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皇朝正式颁布的主要法典称“律”，规定人们不准做什么或必须如何做，否则的话就要处以刑罚。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是属于刑法范畴的法典，起到的是惩治犯罪的作用。出于争夺政治上正统地位的考虑，习惯上一般每个朝代开国之初总要公布一部律典，来树立一面具有政治号召力的旗帜，起到安定人心、稳定政治局势的作用，对于巩固政治统治，有着积极意义。然而也要指出的是，这种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各皇朝争取正统地位的政治策略，有时也有着就法律言法律、脱离社会实际的倾向。

一般都认为，中国历代的律都是从战国时魏国法家人物李悝的《法经》一脉相承发展而来的。《法经》大约出现在公元前4世纪末，是一部私人著述的法典蓝本，早就已经亡佚了。据说它分为盗、贼、囚、捕、杂、具六篇，李悝曾说“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因此将盗、贼两篇置于《法经》之首，显然《法经》是以刑法为主要内容的。其中的囚、捕两篇或许有现代刑事诉讼审判方面法规的性质。最引起人们注意的是最后的“具”，据说其他五篇内容都是罪名，而这一篇“具其加减”，就是规定定罪量刑的总的规则，相当于现代刑法典的总则。在法典中设置总则，这是世界法制史上的一大创新，是欧洲的法典在18世纪时还不曾做到的，足可见中国古代立法技巧之高超了。

据说后来商鞅携《法经》自魏入秦，主持秦国的变法，即以《法经》作为秦国法律的立法基础。商鞅把原来各国所称的“法”改称“律”，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发现了158条秦律的律文，以及190条关于法律的问答解释。从这些条文中可以发现当时的法律已经极其严密，已有几十种篇章的名目。

以后刘邦建立汉朝，帝王将相大多数是秦朝的小吏，成长在“欲学法令者，以吏为师”的环境中，很自然的承袭秦朝法律。汉朝的法律主要由律和令两大部分组成，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可以说律是以刑法为主的、稳定的成文法规；令则是皇帝发布的诏令，可以说是具有各方面内容的单行法规，其中有关刑事方面的条文在发布该项诏令的皇帝死后往往就改称为律。高级司法部门如廷尉所做出的典型判例（称为“决事比”），也可援引裁判。汉律本身基本完全沿用秦律的内容，在湖北张家山汉墓出土的汉朝初年的律，与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秦律风格、内容极其相似。据说萧何曾对汉朝继承的秦律进行过修订，在原来《法经》的六篇外又增加了户（户口方面的犯罪）、兴（军事调动及后勤方面的犯罪）、厩（畜牧方面的犯罪）三篇作为汉律的主体部分，号为“九章律”。

东汉灭亡后，曹魏于公元229年公布了《新律》。曹魏的这次立法活动意义深远。首先，它开创了开国之初就制定一整套法典的先例，为以后的各朝各代所继承。其次，它开始明确律作为完整的、自成体系的、稳定的法典，与其他的各种法律形式不相混淆，在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其有最高的地位。而令被作为规定国家各项制度的法规，不再直接和皇帝临时发布的诏令关联。再次，曹魏《新律》的编制体例有明显的进步。《新律》共由18篇组成，第一篇为“刑名”，由《法经》的“具法”、秦汉律中的具律改名扩充而成，集中规定全律定罪量刑的基本原则，相当于现代刑法典中的总则。过去具法在法经六篇之末，而具律夹杂于秦汉律各篇之中，地位不够突出，《新律》把总则性质的“刑名”置于律首，强调总则对于全律的统率作用，是立法技术的一大进步。以下的各篇基本上都是按照主要罪名来编制的。

曹魏《新律》开创的法制改革在35年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公元268年晋朝也颁行“新律”，历史上一般称之为“泰始律”。晋朝的律共有20篇、620条。晋律将曹魏《新律》的刑名改为刑名、法例两篇，置于律首，集中规定全律的适用原则。为了解决汉朝时对法律的解释出自各家影响司法的问题，在公布了晋律后，又将张裴、杜预对律条所作的注解尊为权威，司法部门可以援引这些注解来作出裁判。后来这些注解和律条合编在一起，一共有1530条，号为“张杜律”。

在西晋以后的岁月里，与南北分治的政治形势相一致，法律的发展也分为南北两支。南方的东晋依然沿袭晋律，以后的刘宋、萧齐尽管改换朝代，不过并没有因此就改换法律，而是仍然沿用这套法律。503年，在萧衍夺取南方政权的第二年，他所建立的梁朝就公布了一部新的法典《梁律》，其篇章结构基本继承晋律，但是条文要复杂得多，总共有20卷、2529条。后来南陈取代南梁后也随即公布了新的《陈律》，法典的篇幅继续增加，达到了30卷，但具体有多少条以及篇章结构都没有记载。

和因循守旧的南方不同，北方的法律改革要频繁得多，北魏及以后的北齐、北周都曾积极制定法典。北朝是由少数民族贵族建立的皇朝，这些皇朝的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吸引汉族士族阶层支持少数民族皇朝、认同少数民族皇朝统治的政治需要，力求比南朝的法律更符合儒家礼教的要求。建立北魏的鲜卑拓跋族，在原来游牧于蒙古高原时期还没有成文法，开始建立代国时仍然实行游牧民族的习惯法，杀伤、偷盗都以赔偿马牛了事，明显具有游牧民族习惯法的特点。但自建立北魏皇朝入主中原后，统治者深感本族原有的习惯法无法统治广大的汉族人民，因此在汉族世家大族的帮助下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立法，所制定的法律完全按照中原汉族的法律传统以成文法典为主体。如北魏孝文帝极其重视法律，在位时期多次与臣下讨论修订法律，并亲自执笔定律，他认为，当时的法律规定子女对父母不礼貌只判处髡刑，有悖于儒家礼教所说的“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的说法，要求加重处罚。这次由他制定的《魏律》在491年颁行全国，共20篇，832条，同时颁行的还有魏令。孝文帝主持制定的律令现在都已亡佚，不过从现存的若干条文来看，已经找不到一点鲜卑族的习惯法痕迹。

北朝分裂后，北齐和北周都试图以正统思想号召汉族士族拥戴自己，所以立法都贯彻儒家精神。北齐正式建国后，经过长期的准备，于564年颁行了全新的律、令。《北齐律》的主要起草人是封述，封氏一族为河北大姓，先祖累世为西晋、前燕、后燕、北魏各代高官，封述本人长期担任主管审判的大理寺卿，以精通律令制度而闻名。其他参加修律工作的官员中也有不少硕学大儒，对于历代法律进行了充分的讨论研究，史称“校正古今，所增损十有七八”。因此《北齐律》结构紧凑，文字简练，是南北朝时期最优秀的法典，成为隋唐立法的蓝本。《北齐律》总共949条，由12篇组成，第一篇为“名例”，是将晋律的刑名、法例两篇合为一篇，规定全律定罪量刑的基本原则，恰似近代刑法典的总则（从此以后中国历代的法典第一篇都为名例律）。以下各篇分别规定各类主要罪名及其刑罚，与近代刑法典的分则相当。在内容上，《北齐律》继承了魏晋以来法律改革的成果，最具特色的是创立“重罪十条”制度，即将全律中被认为对统治秩序危害最大的罪名归为十类，即：反逆、大逆、叛、降、恶逆、不道、不敬、不孝、不义、内乱，凡犯有这十类罪名的罪犯，一律不得在大赦时赦免罪行，官员贵族也不例外，而且还不得享受八议、赎免之类的特权。

与北齐对峙的北周一心想用西周继承人的名义号令天下，北周皇朝的创始人宇文泰事事仿照儒家所传承的周礼，制定法律也不例外。他命令主管审判的廷尉赵肃按照儒家经典《尚书》、《周礼》来起草法典。赵肃是素族出身，历任的官职都是司法职务，实在无法将深奥迂阔的儒经和现行实用的法律捏和在一起，搞了几年都没有成功，忧愁交加，以至于得了心脏病，只得辞职，回家不久就死了。他的遗稿在经过进一步修订后，于公元562年颁行。为了与儒经《尚书》中周公告诫臣民的《大诰》相当，称为《大律》。《大律》共有25篇，1537条。从现存的史籍记载来看，北周《大律》确实如史籍所评论的那样“烦而不当”，今古杂糅，礼律凌乱。有的规定明显是不可能实行的。比如，《大律》设定五种刑罚，每种五等，其中的流刑按照《周礼》的说法，从500里到4500里分为五等，可是北周当时统治的只不过是关中地区，无论从东到西还是从南到北都没有4000里，绝没有把罪犯流放到4500里以外的可能。

由于当时这两朝都是把立法当做政治策略来进行的，至于这些立法是否符合当时的社会实际、是否能够切实实施，并不是当时的统治者所考虑的重点。这一时期统治者大多以武立国，统治秩序的维护主要是靠军事武力手段，法律只是辅助性质的统治工具。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立法却可以进行纯法理的探讨，不用顾忌法律的实施问题，按着法理完善法律的条文。所以从现存的北朝法律内容来看，几乎找不到少数族统治及少数族习惯法的痕迹，完完全全是儒家正统礼教为主导、辅之以法家手段的“正宗”的中原传统法律体系。可是正因为如此，这些辉煌的法典常常成了束之高阁的“书面法律”，对于少数族统治者来说只是装点门面的摆设而已。

杨坚废周建隋后的第三年（583）就颁行《隋律》，史称“开皇律”，12篇篇名与《北齐律》完全相同，但是条文大大减少，总共只有500条。而且一举废除了大量的鞭、枭首之类的酷刑，建立相当轻简的新的“五刑”刑罚体系。还将《北齐律》的“重罪十条”进一步发展为“十恶”，完善对于纲常伦理的保护。不过隋文帝杨坚沿袭了北朝统治者的传统，希望以这部优秀的法典来号召南方的世家大族，因此主要是将自己定的法律当做政治手段，并不打算让自己的行为受到一点点约束。在他统治时期经常随心所欲地发布很多残酷的单行刑事法，或者是抛开法律任意判处刑罚。比如他在法律中废除鞭刑，说是鞭刑给人造成的痛苦要比拿刀子“脔割”更甚，可是他自己却喜欢在殿堂上责打大臣，不是用拇指粗的大棒就是用马鞭，经常将人活活打死。他在法律中规定对于盗窃罪不处死刑，可是在公布了法律后他就认为天下的盗贼太多，下令哪怕只偷盗了一个铜钱也要处死刑。他的儿子隋炀帝杨广更将老爸的这种做法发挥到登峰造极的水平，另外制定了一部更加宽大、更加简约的法典，史称“大业律”，可是他所施行的统治却是历史上最为残暴的，比如在杨玄感起兵被镇压后，他下令将当地百姓全部杀死。还说天下之所以有人作乱，主要是因为人太多了。

唐朝在隋末混战中脱颖而出，重新建立稳定的皇朝统治。唐初的统治者认真吸取了隋朝的历史教训，几次慎重制定法典，都以隋文帝的“开皇律”为蓝本，但是并不像隋文帝那样任意破坏法律。其中唐高宗在唐太宗时期法典基础上制定“永徽律”及其法定解释“永徽律疏”（两者在后世被合称为《唐律疏议》），完整保留到了现代。这部法典在653年公布，号称500条（实际502条），分为12篇：名例（相当于刑法总则）、卫禁（有关触犯宫廷和国家边关城池警卫制度的犯罪）、职制（有关触犯官职制度的犯罪）、户婚（有关触犯户口婚姻制度的犯罪）、厩库（有关触犯国家畜牧及仓库管理制度的犯罪）、擅兴（有关触犯军队调动、工程兴建制度的犯罪）、贼盗（有关政治性的、人命以及强盗、窃盗方面的犯罪）、斗讼（有关斗殴伤害以及诉讼方面的犯罪）、诈伪（有关欺诈和伪造的犯罪）、杂律（以上不能包括的各类犯罪）、捕亡（有关逮捕人犯方面的犯罪）、断狱（有关触犯审判制度方面的犯罪）。

《唐律》结构完整，逻辑严密，用语精确，是世界古代法制史上的杰作。历经唐末的战乱后，宋朝仍然完全沿用《唐律疏议》作为自己法典的基础，并进行若干增补，合编为一部新的法典，于962年颁布，并且刻版发行。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部刻版印刷的法典。这部史称《宋刑统》的法典在两宋时期一直是基本法典。另外宋朝的历代皇帝临时发布的有关刑事方面的“敕”在经过一定时间后，加以系统整编号为“编敕”，也同样起到法典的作用。

与宋皇朝先后对峙的辽、西夏、金、元这四个少数民族皇朝，一般都以习惯法规范本民族，而以公布的汉字记载的法典来统治汉族人民，为此曾先后颁布内容形式都接近于中原皇朝传统的法典。1036年契丹族辽朝公布的法典《重熙新定条制》，较少受到《唐律》的影响。西夏大约在1149年～1169年间颁布了《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也是刑法为主的法典，20卷、150门、1463条，但与唐律没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女真族的金朝在1201年公布的《泰和律》，篇目与《唐律》相同，总共563条，其中删除了47条《唐律》，对282条原来《唐律》的条文进行了修改，126条维持原样，增加了《唐律》所没有的49条，并对原来几条《唐律》的条文进行了分割，显然是《唐律》的翻版。

在中国法制史上较为特殊的是元朝的法律。1271年元朝建立的当年就宣布废除原来金朝的《泰和律》，但并没有立即颁布传统意义上的法典。先后颁行的《至元条格》、《风宪宏纲》、《大元通制》等大多是皇帝发布的“条格”和“断例”的汇编。

在元末农民大起义后夺得皇位的朱元璋在建立明朝后，接受左丞相李善长的建议，决定仿照《唐律》来制定明朝的法典。朱元璋还曾要人将《唐律》抄写成大字条幅挂在宫殿里，每次上朝后，就招集儒臣和刑部官员为自己逐条讲解《唐律》，讨论如何按照《唐律》来制定新的律典。经过几年的讨论消化，1374年颁布一部法典，从史籍记载中可以知道其篇目和唐律完全一样，也是12篇，总共有606条。以后1397年明太祖又正式颁行《大明律》，下令他的子子孙孙必须严格遵守这部律典，以后若有大臣建议修改这部律典的，就要按照“变乱祖制”的罪名处罚。这部不准再加修改、一直沿用到明朝灭亡的律典一共有30卷、460条。《大明律》编制体例和前代律典不同，《名例律》以下按照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篇，律下又按事项分成30门类。《大明律》的条文数目虽然少于《唐律》，但实际上律条的内容往往比《唐律》条文复杂，有的一条概括了《唐律》四五条内容，而且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条文是《唐律》所没有的内容（其中约有一半是明朝创设的）。

清朝入关后有意识地沿用明朝法律制度，清世祖所谓：“明太祖立法可垂永久，历代之君皆不及也。”因此将《大明律》翻译为满文后再加上一些明中期以后公布的条例以及司法部门习惯采纳的法律解释，就变为《大清律》。乾隆帝于l740年公布了《大清律例》，保留了几乎全部的明律条文，共有436条律条，1009条条例。以后的修订只增补条例，律条本身不再改动。这部法典一直沿用到清末的1910年才告结束。 R0n1I9MvWOig69IYH3Fp4cp/SLdNBj8VI9lUIKnFIqNlDmtQ7W0Q4jiFYurhgc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