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中国歌坛的两件重要作品:一是陈哲作词、郭峰作曲、百名歌手演唱的《让世界充满爱》,二是崔健的《一无所有》。
1985年有两首歌像浪潮拍岸一样到了我们的耳畔。一首是世界头号摇滚明星迈克尔·杰克逊参与创作并联手45位歌星演唱、出版的单曲《We are the world》,这首歌旨在帮助非洲难民募集善款,并成功筹集到了5000万美金。音乐可以成为超越政治、连接不同族群人民的强大力量,这种震撼力久久回荡在世界人民的心间。之后类似的公益歌曲都是由此借鉴而来。另一首是为了呼应1986年“世界和平年”,由台湾“带头大哥”罗大佑主创、60位当红歌星演唱的《明天会更好》,这首歌曲打破了唱片公司互相竞争的门户之见,也立刻成为华语流行歌曲中最响亮的“正能量”。受此启发,《让世界充满爱》又被做成了在北京由百名歌星演唱的群体曲目。
但是,笔者个人更倾向于把1986年聚焦于崔健和他的《一无所有》。虽然他的首唱就是在5月9日首都体育馆的128名歌星参与的“让世界充满爱”演唱会上。在那首歌里崔健是128分之1,而在《一无所有》里,崔健是被放大了128倍的自己。他带来的革命,是一种裂变,就像1982年罗大佑的《之乎者也》专辑之于台湾流行音乐的历史意义。好多年后,你才会越来越看明白。
1982年日本电影《阿西门的街》在中国播映,电影里的乐队青年生态对我们城市摇滚启蒙的影响极大。各地一下子多出来很多搞乐队的年轻人。崔健最初搞乐队也与此有关。1986年初崔健在偶然的情况下听到了甲壳虫、斯汀、鲍勃·迪伦的音乐,他一下子震惊了,并马上顿悟原来这才是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他的第一首摇滚作品《不是我不明白》比他之前的情歌《浪子归》要领先一个“朝代”。同年4月的一个晚上,他一口气写出了《一无所有》。他要感谢东方歌舞团录音公司的经理王彦军,当时是王彦军在负责百名歌星录音的招集工作,王迪向他推荐了崔健,王彦军同意了,还特别安排给崔健一个领唱声部。一个月后当崔健听说要举办演唱会,就对王彦军说自己写了一首歌叫《一无所有》,希望能参加演出。王彦军上报给了王昆审批,在演出前一天,崔健抱着吉他来到东方歌舞团排练厅,王昆听后同意了崔健上场。所以,如果没有王昆的点头,也就没有了崔健和他的摇滚……还要感谢“中录”公司录音室的吴海岗,是他顶着压力,坚持把崔健的《一无所有》《不是我不明白》收录在《百名歌星演唱精选》中,这才得以让崔健的摇滚气势在各地蔓延。很多看似偶然的元素拼凑了这样一个摇滚的开端。
“影响中国的50位公共知识分子”(《南方人物周刊》2010年)如此评价崔健: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与外界隔绝的状况,人们迷失于突如其来的变化中。1986年,崔健以爆破式的发音唱出了在急速变化的环境下成长的年轻一代的彷徨、对真实和自尊的追求、对人性解放的渴望。在这个意义上,崔健以一己之力掀起了中国青年的一场精神解放运动。“只能顶着风向前”“我孤独地飞了”正是崔健的真实写照。他的音乐不故作深沉,发自内心,孤独但真实;他的创作大胆、富有创造力。作为中国的“摇滚教父”,直到今天还没有人能动摇他的位置。
崔健作为中国的“摇滚教父”,直到今天还没有人能撼动他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