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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文学上的现实主义，是非常之看重的。他们在许多和书信里面，常常提起这个问题，譬如恩格斯给英国女作家哈克纳斯的信，就说到巴勒札克的问题，并且指出巴勒札克的著作反映着法国“社会”的历史。恩格斯在这封信里说：“我决不责备你，怪你没有写一部纯粹社会主义的小说，像我们德国人所说的‘有倾向的小说’，就是一定要在小说里面，宣布作者的社会思想和政治思想。我完全不是这样想法。”这并不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文艺之中的“倾向性”，不是的，他们只反对表面的空洞的倾向性，反对那种曲解事实而强奸逻辑的“私心”。这种虚浮的“有倾向的”，“有私心的”作品，他们说它是“主观主义唯心论的文学”。他们所赞成的是“客观的现实主义的文学”。客观的现实主义的文学，同样是有政治的立场的——不管作家自己是否有意的表现这种立场；因此，如果把“有倾向的”解释成为“有政治立场的”，那么，马克思恩格斯不但不反对这种“倾向”，而且非常之鼓励文学上的革命倾向。例如海涅、佛莱里格拉德等的文学，显然是极端有革命倾向的诗歌，而马克思恩格斯都很喜欢他们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说过：一切大作家，从亚里士多德到海涅，都是极端有倾向的，然而这种倾向应当从作品的本身里面表现出来。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主张的文学，正是善于表现革命倾向的客观的现实主义的文学。他们反对浅薄的“有私心”的作品；他们尤其反对主观主义唯心论的文学。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和拉萨尔辩论过文艺上的问题，他们说：不应当：“塞勒化”，而应当“莎士比亚化”。这是什么意思呢？据梅林的解释，仿佛他们两个人的私人的兴趣，不大喜欢塞勒的作品，而喜欢莎士比亚。这种解释显然是错误的。把莎士比亚和塞勒对立起来，这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有原则上的意义的。这就是鼓励现实主义，而反对浅薄的浪漫主义——反对“主观主义唯心论的文学”。
塞勒晚年的作品，他的小说里和戏剧里的“英雄”——只不过是主观的抽象的“思想”的号筒；对于塞勒，所谓斗争只不过是“世界史上的人物”之间的热闹的决斗，这些“世界史上的人物”仿佛代表着历史的力量，他们之间的决斗就代表着历史的冲突，那算是决定一切的动力，那算是社会发展的要素。那时候的塞勒（当他写“Don Karlos”的时期），只在希望开明的君主来做从上而下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力量，他不看见广大的群众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注意阶级斗争，因此只在主观道德的“伦理”方面找寻出路，用一些抽象思想，例如善和恶，勇敢和懦弱，公德和自私等等，来支配他的作品里的“英雄”。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反对的“塞勒化”的意义。他们所主张的是：对于事实上的阶级斗争，广大群众的历史斗争的现实主义的描写。他们要求文学之中对于这种斗争的描写，要能够发露真正的社会动力和历史的阶级的冲突，而不要只是些主观的淋漓尽致的演说。马克思认为莎士比亚的创作方法里，就有这种现实主义的成分。而恩格斯在1859年5月16日写给拉萨尔的信里说：“人的性格不但表现在他做的是什么，而且表现在他怎么样做。在这一方面，我以为你那篇戏剧的思想上的内容，决不会受着什么损失，如果把各个人的性格更加鲜明的互相对立起来。用古代的风格来描写性格，在现在已经不够的了，我以为你在这里可以不受什么损害的更加注意些莎士比亚在戏剧发展史上的意义。”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的反对“塞勒化”和鼓励“莎士比亚化”，是他们对于文学上的两种创作方法的原则上的意见。第一种是主观主义的理想化——极端的曲解客观的阶级斗争的过程，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反对的。第二种是现实主义——暴露资本主义发展的内部矛盾的，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鼓励的。固然，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结算起来，也还是唯心论的现实主义；然而只要它在勇敢地观察和表现实际生活的时期之中，还能够多多少少暴露一些客观的矛盾，那就对于一般的文化发展和工人阶级的将来，可以有相当的价值。因此，譬如说罢，马克思所喜欢的作家是：荷马、丹第、谢尔房蒂斯、莎士比亚、狄德洛、菲尔定、哥德、巴勒札克。
此外，像狄更斯等类的比较次等的现实主义的作家，马克思也是赞赏的。马克思在《纽约论坛》报上曾经做过一篇文章，说起那时候的英国现实主义的文学家：“英国现代的最好的一派小说家，他们的很明显很巧妙的描写，暴露了这个世界的政治的社会的真相，比一切政治家、社论家、道德家所写的东西都要更多些，他们描写资产阶级的一切阶层，从‘可敬的’吃租钱的人，以及该着政府的有价证券的人起，——这些先生们像煞有介事的高高的站在上面，看着下面的一切‘事业’都是很庸俗的，——一直到小店东和私人律师为止。而狄更斯、萨凯莱、沙洛德·白龙德和哈斯格尔夫人是怎么样描写了这些人物呵！充满着文明世界的，是自以为是，吹毛求疵，琐屑的残暴和愚蠢，形容他们这个阶级的警句，正是对于站在自己上面的人是胁肩谄笑，而对于伏在自己下面的人就是个专制魔王。”这种勇敢的公开的暴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这种“揭穿假面具”的手段，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在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里面所看重的地方。这种对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的真实描写，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文学的这种巨大的认识能力，就是他们两个人认为比“主观主义唯心论的文学”更高明的优点。所以他们要号召当时的社会主义作家，去向巴勒札克学习一点儿什么东西。
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认为巴勒札克、狄更斯或者狄德洛的创作就已经是辩证法唯物论的方法，就已经是无产阶级文学的方法。恩格斯给哈克纳斯女士的论巴勒札克的信里面，很容易看得出他对于巴勒札克的称赞，只是一种供给参考材料的意思。资产阶级的文学上的现实主义和无产阶级的文艺创作方法，只能够做一个历史的对比。这譬如是说：无产阶级的艺术家，已经要用辩证法唯物论的方法，他们描写工人阶级同资本主义的斗争，应当要和巴勒札克一样的有那种现实主义的力量，要看看巴勒札克用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方法怎样描写了资产阶级同贵族阶级的斗争。恩格斯说的是：“巴勒札克——我认为他比较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他是伟大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家，他在《人的滑稽戏》那部大著作里面给了我们一部最好的法国‘社会’的现实主义的历史，用纪录‘风尚’的形式，一年一年的，从1816年到1848年，描写着逐渐得势的资产阶级对于贵族社会的逼迫，那贵族社会在1815年之后又恢复了元气，而尽可能的（tant-bien que mal）重新树起旧式的法国政策的旗帜。他描写着这个对于他是模范的社会：怎么样在庸俗的铜臭的暴发户的逼迫之下灭亡下去，或者自己转变成为这种人物；他描写着grande dame——这些夫人的偷情不过是支持自己的一种方法，而且是完全适合于他们在婚姻之中的地位的方法；——他描写了这些夫人怎么样让开自己的地位给那些资产阶级的妇女，而资产阶级妇女的出嫁，已经是为着金钱或者首饰衣装的了；他在这个中心问题的周围布置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从这个历史里，我才知道了更多的经济上的详细情节（例如‘真实的’——Real——财产和私人的财产在革命之后的重新分配），这里，甚至于比一切职业的历史家、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在这时期里的著作合摆起来的材料还要多些。”恩格斯的这一段话，和上面所引的马克思关于现实主义文学的话，是非常之相像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面也引起巴勒札克的话。譬如《资本论》第一卷里，马克思讲到把金钱从流通的市场之中取出来，那就等于取消它们的资本主义的应用，而把货物像收集实物似的积聚起来——也完全是无意识的事情；他在这里下了一个注解说：“巴勒札克彻底地研究了吝啬的各种程度，他所描写的那个高利贷的老头儿霍斯倍克，从小孩子的时候起，就碰见了那么一个时期：——他居然在自己的栈房里收集起积聚的货物来。”《资本论》第三卷第一章，讲起生产的成本和利润，着重的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占着统治地位的社会状况之中，就是非资本主义的生产者也受着资本主义概念的支配；马克思为着说明这层意思就引起巴勒札克的小说，并且说：“巴勒札克在自己的最后一部小说《农民》里，一般地表现他很深刻地了解现实的社会关系，而且很准确地描写着：小农怎样白白地替自己的高利贷债主做种种工作，为的要保存债主对他的好意，这个农民还自以为并没有给债主沾什么光，因为对于他，自己的劳动是不值得什么的。这样，高利贷的债主，却真是‘一箭双雕’。他一方面省掉了许多工资，另方面，因为农民时常离开自己田地里的工作，破产得更加快，所以他就一天天更加陷落到高利贷的罗网里去……”关于巴勒札克在经济智识范围里有这样奇妙的见解，马克思在这以前，在1868年12月14写给恩格斯的信里面，就已经说起的：“巴勒札克的小说《神甫》里，有这么一句话：‘如果工业生产品的价值不比制造它们的成本多出两倍，那么，商业早就不存在的了。’你说这句话怎么样？”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这样看重巴勒札克的创作，但是他们并没有忽视巴勒札克的宇宙观是保王主义，是王权主义。恩格斯说：“固然，巴勒札克在政治上是个保王主义者。他的伟大的著作是不断的对于崩溃得不可救药的高等社会的挽歌；他的同情，是在于注定要死亡的阶级方面。然而不管这些，他对于他所深切同情的贵族，男人和女人，描写他们的动作的时候，他的讽刺再没有更尖利的了，他的反话再没有更挖苦的了。他用一种掩藏不了的赞赏的态度去叙说的唯一人物，却只有他的最明显的敌人——共和主义的英雄Cloitre Saint Mer ri，这些人在那时候（1830—1836年）却真正是民众的代表。巴勒札克不能够不违背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成见，他见到了自己所心爱的贵族不可避免的堕落，而描写了他们的不会有更好的命运，他见到了当时所仅仅能够找得着的真正的将来人物，——这些，正是我所认为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之一，老头儿巴勒札克的伟大特点之一。”马克思在1867年2月25日给恩格斯的信里面也是这样说：“顺便地说到巴勒札克：我劝你读一读他的《空前的赛得物儿》和《讲和了的梅尔莫德》。这是两篇小小的赛得物儿充满着奇妙的反话。”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巴勒札克的宇宙观和艺术创作的估量，是整个的，一贯的。这在方法论上有极重要的意义，这正是辩证法唯物论的一元主义的方法。而不是多元主义的折衷论。他们并没有把思想家的巴勒札克和艺术家的巴勒札克对立起来，并没有把艺术家的主观的宇宙观和他的描写的客观性对立起来。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和资产阶级的文艺学家，就只看见表面上的矛盾和“不可解的内心冲突”。其实，巴勒札克只有一个。正因为当时的法国资产阶级还在前进，所以他的文学家敢于暴露贵族和资产阶级社会的弱点，用强有力的讽刺和讪笑揭穿内部的矛盾，希望资产阶级能够因此而惊醒些、努力些、周密些，去改良自己的“秩序”，进到“新的高贵社会的理想”，——虽然这种讽刺和讪笑表面上是站在旧的“高贵社会”的立场上的。恩格斯认为巴勒札克虽然同情于保王党，然而他的现实主义是革命的，因为他见到了贵族的灭亡的不可避免，他见到了真正的将来人物——1830到1836年时期的“民众的代表”。
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例如虞哥和左拉——“浪漫主义者”和“自然主义者”，他们把思想家的巴勒札克和艺术家的巴勒札克之间的矛盾，解释成为纯粹主观上的内心冲突，或者说是“偶然的不调和”。虞哥说：“这个伟大的人物，他的心是民权主义的，他的脑筋也是民权主义的。至于他的君主主义不过是一件奇特的事情。再过一些时候，也许他自己就要转变到极好的民权主义的原则方面来的。”而左拉，自己认为是巴勒札克的“精神上的儿子”，他正确的指出他的“先生”的创作之中的革命的功用，可是始终不了解这种功用的原因；他说：“虽然巴勒札克在一切情形之中都表现他对于君主制度的敬重，然而巴勒札克却只能够在同着后辈拥护自由的人之中去找着自己的朋友。”
第二国际的批评家对于这个问题——思想家的巴勒札克和艺术家的巴勒札克之间的矛盾问题，——也是解释得不正确的。这班批评家通常总是把巴勒札克当做“革命家”，甚至于“社会主义者”，说他的革命性是不自觉的，是和他的宇宙观不相干的。他们把艺术家的巴勒札克和思想家的巴勒札克分割开来，他们的解释是：照宇宙观来说，巴勒札克是反动的，而照他的艺术创作来说，他是无意之中的“革命家”，甚至于“社会主义者”。这种解释的理论根据是什么呢？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在欧战之前就有一种很通行的艺术论，说艺术家的创作过程是下意识的，直觉的，不受自觉的宇宙观的监督的。这种艺术论自然是不正确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对于巴勒札克问题的错误的解释，就是根据这种理论而来的。所以罗倍尔德·白尼埃会认为巴勒札克是社会主义者，而且说他的小说《神甫》和《乡村医生》是“绝对的纯粹的社会主义”。欧战之后的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例如比国社会法西斯主义的领袖范德物尔德，甚至于利用巴勒札克的“社会主义”来反对苏联。日安·梅里亚认为巴勒札克是“贵族社会之中的非阶级化的人物，是保王党之中的非阶级化的人物”。然而实际上他对于巴勒札克的估量也是所谓“下意识的革命性”。其余的人，尤其是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的批评家，都竭力要想取消巴勒札克创作之中的矛盾，引出许多词句来证明巴勒札克在宇宙观方面也是革命家，说他对于君主制度的同情不过是奇特的傻气！
自然，以为巴勒札克是纯粹的贵族作家或者天主教教会和国王的御用文人，也是不对的；这种估量在反动派的文艺批评里也常常可以碰见。恩格斯的估量是：巴勒札克的宇宙观，他的政治思想是属于保王主义的，他的同情大半是在贵族方面。但是，他的努力，实际上是代表“先进的”资产阶级化的贵族，要求“高贵的”资产阶级的理想，他正是深刻的资产阶级意识的代表。
巴勒札克是律师的儿子，他的出身是所谓自由职业的智识阶级。他从外省到巴黎来，为着要求得金钱，财富和名誉。他的青年时代，正像和他同时的一个文学家斯登达尔在一部著名的小说《红的和黑的》里面所描写的青年一样。那部小说的主人翁莎莱尔就代表当时逐渐得势的资产阶级的青年，追求金钱财富和名誉，是他们的根本的动机。青年时代的巴勒札克的口号是“拿破仑用剑所做不到的事情，我用笔来做到它。”固然，开始时候，他在商业方面受到不少次的失败，然而后来他始终在法国的文学界里成了“笔的拿破仑”。他的“连环”小说集《人的滑稽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非常看重的，——尤其是“风尚的历史”那一部分（九十二篇小说），描写了“整个的法国社会的历史”：他对于社会的实际生活的态度不是浪漫主义的，不是主观主义唯心论的，不把作者的个性抬到第一等的地位，不把自己小说里的“英雄”变做“时代精神”的号筒，而是在非常之现实主义的计划之中，用分析的研究的方法，展开广大的布景而写出社会的实际生活。他说：“研究风尚的任务是表现整个的社会的实际生活，不要遗漏人生的任何一方面，不要遗漏任何一种典型，任何一个男人或者女人的性格，任何一个职业，任何一个生活方式，任何一个社会集团，任何一个法国区域，不要遗漏儿童时代，老年时代，成年时代，不要遗漏政治，法律和军事生活。基础是人的心的历史，是社会关系的历史。不是空想出发来的事实，而是到处发生着的事情。”虽然他在《人的滑稽戏》的序言里说：“法国社会自己创造着它自己的历史，”然而他并不限于收集一些事实。他固然自己只承认是“法国社会的秘书，简单的纪录这部历史”，可是，他决不限于“旁观者的客观态度”。他是在发露这部“历史”的原因，而写出“典型化的个性”和“个性化的典型”。他所以能够暴露资产阶级和贵族的真相。假使巴勒札克只纪录一些事实，只描写当时社会的“现实主义的性格”，那么，他的作品就和哈克纳斯的小说没有什么分别，恩格斯也就不会把他的创作方法认为现实主义的模范。不然的，巴勒札克的小说里，除开事实以外，还有一些哈克纳斯女士之类的作家所没有的东西。这就是恩格斯说的：“除开详细情节的真实性以外，还要表现典型的环境之中的典型的性格。”——这里的典型的环境是围绕着他们而驱使他们的行动的。巴勒札克表现自己小说里的英雄的方法，正是恩格斯写给拉萨尔的信里面所说的：“人的性格不但表现在他做的是什么，而且表现在他怎么样做。”巴勒札克在事实之外，在所谓“到处都发生着的事情”之外，还能够揭开内幕，暴露社会生活的机械体。
所以巴勒札是“肯定”资产阶级的作家，他了解并且知道当时阶级斗争的主要骨干正是资产阶级克服地主的贵族和氏族的（世家的）贵族，而资产阶级的这种胜利的“钥匙”就是金钱。的确，像格沃尔格·白朗德斯所说的，金钱是“巴勒札克作品里的没有姓名的没有性别的英雄”。他的《人的滑稽戏》是一部法国资产阶级从高利贷的守财奴发展到银行家的历史。
然而认为巴勒札克是贵族文学家固然不对，而否认他对于“宗教和国王”的同情，也是不对的。巴勒札克自己说的：“我是在两个永久的真理的光明之下写作的：宗教和君主制度；这是两种必要，现代的事变都在号召着它们，每一个理智的著作家都应当竭力使得我们的国家恢复它们。”他在国会选举的时候，曾经用保王党的候选人的资格去参加选举。他是赞成立宪的世袭的君主政体的，而且主张要有强有力的贵族院来保障私有财产。照他的意见，“应当尽可能的用强有力的束缚方法去控制民众，使得他们能够受着教化，赞助和保障，而用不着许多思想，形式和行动去挑拨他们的叛变。”他是非常之反对共和的。可惜他不懂孔夫子的道理，不然呢，他一定要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古今中外第一句警句。因此，他自然特别反对1848年的革命。1849年4月30他写给他姊妹的信上说：“二月革命所造成的法国的灾祸简直是不能够计算的，革命的影响还没有完全表现出来呢……”，“这个无聊的民权主义的群众暴动——领头的人就是拉马丁，它造成了法国的许多痛苦，它还要消灭引起它的那些人呢。”
巴勒札克非常之渴望着资产阶级和贵族的和平合作。这是1815到1848年的一部分法国资产阶级的心理。这部分资产阶级，在1830年那些金融交易所的资产阶级胜利之后，受着了许多损失而发生了经济恐慌。所以这部分资产阶级赞成恢复1830年“七月革命”以前的君主制度——就是代表贵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治。他们反对“七月革命”之后的国王路易·菲立普的统治。他们以为在贵族资产阶级联盟的掩护之下“发展了旧式的正直的商业资产阶级”，以及工业资产阶级。这种工商业资产阶级在当初是抵敌得住金融交易所式的资产阶级的，而几次的革命反而使金融交易所式的资产阶级得势了，资本逐渐的集中——虽然准备着大规模的工业发展的前提，——却暂时使得旧式的工商业资产阶级之中的大多数受着“无数的，不可计算的痛苦”。不但如此，巴勒札克对于社会生活的深切的认识，使得他感觉到对于资产阶级的一切阶层的怜惜和感叹，尤其是对于没落的贵族阶级的同情，正因为他了解并且彻底地明白社会的发展趋势，所以他所代表的意识并不限于当时的“商业资产阶级”。弗里契在《西欧文学发展概论》里，说巴勒札克“是旧式的商业阶级的意识代表，因此也就是1830年之后占着统治地位的金融资产阶级的敌人，并且是建筑在金融资本之上的‘七月君主政体’的整个社会政治的统治的敌人。”这一个定义，固然比资产阶级的学者和第二国际的一切理论家高明得多了，固然已经接近正确的答案，然而还是不充分的，因为这个定义还不能够包含巴勒札克的宇宙观的全部，不能够充分的说明巴勒札克对于当时法国资产阶级的一切阶层的态度。
总之，一般的说起来，巴勒札克虽然偏重于所谓“旧式的正直的商业资产阶级”，然而他是一般的资产阶级的意识代表，他是一个资产阶级的艺术家。因此，不管他怎样同情于贵族和宗教，而他的《人的滑稽戏》却仍旧成了“教皇国”——梵谛冈的禁书，罗马教皇认为这部大著作是赞美科学而“袤渎宗教”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见到了巴勒札克的创作方法是资产阶级现实主义的文学的模范，他们认为巴勒札克的作品的确能够暴露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内部矛盾，这是资产阶级的革命的现实主义的最高的表现。恩格斯说，他认为巴勒札克“比较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因为左拉的现实主义已经是更加调和的现实主义了，已经要曲解阶级斗争的现实的动力，尤其在左拉的后半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剧烈起来的时期。
至于英国女作家哈克纳斯的《城市姑娘》，它的主要的缺点，就在于作者把工人阶级描写成“消极的群众，不能够帮助自己什么，甚至于并不企图帮助自己。一切企图——要想从那种麻木的穷困之中挽救出来的企图——都是从外面来的，从上面去的。然而，假使在圣西门，欧文的时期，1800年到1810年的时候，这是正确的描写，那么，到了1887年，一个人已经参加了五十年光景的战斗化的无产阶级的斗争，而且一直认为‘解放工人阶级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业’是领导的原则，——这种描写就不对的了”（恩格斯）。所以恩格斯认为哈克纳斯之类的作家的缺点是在于现实主义的不充分。至少，在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的范围之内，也还可以进一步的达到巴勒札克的程度。
然而恩格斯并没有叫无产阶级作家去完全模仿巴勒札克。恩格斯清楚地指出来：巴勒札克所描写的，所了解的，只是资产阶级和贵族社会之间的阶级斗争。而当时哈克纳斯等等的革命作家，尤其是现代的无产作家的任务，却已经是了解和描写无产阶级和贵族地主的残余以及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了，这是整个的各种战线上的社会主义性的无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空前的巨大的斗争。资产阶级性的现实主义不能够描写真正的工人阶级的斗争。资产阶级的作家，意识上抵抗着辩证法的唯物论，或者误解了这种新的方法论，他们就始终不能够了解工人阶级的斗争和目的，不能够明白平民群众，尤其是无产者的人物，典型和性格，尤其是集体性的新式英雄。这是他们的阶级意识上的根本的障碍，使得他们不能够进一步的彻底了解社会发展的将来的趋势。具体的说，例如巴勒札克，他能够感觉到贵族社会没落的不可避免，但是，他不能够见到社会主义胜利的预兆。他抱定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格言，他也就不能够看见真正下层民众之中的新的“英雄”的生长。因此，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文学，始终没有充分反映工人阶级斗争的可能。无产作家应当采取巴勒札克等等资产阶级的伟大的现实主义艺术家的创作方法的“精神”，但是，主要的还要能够超越这种资产阶级现实主义，而把握住辩证法唯物论的方法。本来，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比较资产阶级和贵族阶级之间的斗争起来。是站在更高的阶段之上；辩证法唯物论的文学创作方法，也比资产阶级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要高出一个阶段。新的革命的和无产阶级的文学，将要继续巴勒札克等等的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而往前发展。
自然，这是运用过去的“文化遗产”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巴勒札克的批判，正确的指出运用“文化遗产”的具体方法：他们用“历史的对比”，说明新的革命文学应当怎样去学习过去时代的大文学家，学习他们的“揭穿假面具”的精神，暴露社会发展的内部矛盾。至于资产阶级的伟大艺术家所能够见到的“假面具”，那当然不会和我们所见到的“假面具”相同，他们的阶级性质限制着他们的眼光。我们现代的新的文学将要超越过去的文学艺术。正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真正彻底的充分的“揭穿一切种种假面具”，才能够最深刻的最切实的了解到社会发展的遥远的前途。“揭穿假面具”的精神，我们是要继承的；我们还要更加彻底的，更加深刻的了解社会发展的内部矛盾，要发展辩证法唯物论的创作方法。这是无产阶级文学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遗产的正确的态度。
如果以为“文学遗产”是在于“一切伟大的文学家都有高尚的情思，都永久是自由的、民主的、向着光明的、人道主义的”等等，那么，势必至于陷落到小资产阶级浪漫主义和唯心论道德论的泥坑里去。例如中国的胡秋原先生，就是这么样的见解。照这样的见解推论起来，像巴勒札克那样的文学家就简直没有什么价值，因为他同情于贵族社会，主张“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开明君主制度——这当然不是什么高尚的情思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