房间。王稼祥的住室与毛泽东的一般大，是对称的两间。毛泽东轻轻推开房门，见医生王斌正在为王稼祥换药。毛泽东没有吱声，站着一旁静静地观看着。毛泽东看见王稼祥非常痛苦，清瘦的脸庞几乎没有一点血色，两鬓直冒虚汗。但他紧紧咬着牙关，一点没有呻唤。只是因腹部弹伤化脓溃烂，撕扯贴在伤口的纱布时实在痛得要命，才“啊唷”呼喊一声。王斌替王稼祥换了药，打了针，又留下几包西药。毛泽东问王斌：“哪来的针药？”

王斌一边收拾器材，一边喜滋滋地回答说：“这里有间‘太平洋药房’，西药齐全，贺诚部长叫人全买下了。药房老板相当开明，愿将药品全部售与红军，支援红军，价还相当便宜哩。”

毛泽东赞许地说：“不错，公买公卖嘛。如果没收了人家的物品，我们就不得人心了。难怪，我进城时，看见各种店铺一直开着，生意兴隆，咱们在遵义可得好好补充点东西哟。”

毛泽东在与王斌谈话的时候，王稼祥闭着双眼，躺在一张架子床上休息，似在恢复刚才的痛楚。

王斌对毛泽东说：“白军就相反了，侯之担的军队退出遵义时，抢了几家店铺，听老百姓说，挨抢的几家铺子的老板痛哭流涕，大骂侯家军，说侯家军没有好下场，该千刀万剐。”

毛泽东接过王斌的话，赶快说：“咱们应该将那几家店铺封存起来，在铺板上贴上字条，写上‘此店遭白军抢劫’，这样可教育民众，也好分清是非，使不明真相的人不要误认为是红军干的，谨防坏人造谣。”

“总政治部已经作了安排，大概是按毛主席这个意见办的。”

“那就好了。”

王斌将器材装进一只灰布挎包后，对毛泽东说：“毛主席，我走了，疗养所还有几个重伤号，我得马上去看看，你还有什么事？”

“没有事，你去吧，等会我和王主任聊聊。”

王斌走后，王稼祥欠起身子招呼着毛泽东，毛泽东走过去扶他躺下，不要他起来。

“怎么样？伤口可有好转？”毛泽东将一只木椅拉过来，紧靠在王稼祥床边坐着，亲切地问道。

“不行，常化脓。”

“遵义住的时间能长一些，这里又有药品，你可好好休息和治疗一下。”

“是的，刚才王斌给了我一包止痛药片，今后伤口疼痛难忍时，可以暂时不吃鸦片烟止痛啦，那个东西吃不得，我好像已经上了瘾，有时如果不吃，身子一点没劲，伤口也仿佛痛得厉害起来。”

毛泽东等起来：“你快成瘾君子了。”

王稼祥也忍俊不禁地笑起来，一只手压住腹中伤口的部位。

毛泽东侧身对王稼祥说：“根据黎平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咱们到了遵义要开政治局会议，你有何看法？……”

“早该开了。”王稼祥不等毛泽东继续说下去，切开话题说了一句。

“开会，是为了解决问题，要解决好问题，准备必须充分一点。”

王稼祥点点头。

毛泽东说下去：“一年多来的军事错误，必须好好总结，错了的就要批评。洛甫曾经批评过他们，彭德怀也批评过他们，但李德根本不接受，还教训人，今天得好好敲打一下。”

“李德不懂中国战争，全靠国外的一些战术原则指挥，还有不打败仗的？开会，第一件事是把李德轰下来。”王稼祥态度颇为严肃地说着。

毛泽东站起来，轻轻地在室内踱着步，一边踱步一边说：“老王，要批评他们，我同洛甫商量了一下，会前应写一个稿子，有准备的去讲，这样问题集中一点，你身体不好，文章由洛甫准备行吗？谈哪些问题，我们几个是否先切磋一下？”

“行！我知道洛甫研究过一些军事理论著作，他又能写，他报告的身份也比我们强。”

稍停一会，王稼祥又补充说：“老毛，洛甫写时，你要帮他一下，你毕竟玩过枪杆，熟悉情况。”

“那是当然，我岂能作壁上观。”

进了遵义，周恩来更忙了。既然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遵义召开，就有一系列的工作要做。首先是布置好几个军团的位置，警戒好遵义，不至于开会中间遭到敌人袭击。进入遵义的第一天，周恩来就与朱德频频调动着部队，将开路先锋一军团调往北面，进到桐梓、松坎一线，警戒北面四川敌军；三军团则安排在遵义南面，在懒板凳至乌江一线，警戒周薛纵队与黔军王家烈部，提防他们渡江袭击遵义；五军团安排在遵义的东南珠藏、团溪一线，扼守乌江的袁家渡、孙家渡、江界河各渡河点；九军团则警戒东面之敌，驻防湄潭一线；西面考虑到敌人尚未插足，故暂不驻军。总司令部和干部团留守遵义待命。周恩来与朱德命令各部在指定的地区休整，密切注意敌人动向。为保证会议的顺利进行，对所属各部担负的任务作了周密细致的安排与部署。

周恩来一方面调动部署着兵力，一面准备着他的军事报告。每当夜深人静，他在处理完一天的军务，繁忙劳碌之余，才有一点时间来推敲他的这个东西。有时，他伏在一局办公室的大方桌旁书写，是为了好翻阅桌上的《阵中日记》与开会记录。有时，他回到楼上自己的住室，打开桌上的铜墨盒，握着毛笔坐在桌前的马灯下，默然沉思。本来，他的思想是很敏捷的，反应也快，而又是自己经历过的事情，应该说，这份报告写起来不是那么吃力。可是，周恩来握住笔管，却思绪万千，反而不好下笔。于是写写停停，停停写写，写了又改，改了又写，一连写了几个通宵。

一天深夜，周恩来和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正在作战办公室听参谋人员汇报军情，博古突然来了，他问周恩来道：“恩来同志，你的军事报告准备得怎样？”

周恩来严肃地说：“勉强可以了，不知会上能否通过？我是作好准备检讨。你的报告呢？”

“差不多了。我看会可以开了，会场准备好了吗？明天，你可以通知开会的人啦。”

周恩来问道：“原定召开政治局会议，是否干脆开一个扩大会，请几个军团的负责人也在会上讲讲，他们不是也很有意见吗。”

博古想了想：“照你的意见办，不过五军团的政委李卓然和中央代表刘少奇不在遵义，可能一时赶不到，你得立马通知。”转对朱德和刘伯承说：“总司令，后天的会，你要参加哟，刘参谋长，你也参加。”停了停，博古问周恩来：“一军团的林彪和聂荣臻，听说都在遵义，是吗？”

朱德接过话说：“是的，聂荣臻的脚过湘江后化脓，10号那天来遵义，在卫生部疗养；林彪昨天因有任务来遵义，我看见他，他俩大概住在一块。”

博古道：“那很好，其他领导人均在遵义，通知即到。”

周恩来说：“会场就在楼上，稍加布置即可开会，我立刻给李卓然、刘少奇发电报，通知他们明天赶到。”

“恩来，那你准备吧，我到华夫同志那里去一下，给他通报一声，顺便通知他参加开会。”

周恩来送走博古后，给身边的小吕说：“你赶快把楼上的那间会客室打扫干净，再将楼下房间的椅子、凳子搬一些去，准备二十多个人的座位，我们要在那里开会。”

小吕高兴地答应了一声“是！”随即拿着一把高梁扫帚大步流星跑上楼去。

周恩来在大方桌旁坐下来，就着马灯，握着铅笔在一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信笺上拟着电文：

“卓然、少奇：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十四日赶来遵义城。”

写毕，周恩来掏出怀表，看了看时间，正是深夜12时，于是在电报后落下“廿四时恩来”几个字。

周恩来拟好电文，交与孔石泉：“孔夫子，你赶快叫发报员向团溪发报，通知卓然同志与少奇同志赶来遵义城开会。”

随后，周恩来又亲自给驻在遵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洛甫、陈云以及候补委员王稼祥、凯丰、邓发等人打电话，又分别给扩大参加会议的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一军团的林彪、聂荣臻打电话。一会，他突然想起三军团的军团长彭德怀与政委杨尚昆驻在离遵义20公里远的懒板凳，于是又赶快伏案拟了一份电报，通知他们14日必须赶到。

周恩来打完电话，拟好电稿，坐在桌边一手支颐，沉思默想，持通知到会的人是否还有漏掉的，他又想起还有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也应该到会，于是又向驻扎在天主堂内的总政治部打电话，通知住在附近的邓小平。

朱德说：“恩来，你该休息啦，搞不好，后天的会，你要唱主角哟。”

周恩来拖着疲惫的身躯，提着马灯缓步上楼，他交待小吕布置会场的任务，有点不放心，还得亲自去看看。他看见室内一张板栗色的长方桌四周，围着各式各样的椅凳，有椭圆形的，有条方的，有正方的，有木边藤靠背椅，有的凳子中迪还镶嵌着菱形的彩色瓷砖，他点了一下，共计二十来把，心想差不多了。如果不够，临时还可从其他房间搬来。他提着马灯在室内慢慢转了圈，发现桌下还有一只烧木炭的火盆，铁锅里埋着杠炭火种，由于炭灰覆盖得较薄，微露着红红的杠炭影子，屋子里因此有一点儿暖气。周恩来满意地笑了，心里说：“这小鬼想得还真周到哩，好！”

周恩来提起马灯轻轻走下楼来，穿过作战局几个小参谋睡的房间，见几个小鬼在门板搭的通铺上睡得正香，鼾声此起彼落，像在奏一曲杂乱无章的交响乐，室内弥漫着一股浓烈的汗臭味，不知是谁，还断断续续地发出几声呓语……

他又回到一局的办公桌边，重新坐下来，从口袋里拿出那份军事报告，在马灯下反复推敲起来。因为后天一早要在党中央的会上向大家报告，看还有哪些不妥当的地方，还可抓紧修改一下，这时，本来十分疲倦的他，反倒没有一丝睡意，一种极为复杂的感情中交织着强烈的责任感，驱使着他一个劲的写下去。他的心一次又一次的飞到数月前那战火纷飞的战场，纠缠着几多的苦恼与惆怅！呐喊、厮杀、炮声、枪声、流血、牺牲，刀光剑影，血雨腥风，不断在他的脑子里变幻。

夜阑人静，挨着作战室不远的堂屋里的那只八音钟，一次又一次动听地唱着曲子，伴着邻鸡一声声嘹亮的啼鸣……

又一个黎明来到枇杷桥。

“周副主席！周副主席！”一个熟悉的声音将周恩来唤醒，他抬起头来，睁开朦胧的眼睛，见值班的参谋小孔站在他的身边，一缕淡青色的晨光透过彩色玻璃射进屋来。他站起来，伸了一下腰肢，打了一个呵欠，向孔石泉道：“孔夫子，我睡了多少时候？”

小孔说：“大约一个小时，天就亮了，你不是交待过，如果睡着了，天亮一定要叫醒你。”

“是啊，是啊，今天有一个重要会议，不要误了大事。”周恩来边说边收拾桌上的军事报告。

周恩来问道：“今天是谁值班？”

“曾美。”

“那你告诉他，一般电话或电报，你们几个参谋酌情处理，相机行事。如有重大事情，再到楼上报告。”

周恩来向小孔交待后，正要出门，小范端着一杯煮好的咖啡走进作战办公室，周恩来接过来，喝了一口，突然想起了什么说道：“哎呀，我还没有洗脸刷牙呢！”

小范搔了一下头，笑着说：“呀，我也忘了，见周主席昨夜没上楼睡觉，又熬了个通宵，一清早，就赶着煮杯热咖啡送来，让周副主席暖暖身子。我赶快给周副主席弄盆热水来。”

“不要热水，最好是冷水，我的头昏昏的，想让凉水刺激一下，清醒清醒。”

“好！”小范飞身跑出屋子。

周恩来洗了脸喝了咖啡，走出作战办公室，围着总司令部驻扎的楼房转了一圈，并在进出口及后门特别留心看了看，见警卫营战士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他一一向他们问好，同他们握手，有的并作简短的交谈，然后才一步一步踏上短而窄的楼梯，慢步走上楼来。

他是第三个到会场的人，见朱德与刘伯承已坐在那里。

朱德说：“看你眼膛青青，昨晚一定又没睡觉。”

周恩来微微一笑：“还好，睡了一个钟头。”

刘伯承说：“你那间屋子，等于虚设，我看你几乎没有进屋睡过觉。”

周恩来说：“要睡的，开完会，我一定要好好睡它一觉。”

在他们说话间，博古与李德、伍修权走进会场。

博古选择长方桌对着过道的一边的正中位置坐下。李德因爱抽烟，怕影响其他人，自个儿拉过一把椅子，离长方桌远一点，选择过道口通另一侧走廊的地方坐下，因为那里空气对流，好让烟味飘到室外。他选择坐这里，还有一层意思，对这个会不怎么感兴趣，坐得稍微远一点，保持一定距离。伍修权是李德的翻译，自然坐在李德的旁边。

毛泽东与洛甫来了。他们住在一起，自然约着一道。

洛甫很严肃的样子，没有和谁说话。毛泽东则似乎有些随便，在朱德旁边坐下来，与朱德轻声攀谈起来。

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扶着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走上楼来，聂荣臻跛着脚，一瘸一瘸地走进会场。刘伯承赶快替他拉过一把椅子：“聂政委，你的脚还没见好？”

“是啊，我是用担架抬进贵州的。”聂荣臻回答着。

陈云在路上碰见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于是他们一道走进会场。跟在他们后面来的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中央书记凯丰和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

一会，王稼祥坐着担架来了，因他不便坐着开会，事先特为他准备了一把藤躺椅，他非常满意地靠在躺椅里，向大家的问候频频致谢。

没有排名次，也就没有排座位，战争环境中的会议，常常是这样的，各人找一个地方坐下。

博古看了看会场，见还有五、六个凳子空着，问周恩来：“彭、杨、李、刘可能一时到不了会吧。”

周恩来点了下头：“彭、杨估计下午可以到达；李、刘住得远一点，看晚上能否赶来？”

博古对大家说：“时间紧迫，那就不等他们了吧，我们先开着。”

会场静下来，没有反对的意见。

博古从一只黑牛皮挎包里取出那份事先准备好的报告提纲，放在桌上，用手扶了扶眼镜，带着一口浓重的江苏口音向大家说：

“同志们，根据黎平会议决定，我们在这里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进军湘南以来，大家意见很多，一路争论，各持己见。统一起来，争论的中心有二：一为对五次反‘围剿’战争的认识，二为对突围西征以来的军事指挥的看法。今天，趁此机会，利用几天时间，大家好好讨论讨论。认真总结过去，以利下步行动，此乃本次会议宗旨。不知恩来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周恩来摆摆手：“没有意见，就这样开吧。”

博古接着说：“如果是这样，我代表中央先作一个反‘五围’的总结报告。一会，恩来同志再作一个关于军事方面的报告。报告完了，大家再研讨，提提意见。”

邓小平走进会场，看见会议已经开始，于是蹑手蹑脚地在人们不注意的时候找了一个空位置坐下。几个看见他的，朝他点点头。

博古看了看面前提纲，不紧不慢地说：“同志们，国民党蒋介石对我们的第五次进攻，我们是没有给予粉碎，作为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我是有责任的。”但他到底有些什么具体责任，却说得很少。接下去他却把这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力量的强大；强调当时白区反帝反蒋运动没有显著进步，瓦解敌军的工作做得差，游击战争开展得更不够，各根据地互相配合不够密切；又夸大了根据地的后方物资供应工作没有做好等客观原因，而对“三人团”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则是轻描淡写，谈得很少，几乎没有涉及。他的理由是：“关于军事方面，我在这里略而不谈，下面恩来同志还要专门报告。”

博古的报告一、二、三、四，甲、乙、丙、丁，A、B、C、D谈得不少，足足有一个多小时，他很能讲话，能言善辩，讲起话来有条有理，有理有据，条分缕析，清清楚楚，听起来完全是篇很好的文章。可是，大家听了到底有些什么反应呢？

博古报告的时候，毛泽东从上衣下边的大口袋里掏出一摞折叠成一本的毛边纸，形同一个老百姓家记流水帐的帐本，放在桌上，然后又从上边的小口袋里取出一支用去一半的白杆子的德造公鸡牌铅笔，听到他认为有歧义的地方，便用铅笔在毛边纸上写着，一会工夫，龙飞凤舞，竟写了好几页。

博古结束了他的报告，对大家说：“下面请主持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同志作军事报告。”

没有掌声，可能是他的报告大家不感兴趣，也可能没有鼓掌的习惯。

博古收拾起桌上的报告提纲，打开黑色牛皮挎包，放在里面，然后双手放在桌上，留神地看着大家，想从大家的表情上捉摸出对刚才报告的态度：是拥护抑或反对？是赞同抑或置疑？他的心情毕竟还是有几分紧张，透过镜片，可以看出他一双焦虑的眼神，有点诚惶诚恐的样子。

周恩来拿着他准备好的那份报告提纲站起来，用深沉的目光环视着在座的所有的人们，没有即刻说话。大家也认认真真地盯着他，表现出一种期待的神情，看周恩来到底报告什么，倒想洗耳恭听。

周恩来代表军委所作的军事工作报告，较客观地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以来的全部情况，实事求是地指出这次“围剿”战争的失败，在军事指挥上确有问题。他对大家说：“这次战争，我们之所以没有取胜，有各种客观原因，不容否认。但军事上，我们犯了错误。”

接着，周恩来对军事方面存在的问题作了一个交待。

周恩来大约讲了四、五十分钟。如果说博古的报告在找五次反“围剿”的战争失败的原因时多从客观下手，而周恩来的军事报告则在主观上下功夫。周恩来报告完毕，当主持开会的博古宣布请大家提意见时，会场沉默了一会。

两个报告，激起不同的反响。

通过伍修权的翻译，李德听到周恩来在报告中指责反“五围”的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似乎还隐隐约约地提到他，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周恩来讲的一些事例，李德一听，便知道是指他。于是坐在过道的门边露出一副很不耐烦的样子，但又不好发作，只是一个劲地抽着雪茄来发泄他心中的不满。不过，在李德看来，周恩来的态度之所以会这样，在他意料之中，因为从湘南开始的争论到通道会议，他发现周恩来已经开始不与他合作，对他半心半意，对他的意见不像过去那样忠实，竟与毛泽东、洛甫、王稼祥等人搅到一起，不采纳他的意见。黎平会议后，为野战军的进军方向，他与周恩来还有过一番激烈的争论，闹了一场，他曾经为此而大怒，最后，周恩来还是否定了他的意见，按毛泽东的主张办。黎平大闹之后，他与周恩来的关系逐渐疏远起来，他认为周恩来明显地倒向毛泽东等人一边，表明周恩来抛开了他，将他孤立起来。一想起这，他感到有点儿沮丧。

博古听了周恩来的报告，隐隐感到不安。察觉周恩来的总结，似乎对军事的错误主观方面讲得多了一点，客观分析不够。这样，是否会引起思想上的混乱，怀疑起四中全会的路线来，从而涣散军心，对前途悲观失望。他为此有些担心，同时感到周恩来报告中所讲的，很多地方赞同了毛泽东、洛甫、王稼祥的观点，他觉得周恩来近几月来思想上起了变化，这变化还有点快哩！他不大理解，同时也不大接受。

会场沉默了好一会，只听见会场一壁的那两个壁橱间的一只挂钟，钟摆在不停地左右晃动，当当当地响着……

博古用一种温和的语调启发大家：“对两个报告有什么看法，请大家讲讲。”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在思索，似乎也都不好表态。

毛泽东按捺不住了，第一个表态：“我不同意博古同志的报告。”

洛甫接着说：“我也不同意。”

王稼祥在躺椅里了说：“不同意。”

其他人也纷纷表态不同意。

博古感到突然，眼里流露出惊诧的神情。

会场的空气也随之紧张起来。第一把手的报告被否定了，怎么办？会议如何进行下去？大家感到一片茫然，这是博古妈料未及的事，也是大家不曾预料到的事。

洛甫站起来，从衣服口袋里取出那份准备好的报告提纲，边看边对大家说：“针对刚才博古同志讲的，我想讲一下自己的看法，不对的地方，请诸位批判。”

博古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洛甫，他到底要讲些什么？与会者大多将目光投在洛甫的脸上，十分关注。

洛甫根据他写的提纲，批评了“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中错误的战略战术原则。这些错误表现为堡垒对堡垒；兵力分散；在军事上不知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打击蒋介石；在战略转移与突围行动上犯了逃跑主义错误；在部队不利的情况下，仍坚持去湘西会合二、六军团，是机械的战略方针作祟的结果……

博古感到震惊，想不到洛甫居然在会上批评起他来，作为高级领导人，过去很多时候他们常在一起合作共事。后来，虽然有一些嫌隙但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会这样反对他的意见。过去他们之间的一点距离，今天好像又拉长了，这是他无法理解的事。

大家注意地听取了洛甫的反报告，普遍认为讲得有道理，洛甫归纳的几条错误是这么回事，应该这样认识，于是会场的气氛又暂时缓和下来，似乎得到了一些转机。

壁上的挂钟在人们不知不觉间将时针指向十二时半，博古对大伙说：“今天上午，会议就进行到这儿吧，下午继续。”

大家回味着博古和洛甫两个截然相反的报告以及周恩来的军事报告，离开了会议室。回到住处，毛泽东走进穆家庙巷子的时候高兴地对洛甫说：“你讲得好。”

洛甫腼腆地说：“承你夸奖，可能讲得不深不透啊，下午你好好说说。”

彭德怀、杨尚昆接到周恩来开会的电报，向军团政治部主任与参谋长交待了工作，打点行装，离开三军团司令部，策马赶到遵义。他们来到老城枇杷桥军委总司令部驻地，已是中午时分。他们将马儿系在楼房后院的一株核桃树上，匆匆上楼到周恩来那里去报到。

周恩来紧紧握住彭、杨的手后说：“你们来得好，会议刚开半天，博古同志在会上作了正报告，我作了副报告，洛甫同志也作了一个报告，不同意博古同志的意见。”周恩来笑了笑说，“洛甫的报告可以说是一个反报告吧。下午开始，由大家发言，你们好好准备一下，有意见在会上讲讲。”

彭德怀一听，心里暗暗高兴，估计博古、李德的错误在这个会上一定要受到批评，洛甫不是已经开了头炮了吗。洛甫转得快啊。他正在这么思想之际，周恩来打断了他的思路，“德怀、尚昆，开会期间，你们就住在下面的堂屋里吧，没有床，用门板临时搭两个铺休息。”

“好的，住在这里方便开会。”杨尚昆回答说。

下午的会准时开始了，几乎没有一个人迟到。可能是上午听了几个报告后，大家都十分关心会议的发展，看是个怎样的结果？

博古宣布会议开始后，第一个要求发言的是毛泽东。

他拢了拢满头的长发，站起来，肩背微微有点儿驼着，手里拿着那份毛边纸的铅笔记录稿，用一口地道的湘音说着，边说边还有点轻微的咳嗽。

毛泽东根据他在一年来搜集到的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上刊登的材料，结合上午博古与周恩来的报告，又参照了洛甫的讲话，一针见血地指出：“博古同志在上午的报告里，对反五次‘围剿’的失败，总结出的那些原因，我认为不能成立，因而，这个总结报告不是实事求是的，是在替自己的错误作辩护。我以为，‘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对付敌人的第五次进攻时，不客气地说，犯了军事路线的错误。这个错误，在整个战争中，归纳起来，表现为三个阶级，其第一阶段，则是撤退中的逃跑主义。大家看看，是不是这样？”毛泽东用一种询问的目光扫视着大家。

没有人说话，只是有的用赞许的眼光向他微微点点头。

毛泽东继续说：“恩来同志在全部战线占领时阻击，提出过‘全线出击’的口号。在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则变为全线抵御。其实，在战略上这二者都是错误的。”毛泽东瞅了瞅周恩来。周恩来眨眨眼，微微点了一下头。

毛泽东接着说：“为什么，敌人的一、二、三、四次进攻，都被我们打败了呢？唯独第五次，我们不能取胜？当然，有一些客观原因，但主观上的原因，博古同志分析得少一些。我想趁此机会，把前后五次战争的一些基本情况向诸君作一个介绍，道理就明白了。”

“第一次反‘围剿’时，敌军是10万，而红军只有4万，是2.5比1；第二次反‘围剿’时，敌军20万，红军4万，是5比1；第三次反‘围剿’时，敌军30万，红军3万，是10比1；第四次反‘围剿’时，敌军50万，红军5万，仍然是10比1；第五次反‘围剿’时，敌军50万，红军5万余，不包括地方武装，仍然是10比1，而我们为什么失败得那么惨，连个地盘都保不住，来个大搬家，逃之夭夭。这难道可以说，我们在军事策略方面，没有一点儿过错？”

讲到这里，毛泽东有些气愤，声音也就大了起来。

停了停，毛泽东改用一种徐缓的声调继续说：“前四次反‘围剿’，各根据地同样也是被敌人分割的，根据地范围，比第五次反‘围剿’时还小，瓦解敌军，白区工作的开展也很有限，为什么我们却赢得了胜利？其实，根据地人民，通过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后方的工作是作得很出色的，根据地内的土地革命、经济建设的开展也是好的，在‘一切为了前线上的胜利’的口号下，广大群众参军参战，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扩红运动形成热潮，十万工农积极分子武装上前线，红军力量空前扩大。前方红军的财政、粮食和其他物质上的需要，都得到了供应和保证，这能说后方支援不力吗？”

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毛泽东身上，感到他的发言有根有据，有说服力，这才是真知灼见哩！大家回忆起来，在党的或军的会议上，大概有较长一段时间没有听到过这样实实在在的发言了，以致引起大家深深的思索。

本来，毛泽东感到自己已经讲得很多，大可结束他的发言了，但又觉得言犹未尽，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谈到，谈不谈呢？谈了，会引起顾问的不快，不谈，则自己又耿耿于怀。考虑了一下，他定下决心，还是讲了再说，革命到了这个地步，红军损失这么惨重，还计较个人的得失做些什么呢？

毛泽东端起自己面前的搪瓷缸，喝了一口开水，润润喉咙，然后又对大家说：“关于华夫同志的工作，我想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不知对不对？华夫同志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还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路、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总部草拟的略图上一划，限定时间赶到打仗，这样哪能打胜仗？这全完是瞎指挥！”

凭着一种直感，李德感到毛泽东可能在指责他，于是眼珠瞪得圆圆的。他用俄语问伍修权，毛泽东在讲些什么？伍修权翻译后，他将手中的雪茄朝过道外一掷，站起来，指着毛泽东大声说道：“你这是报复，报复！过去，我批评过你，今天，你趁机会找我算帐！”

毛泽东没有理会他，付之一笑：“有意见好好说嘛，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嘛。”

毛泽东的发言，态度诚恳，观点鲜明，论据充分，鞭辟入理。大家感到谈出了问题的实质，好象为总结一次反‘围剿’战役拟就了一个提纲，只待大家修改、补充和完善，于是普遍感到心里踏实起来，再不象上午那样茫茫然不知所措了。

王稼祥在躺椅里不安起来，他辗转着身子，然后坐起来，用一只手轻轻按住腹部的伤口，对大家说：“我同意毛泽东的发言，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之所以失败，我们在军事战略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不能归咎于其他原因，客观因素有一点，但不是主要的。”洛甫说：“我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他对问题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可以说言之成理，顺理成章。他对指挥五次反‘围剿’三个阶段的分析归纳，我很欣赏，指出问题的症结之所在。”

朱德严肃地说：“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

聂荣臻接过朱德的话说：“毛泽东指出华夫同志是瞎指挥，我完全赞成，这，我深有所感。华夫同志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放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一类连我们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事，都横加干涉，这不是瞎指挥，是什么？”

当伍修权将聂荣臻的话翻译给李德听后，透过眼镜，李德眨巴着黄黄的眼珠，脸上露出极不高兴的表情，但聂荣臻讲的又全是事实，他也不好辩护，更不好发火。

彭德怀是第一次参加中央的会，开始还有点拘谨。他是一个直性子，硬汉子，按照过去的习惯，在军委会上，他是爱放炮的，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他认为是不对的，都敢批评，就连李德，他也不止一次地顶撞过。而向别人提意见，常常是直来直去，单刀直入，很少转弯抹角。当他一落座听了大家揭“三人团”在反“五围”中的军事错误时，早已按捺不住了。但他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心里说，不忙，等一等，我听听同志们的发言，然后再说。

彭德怀是五次反“围剿”战役的一个前线高级指挥员，对李德瞎指挥深有所感，同时也深受其害。所以当聂荣臻再次提起李德的瞎的指挥时，他思潮汹涌，难以平息，想起广昌战斗后一次与博古、李德的争吵来。于是大声说道：“今天我想说的，几个月前，我和李德同志博古同志说过，今天是对五次反‘围剿’的全面总结，有必要再说说，因为很多同志没有听到过，不知道。那次战役中，博古与华夫同志坐在瑞金，指挥红军第二次进攻南丰的战斗，连迫击炮放在地图上某一曲线上都规定了。实际上，中国这一带的十万分之一的地图，就根本没有实测过，有时方向都不对。这种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如果不是红军高度自觉，一、三军团早就完蛋了。广昌战斗，完全是同敌人拼消耗，我们损失多大！中央苏区从1927年开创到现在，8年啦，一、三军团活动到现在，也是6年啦，创造根据地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就被你们的瞎指挥送掉啦，真是‘崽卖爷田心不痛’！”

博古的头低低地，蹙着双眉，这是他第二次听到彭德怀的批评，是这么回事啊！他无言对辩，处于一个被告的地位。

李德一个劲的抽烟，神情十分沮丧，只好硬着头皮听伍修权的翻译。因为那次彭德怀批评他后，他大发其火，大骂彭德怀，说是因撤掉了彭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不满意，报复他。彭德怀受了委屈，声明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而是为革命的损失痛心。彭德怀被李德的一阵臭骂激怒了，他也不怕事，堂堂一个汉子，岂容他人侮辱，于是和李德大干一场，回敬李德：“下流！无耻！”表现出对顾问的极端的鄙视。既然冒犯了顾问，他作好准备，将那套旧军衣打在包里，准备随李德到瑞金去接受公审，开除党籍直至杀头，都无所顾忌啦。

坐在窗子边的刘伯承听到彭德怀义正辞严的发言，心怦怦然。他的感触就更多了，作为总参谋长，他在反“五围”战争过程中，与博古、李德的接触很多，对他俩的错误有所察觉，虽然当时看得不是那么清楚，甚至有的还缺乏认识，但总感到这种打法有问题，不然为什么尽吃败仗，根据地越打越小，红军越打越少，大家对军事策略有意见，也只能在背后议论，不敢公开提出来。他对军事指挥的不民主，个人说了算，特别是顾问的独断专行很有意见。他考虑了一下，操着一口四川话说：“五次战争，诚如毛泽东所分析，我们在军事上犯了严重错误，我同意大家的意见，不再重复了。这些错误，其实过去不是没有发现，但谁敢提？提了就被说成了对战争的动摇，就是机会主义，前途就是反革命。这顶帽子吓死啊。”

大家点点头，只是博古木然地坐在那里。李德则勾着头。

下午，几个与会者的发言，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批评了“三人团”的错误，发言时，没有谁拍桌子打板凳，基本上是和风细雨的，但会议始终保持着一种严肃的气氛，越讲问题越多，越讲大家越有气。朱德在刘伯承的发言后，向大家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错误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大家心里一动，感到总司令提出了一个新的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会场又一度出现了暂时的沉默。又突出了挂钟钟摆的嘀嗒声。

博古隐隐感到不安，他抬头看了看挂钟，时针已指向5时20分，而外面的天色已开始暗淡下来，他对大伙说：“今天的会，是否就开到这里，明天再继续。”停了停，他勉强地说：“总司令刚才提出的问题，大家好好考虑吧。”

人们正准备离开会场的时候，罗参谋急急跑上楼来对大家说：“康指导员要我通知首长们，请大家不走了，就在总部吃饭，今天总部杀了一头猪，首长们开会辛苦了，加加餐。”

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哇，今天‘打’总司令部的‘土豪’。”

毛泽东的话，把大伙逗笑了。

总司令部伙房，紧挨着开会的这幢精巧讲究的曲尺形的楼房，从一局作战室出门走十来步就到了。它是一栋白色的船形砖房。开会的人们走进伙房，见红漆大方桌上摆着一碗回锅肉，一碗霉干肉、一碗肉片炒莴笋，一碗炒白菜，还有一碗砣砣肉。一大钵猪肉炖的萝卜汤，另外有几碟泡菜、霉豆腐之类的小菜，后面这几样小菜是柏辉章家现成的。

好久没有见过这么丰盛的菜肴了，就是在乌江边过年的时候，也是只有两三个菜，进贵州以前，那就更不用说了。

开会的人共二十来个，加上几个工作人员，刚好三桌。大家随便坐，自由组合。李德的情绪不好，加之他的饮食习惯不同，为了照顾他，专门为他配备有炊事员，下楼的时候，他对博古说，不愿在总部进餐，想回到住处去吃。博古拉住他说：“不要走，就要这里吃吧。”周恩来也劝说着：“尝尝遵义的风味。”李德不好再坚持，于是和大家一起落座。

毛泽东、刘伯承、朱德、聂荣臻、邓小平、杨尚昆他们几个湖南、四川人都爱吃辣椒，于是自然地坐在一起。碗里的大片大片的回锅肉烧得红彤彤的，那与肉片搅到一起的干辣椒也炒得恰到好处，红黑红黑的，一看便知大师傅拿好了火候。毛泽东一见辣椒，食欲便来了，他边吃边笑着对同桌的人说：“真正革命者的食粮是红辣椒，谁不能吃红辣椒，谁就不能战斗。”

朱德、彭德怀、杨尚昆他们几个乐了，笑着回答说：“照你的理论，那么我们都是真正的革命者了。”

坐在邻桌的李德，听到毛泽东他们爽朗的笑声，问博古是怎么回事，博古翻译给他听后，他暗自恨起毛泽东来。因为关于以吃不吃红辣椒来判断是否真正革命者的谑语，他不只一次地听见毛泽东说过，他认为这句话，是针对他讲的，是在挖苦他，含有一种恶意。他个人的饮食习惯是喜清淡，喜欢甜食，吃不惯中国南方味道很重的菜，对辣椒更无一点兴趣，看见它，甚至畏葸三分，不敢投箸，退避三舍。他觉得毛泽东总喜欢在平时的言谈中，用一些格言式的语句来比喻一些问题，听起来，好象在开玩笑，但又觉得不仅是开玩笑，可能有一定的内涵，使人捉摸不定，耶非耶？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今天，李德表现出大大的不高兴，一方面，菜又不合他的口味，真是难以下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