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义办公室。电话铃又响了。

接电话的人询问对方的姓名、单位，均不回答，只说他要找周北峰。告诉他不在，他又找杜任之，也不在。他说：“我找傅作义将军。”最后，他透露自己是地下共产党员，可以直接和共产党、解放军方面沟通。于是便在电话上约定见面的时间、地点。这样的无头电话几乎每天都有。

傅作义派人按约定的时间、地点去见面，往往扑空见不到人。当然，有时候也可以见到人，所谈的却只是要求找工作之类的小事，很难摸清其底细。也有一些人说明了解放军的一些情况和希望，但是没有带来可以肯定的、负责方面的表示。

傅作义很伤脑筋。他本来想朝前走，但现在只能徘徊、怯步、彷徨。谁是能担负重任的恰当、可靠的人选？

1948年11月中旬，傅作义第二次主动派出他的随员符定一去河北平山孙庄找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要求和谈。聂荣臻答复：可以谈。

他的努力总算得到了回应。傅作义的脸上浮现出了并不轻松的笑容。

傅作义、王克俊、李腾九商定谈判代表人选事宜。

李腾九：“我有个胞弟叫李炳泉，是《平明日报》的记者，平素结交甚广，在共军方面也有朋友，他可以做个代表。”

傅作义点头：“记者的身份出城联系也比较便当。”

王克俊：“记者的身份好是好，只是级别低了点儿，人家会以为我们是搪塞。干脆，叫《平明日报》社社长崔载之作为总座的代表，与李炳泉同去谈判。”

傅作义很高兴：“就这么定了，去时带上一部电台。”

就这样，傅作义方面第一次组成了谈判小组：《平明日报》社社长崔载之，该报采访部主任、共产党员李炳泉，再加上报务员、译电员和司机共5人。

出发前，傅作义让李腾九佯装生病，携带电台住进医院，不见任何人。谈判小组将使用无线电台与这位处长直线联系。

12月14日，谈判小组一行5人乘坐吉普车，由王克俊亲自安排路线，并送出广安门，直驶河北平山县。从第一次出城扑空算起，这应该算是第三次出城了。傅作义希望他们能见到毛泽东，面陈自己和谈的急切心情。但是，谈判小组路上很不顺，到处有哨卡，联络又不畅。他们未到平山就折身回北平了。

后来，王克俊又亲自送傅作义的亲信从孙英年师的驻防地段出城。这次很顺利地到达了河北蓟县孟家楼平津前线总部。罗荣桓政委让参谋处处长苏静负责接待傅作义的代表。

为了保密和不暴露解放军前线总部的具体位置，双方代表的接触在离孟家楼不远的八里庄。这不是正式谈判。因为双方都需要探测，需要摸底。

苏静与崔载之、李炳泉住在一个小院，吃一锅饭，睡一条炕，随便交谈，既无程序，也没议题。双方的目的和意图正是在这无拘无束的“聊天”中逐渐实现。

苏静了解到了傅作义的一些真实想法：

——他对谈判很重视，早有考虑，确有诚意。但也有顾虑，他要求在绝对保密中谈判，以不使“中统”、“军统”特务闻风进行破坏。

——他要求解放军放弃对南苑机场的控制，理由是“这样可以搞到蒋介石一些大型飞机。”

——他希望加强北平城内傅系军队的力量，以制约城内蒋系军队。

——他提出通电全国，宣布实现和平解决，尔后成立华北联合政府，他参加联合政府，其军队由联合政府指挥。

苏静当即向罗荣桓报告了这些情况。

12月19日，刘亚楼参谋长来到八里庄，向傅作义的代表崔载之、李炳泉阐明了中共方面对和平解决平津问题的基本原则：放下武器，解除武装，这是前提条件。绝不允许保存军队，更不同意发通电成立华北联合政府。如同意以上这些条件，可以保障傅作义本人及部下生命安全和私人财产不受损失。蒋系中顽固的军、师长如果反抗，可先将其逮捕起来。

很明显，傅作义提出的条件与林彪同刘亚楼阐明的基本方针差距甚大。

当天，崔、李就通过电台向傅作义做了报告。傅作义回电表示：城内蒋系军队比自己的兵力大十数倍，如要逮捕那些顽固的军、师长很困难，实不宜实施。

谈判搁浅。据说，前线总部人员声称，傅作义此次出城的人员系“三等代表”，无诚意。崔载之回到了北平。但是，李炳泉和报务员、译电员仍留在八里庄。

这边，傅作义的美械装备师一组建起来，大家就翘首望着那个“宝座”：谁当师长？

傅作义在这些招人耳目的事情上总是会做出令大多数人信服的决策。他挑选了能干的团长孙英年。孙英年年轻有为，这是大家公认的。但是，孙英年在走马上任时却是悲喜参半。他不是干不了，也不是不想干，而是觉得在眼前这种形势下当师长时辰不对。

时值1948年9月。蒋介石为了挽回危局，允许傅作义扩编10个步兵师，其中包括美械装备师3个。

孙英年所属的3个团都驻扎在北平西郊。源源而来的美械装备使其它部队垂涎。每个步兵连配备三O轻机枪12挺，汤姆式冲锋枪四十余枝，半自动步枪十余枝，带瞄准镜的狙击枪三四枝，六轮手枪10枝；每个营配备三O重机枪8挺，六O炮4门；各团配备八O迫击炮4门……孙英年望着这些过去只能梦想、现在已经真正归自己所有的武器，心头的失落感仿佛又拣回了一些。走路头昂起来了，说话嗓门粗了，训人时言词也刻薄了。

这支部队一直牵着傅作义的心，他经常在夜里与孙英年通电话，询问部队装备、训练情况，还有官兵们的情绪，总司令对这支部队抱着什么样的希望，或者有些什么样的考虑，孙英年没有去琢磨，也似乎没有必要去费这个心思。他的想法非常简单，也很现实：要给总司令争面子。他在电话里说：“我这里情况很好，请总司令放心。现在唯一缺欠的是，大家都盼着您来检阅部队，给官兵们讲讲话。”

傅作义没有应允孙英年的要求。两头的话筒里都静悄悄的。

孙英年以为总司令没有听清自己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大家都盼着总司令来检阅，来讲话。您何时有空？”

傅作义还是不答话。不好再问，孙英年放下电话。不过，迎候检阅的准备工作并没有停止。总司令会来的，这是他的美械装备师啊！

孙英年没有想到，傅作义也没有料到，就在这时候发生了一件十分糟糕的事情。糟糕透了！这算什么美械装备师，真他妈的丢人。

12月12日夜，孙英年接到傅作义总部的命令，让他率领3个团移防太庙。总是想来点儿创造性的孙英年又琢磨出个新着：何不把行军变成一次演习，既完成了任务，又训练了部队。不能说孙英年想的没有道理。他很自信地拟定了一个夜间演习计划，在预定的时间出发了。这位英武年轻的师长由衙门口启程，沿公路南侧九三二团演习地段察看。行进数里后，他突然听到公路以北的九三三团演习地段传来激烈的枪声。接着，从衙门口方向又传来手榴弹的爆炸声。他立即命令部队停止演习，向半壁店傅作义总部驻地集结。同时，派人去发生枪响的地方探测情况。

部队陆陆续续地从四面八方聚集过来，一切似乎又趋于平静。

次日拂晓孙英年清点部队：师直属部队到了；九三一团到了；九三二团到了……

唯独不见九三三团，连一个人马也不来报到。左等右等没有影儿，孙英年心里发毛。天色大亮，仍没有消息。

他派出1个营逆出沿公路而行去搜索。谁料，没走出3里地，就与共军接上了火。共军是大部队，孙英年的1营人马不敢轻举妄动，只能节节败退，缩回到驻地。

中午13时，九三三团团长石穆然带着六七百人狼狈不堪地来到驻地，一见孙英年就泪涟涟地说：“师长，你处分我吧！”

孙英年急于知道的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问：“你先讲讲你的部队呢？”

原来，他们夜间行军时，与一支共军交叉走在了一起。开始他们以为是友邻部队，没有介意。后来当他们发现错把敌当成友时，已经晚了，先头部队虽然冲了过去，但后面的部队却被共军吃掉了。

孙英年听罢大怒：这团长真是饭桶，怎么不把他自己的命一起送掉？

石穆然很灰气地说：“你怎么处置我都行。是我无能。”

“你先回去吧，事情没有完。”

孙英年一挥手，让石穆然走了。然后转身就把这件事用电话通报给了傅作义。

傅作义问：“你接到的命令是什么？”

“当日22时进城驻太庙。”

“那么，22时你在哪里？”

孙英年的心扑腾扑腾地急跳起来，他不得不如实回答：“在进城途中做夜间战斗演习。”

“是谁叫你演习？”

话头提到这儿，孙英年的口气就粗了，嗓门也提高了：“总司令一直教诲我们，在行军、宿营、作战过程中，都应寓有训练。我是按您的教导行事的！”

傅作义烦躁极了，未听完回话就挂断了电话。孙英年拿着听筒无所适从。

这天，孙英年去居仁堂晋见傅作义。

傅作义又提起那天晚上演习遭共军打击的事。

孙英年说：“受了点儿损失，人员伤亡倒不大，主要是武器丢损得不少。想不到呀！”傅作义阴着脸。

孙英年说：“营以上干部没有伤亡的。”傅作义还是没说话。停了好一会儿，他才说：“你对部队要严加掌握，维护军纪，加强训练，做好准备。”

“是！”

“你立即到点编处补充兵员，再找军械处补充武器。”

孙英年听出总司令说这些话时声音有些沙哑。损兵折将的滋味毕竟不是好受的呀。

在孙英年告辞总司令准备出来时，傅作义突然喊住了他，没头没脑地问：“你说说，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孙英年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傅作义再问：“北平被共军包围了，你说怎么办？”“打下去！”孙英年终于找到了自认为满意的答案。

傅作义一扬手，让孙英年走开了，就像当初孙英年挥手让石穆然走开时一样不耐烦。

一向并不粗心的孙英年竟然没有注意到傅作义的这一神情。他以为总司令对自己的回答很欣赏。

次日，傅作义召集包括孙英年在内的几位师长在中南海居仁堂开会。谁也不晓得开什么会，但是都似乎预料到有什么不寻常的事了。

师长们到齐静等了一阵后，傅作义才从一个旁门进入会议室。他绕着中间的会议桌走了一圈，停下来说：“北平已经被包围了，你们说该怎么办？”这话孙英年听过，也回答过。

没有人说话，到会者一个个勾着头。包括孙英年。

傅作义又问：“北平已经被包围了，你们说该怎么办？”还是静悄悄的。焦急，难耐，沉重。

看来，傅作义今天非得从这些师长们的嘴里掏出他想知道的话不可。他由东向西依次地问，点到名字的都站起来，可是一个个都耷拉着脑袋，还是不说话。该问到孙英年了。傅作义迟迟不开口，两眼凝视了一会儿，才问：“你说说该怎么办？”

孙英年脱口而出：“打！”

傅作义再问：“怎么打？”

孙英年还是一个字：“打！”

“我问你能打几下？”

“我可以打一下半！”

师长们都惊住了。

傅作义跟上去问：“什么叫‘一下半’？你给我解释！”

“我的部队可以参加一次大纵深的出击，回来还可以参加守城防御战，就这么个‘一下半’！”

“‘一下半’完了怎么办？”

“不成功便成仁！”

会议室里所有的人都屏着气。傅作义从孙英年面前走开，环视一下大家，说：“难道我们打仗就是为了死吗？死还不容易，办法多得很，为什么非要打仗去死呢？”师长们的头陆续抬起来，唯有孙英年的脑袋低下去。

“解决北平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和平’。我傅作义认定了这一点，用军事已经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了！”傅作义的目光又射向了孙英年。“孙英年，你还记得吧，你当营长时，我曾在你的营部住一个星期，滔滔不绝地同你谈论军事问题。可是你当了团长，特别是你当了师长后，几次要我去检阅部队，我都没有去，因为军事已经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了。不要说你1个美械师，就是再有10个、20个美械师也不能解决问题了。所以，我傅作义对军队已经不感兴趣了。”会议室里异常寂静。

他接着说下去：“今年6月，人家共产党公布了《土地法大纲》后，按说我们不应该再打仗了，可是我们还没有收敛的意思。我们为了实现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曾叫周北峰领导一个土地局，可是几年也没有提出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话又说回来，即使有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实施不了。这些年我们就是给地主当看庄护院的打手，谁敢分他们的土地？惨呀！”

他稍停。

“‘和平’并不是失败。如果一定要说失败的话，那也是我傅作义一个人的失败。对你们来说是胜利，我把你们从绝境中带到了生路上。对老百姓来说也是胜利，谁喜欢在互相残杀的战争中丧生？”

孙英年突然站起来，问道：“既然这样，总司令为什么不在一年前就领导我们走这条路？”他声音很低，好像有点儿委屈。

傅作义说：“一年前，我如果讲今天这番话，会有人掏枪打死我傅作义。也许这个人就是你孙英年。只有今天我才能跟你们讲这些话，你们也才有可能跟我走这条路。”

他的话说得太多了，累了，嗓子也干了。勤务兵不知是第几次把茶水递到他面前，他仍然没有喝，还往下说着：“解决北平的问题，我已下决心走‘和平’这条路了。蒋先生已经没有力量妨碍我们了。你们不必担心，蒋先生方面由我负责。”

应该记住今天这个日子——1949年1月6日。这一天在和平解放北平的进程中放射出了灿烂的光辉。

从西直门里驶出的一辆小卧车被守城部队拦住了。

拦车人是个军官，他很有礼貌地打开车门，看了看车上坐的人，惊喜地说：“主任，你还认识我吗？”

乘车人抬起头，愣神半天，似乎想起来了，又似乎什么也没有想起来，只好含糊其辞地说：“面熟得很！”

军官说：“我叫卫树槐，在河曲时我在军官训练团受训，那时你是我们的政治主任。现在我在一O一师当团长，今日奉命在西直门送你们出城。”

乘车人望着年轻的军官。他相信对方所讲的这些，尽管他仍然没有想起这个当年的学生官。

“你们出了西直门，直奔万牲园，前面不远就是白石桥，拐弯处有人等候你们。”青年军官望了望乘车人，又说：“一切都安排好了，请放心。”

双方招手，点头，告别。汽车稳稳地向前驶去。西直门的城楼留在了身后。

白石桥到了。果然有人在这里迎候，也是一位军官。他示意汽车停下，看了看车牌，然后才打开车门，又望了望车上的人，什么也没问，说：

“这里是第二道防线，再走三五百米就是前沿战壕。现在你们把小车留下，步行吧。”

军官看出来乘车人的担心，对乘车人说：“放心吧，到了前沿会有人指给你们穿越火线的路线和办法的。”他说罢，心里好像还有几分不踏实，又说：“前沿负责接送你们的是个连长，他不认识你们，这样吧，我写个条子，好办事。”说着他就摸出笔，在一块巴掌大的纸上写起来。

乘车人接过条子，下了车。他后面又跟着下来一个人。他们都教授打扮：戴着毛茸茸的棉皮帽，手拎皮包，拄着手杖。两人离开白石桥，一前一后向前沿战壕走去。

这两位教授就是傅作义重新派出的与解放军和谈的代表。一个叫张东荪，燕京大学教授，民盟在华北的负责人。另一个便是周北峰将军，他原是山西大学法学院教授，现在是傅作义的权威代言人，在将要开始的与共产党的谈判中担任主角。

周北峰是谈判的老手。他与傅作义也是同乡，曾到过苏联、英国、法国、瑞士等国观光学习。“七·七”事变后任绥远省政府参事、十七集团军政治部主任、绥远省政府地方局局长。他曾代表傅作义到延安与中共商谈抗日合作问题，拜见了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他从延安返回傅部后，便负责北路军总司令部战地政治工作委员会工作，时常与八路军接触。1945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委派傅作义为长城以北热、察、绥的受降官，傅作义又派周北峰作代表，到绥远商都和察哈尔的张北与苏联红军接触。不久，中共与国民党会谈后，成立了3人和谈小组，周北峰再次担任傅作义代表，在绥远集宁、丰镇、张家口与八路军会谈……多少年来傅作义与中共的接触大部分都是他代表的。眼下他是傅部民事处少将处长。

烟尘渐渐消散，一间草棚房显露在眼前。房顶上的茅草在寒风里抖抖嗦嗦，仿佛随时都有揭顶而去的危险；草房像一块冻结了的大冰块，唯有从屋角那黑黑的烟囱里冒出的细细的蓝色丝绢样的烟，使人感到了一点儿暖色。从草棚房里走出一个军人，他就是周北峰他们要找的那个连长。周北峰把纸条递上去。

连长不是先看纸条，而是反复地打量着两位教授。奇怪的是他始终没有看纸条。他指指前方，说：“你们过去吧，从昨天到现在这里一直很安静，没有听见枪响。不过，你们还得小心从事，听见枪声就卧倒，等到那边有人招手再起来走。过了战壕就是共军的营地了。”

可以看得出，一切都安排得很周到。不过，周北峰、张东荪心里还是很紧张，毕竟是到了真刀真枪动真格的地方。他们谨慎小心地向前走了约一百米，忽然听见喊声：“站住！”

两位教授收住脚步，顺声望去，前面不远的石桥上有六七个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张东荪忙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小红旗，摇晃了几下。对方似乎明白了什么，不再喊了。他们便朝那几个战士走去。

双方的距离缩短到二十多米时，周、张站住了。

“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俩是燕京大学的教授，好久没有回家了，想回去看看。”

一个战士走过来。他的脸色很冷，说：“跟我走！”

两位教授被带到了海淀镇古南角的一个大院里，这儿是解放军某部的指挥所。迎接他们的是一个军队干部。周北峰觉得时候到了，便说出了联络口号：“我们找王东。”

那个干部明白了。周、张两位长长地吁了口气。他们感到这半天好像一年甚至数年那么长。

两个小时后，周、张由另一个军人陪同坐上吉普车走了。陪同人说，按上级指示送他们去西山。

吉普车停在了西山一个大院的门口，门口站着一个军人。这不是程子华将军吗？

周北峰高兴得几乎喊出声。这位傅作义的高级代表此时此刻在这儿看到解放军的司令员竟有一种非同寻常的亲切之感。他早就认识程将军——抗日战争时候，在山西汾阳、离石一带，他们有过几次接触。程子华当然也认出了周北峰。他迎上来，热情地握住了周北峰的手……

当傅作义的两位全权代表登程前往解放军平津前线总部参加和谈的时候，毛泽东发出了两份电报。

一份是在两位代表起程的同一天，毛泽东电示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再次明确地阐述了谈判的基本方针：只要傅作义让我军和平接收平津，允许他编1个军，可赦免他的战犯罪，私人财产可以保全，其部属的安全与财产不受侵犯，除此以外不能再答应别的条件。

另一份的时间得推前6天，即1949年元旦这天，毛泽东针对头年年底傅作义给他的电报电示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要派一位可靠的人，通过与傅作义亲近的人引见，当面向傅讲清共方6条意见：（一）不同意傅发通电。原因是一发通电，傅就没有合法地位了，傅本人和他的部队可能受到蒋系的压迫，甚至被解决。同时，共方也不能接受傅作义的这种做法。（二）傅一直追随蒋介石反共，我方不能不将他和阎锡山、白崇禧、胡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一宣布他为战犯，他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地位便立即加强了。他可以借此大作文章，表示除坚决打下去再无别的出路。而实际上，则与我们和谈，里应外合，和平解放北平，或经过不很激烈的“战斗”解放北平，使有理由赦免他。（三）允许傅编1个军。（四）傅给毛的电报已经收到。毛认为他的做法不切实际，应按上述办法办理才能接受。（五）谈判代表崔载之态度很好，欢迎今后再来联络以传达双方意见，但希望傅作义能派出有地位、能负责的代表同崔一道来谈判。（六）傅没有去南京参加军事会议是对的，今后也不能再去，否则有被蒋扣留当张学良第二的危险。

这6条意见让谁去转达呢？前线总部经研究，认为李炳泉是最合适的人选。一是因为李炳泉是共产党员，现在又刚从平津前线回来，受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的委托，因此能受到傅作义的重视；二是因为李炳泉是傅作义派出的代表，由他转达中共方面的意见，名正言顺。于是，李炳泉进城，通过崔载之和李腾九的引见，当面向傅作义陈述了6条意见。傅作义听后解除了一些顾虑，情绪有了很大好转。但是，仍然未表示完全接受中共条件的决心，只是忧郁地说：“为保存北平文化古城，还要继续谈判。” RV1mgdFAGQxsirzNSqJ6CMWWhTlDUopX+y5VnbtLb7q549f4NzuV7PbStJHSY/g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