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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无数先贤留下了精彩纷呈、扣人心弦的动人语言。然而，除了字面意思，先贤们想用语言和文字表达的，还有用文字所承载的思想体系及其内在逻辑。相对于字面意思，真正重要的是后者。离开思想体系和逻辑模型去理解只言片语，难免会流于表面而忽略内涵，无法系统性地加以认知，也就难以理解言者的本意。
所以，如果想真正理解稻盛先生直击灵魂的语言，就必须对其背后的整个思想体系有整体性的理解。只有理解了整个思想框架和其中的逻辑关系，才能正确理解本书中每一句话的真意，才能对我们的人生真正有所助益。
企业家、哲学家、宗教家、慈善家、教育家等，外界给予稻盛先生很多的头衔。稻盛先生的人生完全称得上是“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可以说，在企业经营领域，他到达了前人未曾企及的高度。同时，他的人生以艰难困苦开始，最终走向光辉圆满。不仅如此，时至今日，全球还有将近两万名企业家追随他，向他学习。然而，正如稻盛先生自己所言，无论是人生的幸福美满，还是企业经营的持续成功，一切都来源于他所倡导和实践的哲学思想，只要认真学习、实践这种思想，任何人都能拥有幸福美好的人生。
实质上，稻盛先生所构建的利他哲学体系，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卓越思想，相对于当下人类商业社会的主流思想而言，还可以说在维度上实现了升级。
自现代企业诞生以来，人类社会步入了商业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自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经济人假设”的概念以来，这一概念及其背后的逻辑实质上就成为现代企业这一组织形式的运行基础，同时也成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基础。
所谓“经济人假设”，指的是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是理性而自私的，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说，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一动机，即这个“利己的判断基准”决定每个人的一切行为。这一假设的背后，实际上就是西方文化中对于人性的基本认知，即“人性本恶”。
尽管后人对“经济人假设”提出了种种疑问和修正，但并没有使其发生根本性变革，也没有妨碍其成为整个西方现代社会和现代企业运行的底层逻辑。
无论是政治层面的三权分立、多党竞争的民主制度，还是社会层面以诉讼为主要手段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抑或是企业管理层面以劳资对立为特征的企业治理模式，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种种企业管理的理论和方法，无一不是建立在这个“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之上的。正如稻盛先生所言，“构建现代文明的动机是人的欲望”。
由于完全的利己无法适用于人类社会，所以，在主观利己的逻辑前提下，通过整体架构的设计、规则的构建、利害关系方的博弈等方法，让这些主观利己的人，通过利己的行为，在客观上达成某种利他的效应。这种主观上以“利己”，也就是“自利”为核心，通过多元对抗或制衡，在客观上实现“利他”，求得自我与他人的某种利益平衡的逻辑模型，可称为“自利利他”的逻辑模型。这种逻辑模型以“自利”也就是“利己”为第一驱动力，而“利他”不过是为“利己”服务的手段而已。
应该说，这一思想模型确实具有很强的建设性，西方现代社会就运行于这一思想模型的基础之上，东方现代社会也受到其巨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整个人类的现代社会就运行在这一基础的逻辑模型之上。
但是，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自利利他”的逻辑模型有一个根本性的弱点。由于其整体平衡必须通过多元对抗或博弈来获得，而在对抗和制衡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内耗，从而导致其效率极大地降低。所以，在基于这种逻辑模型构建的社会中，要维持整个体系的运行，就必须有大量的外源性输入。从西方文明的鼻祖、古希腊城邦雅典开始，民主制度就必须运行在奴隶制，也就是对奴隶残酷剥削的基础之上。到了现代议会民主制的典范英国，则要通过奴隶贸易、侵占殖民地，甚至搞鸦片战争等方式从外部获得输入。而到了当今号称民主国家典范的美国，高科技、铸币权、军事霸权、能源控制、文化影响力等就成了获取外部输入的关键手段。
然而，奴隶制消失了，殖民地独立了，市场经济普及了，互联网联通了整个世界，发展中国家全方位地参与到了全球经济的大竞争中。于是，传统逻辑模型的内在矛盾及其带来的非效率性开始逐渐显露，运行在“自利利他”这一传统逻辑模型之上的西方社会开始走向衰退。
在企业经营领域，这种传统的逻辑模型同样带来了以劳资对立为代表的多元对抗和博弈的格局。
西方认为，企业存在的根本目的是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所以创办和运营企业都是为了这一“利己”的目的。在这种逻辑模型下，劳资双方追求的都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自利”。双方展开博弈，根据实力对比在一定时期内达成相应契约，形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在客观上相对“利他”的平衡。然而，由于劳资双方的目标始终是相反的，导致其利益也始终是对立的，一旦环境或实力对比发生变化，双方就会重新展开斗争和博弈。也就是说，劳资双方无法团结协作。
所以，在这种逻辑模型下，尽管身在同一家企业，劳资双方却在目标和利益上尖锐对立，不断展开各种斗争和博弈。管理层将支付给员工的工资、奖金等仅仅视为费用，将裁员视作一种日常的经营手段，为了实现股东及自身的短期利益，经常性地进行裁员，而这种裁员造成之前积累的经验和技术等无形资产的流失，实际上从根本上损害了企业的长期竞争力。另外，工会则将工会斗争和罢工等手段视作提高劳动者利益的必要手段，经常性地发起罢工或怠工，机械性地对抗资方，这又在现实层面损害了企业的整体利益，进而损害劳资双方的利益。
而且，这种对立不仅反映在博弈和斗争上，也反映在收入分配和福利制度等其他方面。在西方企业，管理层通过各种包括裁员在内的短期行为提升股价司空见惯，高阶职业经理人的收入动辄高达普通员工的数十倍、上百倍，乃至上千倍。
以自我为中心的逻辑模型导致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制度安排，进而导致劳资双方的关系停留在极为肤浅的层面，双方根本无法形成“同志”的关系，这使得企业中的人际关系始终处于飘摇之中，企业运营也就始终处于动荡之中。
所以，基于这种以利己为核心的“自利利他”的逻辑模型，企业经营实际上陷入了一个悖论，即企业存在的目的是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资方必然穷尽一切手段争取自身的最大利益，但劳方利益又会因此受到损害，进而激发劳方展开斗争和博弈。劳资之间的对立和博弈，导致双方出现大量具有破坏性的短期行为，在整体上阻碍了企业的长期发展，损害了企业的利益。最后，这种局面也根本无法帮助企业的股东实现最大利益。
事实上，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复兴期，日本企业就已经历了基于“自利利他”这一逻辑模型而产生的劳资双方的尖锐对立。无论是在松风工业工作的时期，还是京瓷的初创时期，稻盛先生都身在其中，深感切肤之痛。
所以，在创办京瓷的第三年发生的劳资斗争，让稻盛先生痛定思痛，将京瓷的经营理念从“让自己的技术发扬光大”改为本书所引用的内容，即“在追求全体员工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幸福的同时，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做贡献”。也就是说，公司存在的目的和意义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让自己的技术发扬光大”这个目的，虽然听上去比西方企业的“追求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要冠冕堂皇一点，但终究是为了实现企业经营者的个人抱负，归根到底是利己的。而“追求全体员工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幸福”“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做贡献”，指向的是利员工和社会，而非利股东和经营者，从本质上而言是利他的。
正如本书引用的稻盛先生的语言中所表达的那样，“大义和志向不同，志向包含了自己的个人目标。所谓大义，不是利己，而是在自身之外寻求重大意义”。这个经营理念的确立，让京瓷的公司理念从稻盛先生个人的“志向”，变成了追求员工和社会大众幸福的“大义”。也就是说，公司存在的目的从“利己”变成了“利他”。
从此，这一经营理念成为京瓷这个企业一切经营行为的基础。在京瓷公司，上到整个经营体系，下到具体的工作方法，可以说完全服从于“利他”这一理念。也就是说，京瓷这家公司经营思想出现了升维，企业成长发展的逻辑模型、因果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在这里，“利他”成为一切的原因，成为“第一推动力”，成为一切商业活动的起点和终点。
可以说，这种基础逻辑模型的巨大变革就是思想的升维，这种维度的提升把稻盛先生和京瓷的全体员工从谋求个人私利私欲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深度调动并极大地释放了个人和组织的“利他心”，产生了巨大的能量。这种思想的升维随即带来的是以利他思想为指引的行动的升维和体系的升维。也就是说，无论是稻盛先生本人，还是京瓷这家企业，从个人行为到组织行为乃至整个经营体系，都服从于“利他”这一哲学理念。由此，京瓷这家风雨飘摇的、以陶土为原材料的街道小厂开始从全球企业中超拔而出，成长为后来的世界五百强。直至今日，它仍然是一家极为优秀的公司，增长率和利润率常年保持在10%左右，保持着从未亏损的纪录。
稻盛先生领导过包括京瓷在内的三家全球顶级企业。无论是京瓷，还是后来的KDDI和日本航空公司，这三家企业的经营都达成了令人惊叹的成果。同时，其经营理念在内容上都极为相似，前半段均指向利员工，后半段则指向利社会。也就是说，这些理念都是利他的。然而，从结果来看，这些指向利他的理念，在利员工和利社会的同时，实际上也是真正利客户、利股东和经营者的，是一个“利他自利”的良性循环。
我们仔细观察稻盛先生引领这三家企业走向辉煌的过程就会发现，其间充满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然而，稻盛先生却在利他思想的指引下，带领员工们克服重重困难，接二连三地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功。
稻盛先生经常引用20世纪初期的英国哲学家詹姆斯·艾伦的一段话：“心地肮脏的人因为害怕失败而不敢涉足的领域，心灵纯洁的人随意踏入就能轻易获胜。”
实质上，这段话所描述的，正是思想升维所带来的结果。当个人或组织以纯粹的利他之心作为判断一切的基准，就能摆脱私利私欲的桎梏，就能站到更高的维度来观察、思考、发起行动，甚至预测结果。
所以，在本书中你可以看到稻盛先生的语言，“我坚信，只要动机是善的，行动的过程是善的，就不必追问结果，因为结果必定成功”。利他思想使得稻盛先生能够站到更高的维度，在事业开始之前，就能预见结果。
所谓“利他”，就是中国民间传统所讲的“善”，儒家讲的“仁”，基督教讲的“爱”，佛教讲的“慈悲”，就是阳明思想中的“致良知”，就是稻盛先生的座右铭“敬天爱人”，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为人民服务”。
只有在以“利他”为核心的逻辑模型下，企业存在的目的和意义才可能指向员工和社会大众的幸福，才可能开展稻盛先生倡导的“大家族主义经营”，才能持续凝聚所有员工的心，系统性地深度调动所有相关人员的利他心，发挥出所有人人性中光辉、美好、强大的一面。这样做的结果，不仅能让对方变得更好，让事业顺利进展，同时也会让自身越来越好。
正如稻盛先生所言：“在企业经营的世界里，当我们强调‘利他之心很重要’时，一定会冒出批判和反驳的声音：在严酷的商业社会里，靠‘利他’‘关爱之心’之类的东西，能经营好企业吗？然而，正因为是激烈竞争的商业世界，所以‘体谅他人之心’，也就是利他之心，才特别重要。这是因为，以利他之心发起的行动，早晚会结出善果，并返回到自己身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书书名《成法》道出了稻盛先生的“成事之法”，即心怀强烈而纯粹的利他愿望，以燃烧般的热情，持续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就能将不可能变为可能，最终成就伟业。
从“利己”到“自利利他”，再到“利他自利”，然后在实践中体验“忘我利他”，最后走向“无我利他”。稻盛先生在当今这个以“利己”为核心的时代，构建了全新的逻辑模型，实现了思想的升维。这不仅使得他本人从一介凡夫超拔而出，成为导师和领袖，带领员工取得了前无古人的商业成就，帮助无数人走上了幸福人生之路，而且稻盛先生自己的人生也在这个“利他”的过程中变得光辉灿烂，幸福圆满。
本书的五章各有侧重。第一章的内容是度过美好人生的活法，阐述的是以积极的态度面对人生、全身心投入工作等内容。第二章的内容是成就事业的原理原则，强调了愿望的力量。第三章的重点是思维方式，即应该如何思考命运、人生和工作。第四章侧重于阐述应该以怎样的态度面对成功与失败。第五章着重于讲述如何磨炼心性。但是，从头至尾贯穿其间的，都是“利他”这一哲学理念。可以说，本书的全部内容都是基于“利他自利”这一与商业社会主流思潮截然相反的逻辑模型。只有理解了这个逻辑模型，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稻盛先生所阐述的语言的真谛。
感谢磨铁图书引进稻盛和夫的作品，感谢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感谢盛和塾的各位同人为实践和推动利他哲学所付出的努力，更要感谢稻盛塾长本人数十年如一日、了无私心的言传身教。衷心祝愿本书的每一位读者，都能通过阅读本书，理解稻盛先生的思想体系，接收到他通过语言文字传递的能量，用于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从而实现事业的成功，走向幸福的人生。
曹寓刚
2020年7月29日
于中国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