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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刘禹锡传》说，刘禹锡贬朗州司马，朗州“地居西南夷，土风僻陋，举目殊俗”，而“蛮俗好巫，每淫祠歌舞，必歌俚辞”。对于巫的历史作用来说，所谓“蛮俗好巫”的记载，应该是较早的民族学资料。中国先秦古籍中也可以看到有关“巫”的内容。《山海经·海外西经》：“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又《大荒西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丰沮玉门，日月所入。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大荒南经》：“大荒之中，又有登备之山。”郭璞注：“即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群巫因山升降，上下于天，为人神之中介。《说文·玉部》：“灵，巫也，以玉事神。”那么灵山也就是巫山。
灵山“百药爰在”，《大荒南经》说巫山“帝药，八斋”，说明巫事中有行医的成分。《世本·作》说“巫咸作筮”。巫咸，是传说中具有神性的巫人。其活动年代，有的说在神农时
，有的说在炎黄时
，或说“巫咸，尧臣也”
，又有巫咸服务于殷帝大戊的记载
。巫咸确切身世之莫可究诘，暗示从远古直至殷商时，都是巫人活跃的时代。
巫，是远古人群中最早分化出来的脑力劳动者阶层，他们的活动促进了早期文明的发生以及政治生活的最初出现，于是往往身兼二任，成为最早的政治活动家。郭璞《巫咸山赋》说巫咸“生为上公，死为贵神”，正体现了这种双重身份。
《国语·楚语下》载观射父对楚昭王语，说到早期巫的出现：
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
巫这种足堪沟通人神的品性，同时也是作为氏族领袖的基本素质。
传说中远古社会的部族首领，往往具有超人的神力。张守节《史记正义》引《龙鱼河图》说，“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山海经·大荒北经》：“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这种传说，体现出部族战争中巫术的运用。《尚书·尧典》记述，尧选择自己的继承人，对候选者舜进行了种种考验，最后让舜置身大山之麓的密林中，舜经历烈风雷雨而不迷失方向，即所谓“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终于得到尧的认可，宣布：“汝陟帝位。”
相传夏王朝的第一代君主禹治水辛劳，身病偏枯，足行艰难，其行步之态，称作“禹步”。《尸子·广泽》说：“禹于是疏河决江，十年不窥其家，足无爪，胫无毛，偏枯之病，步不能过，名曰禹步。”《诗·唐风·杕杜》：“独行踽踽”，《说文·足部》：“踽，疏行貌。”踽，或许即与禹步有关。而禹步又成为巫师作法时的专有步法，亦称“巫步”。扬雄《法言·重黎》：“昔者姒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晋李轨注：“姒氏，禹也，治水土，涉山川，病足，故行跛也。”“而俗巫多效禹步。”巫步效禹，仅仅以禹为圣人的解说是缺乏说服力的，合理的解释是，禹这位被标榜为远古圣人的早期政治家很可能曾经兼有“巫”的身份。这一推断，与《史记·夏本纪》中所谓禹“致孝于鬼神”的说法恰恰是一致的。
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中有关于“禹步”的内容：
行到邦门，困，禹步，三勉，壹步謼皋，敢告曰：某行毋咎，先为禹除道，即五画地，掓其画中央土而怀之。（785反—784反）
又有所谓“禹符”：
禹符左行，置右环曰
□□右环曰：行邦令行投符地，禹步三，曰皋：敢告□□□□□□□符上车，毋顾。（999—1002）
《日书》中还可以看到关于所谓“禹须臾”的内容（864及799反）。《后汉书·方术列传》说到“其流有挺专、须臾、孤虚之术”。李贤注：“须臾，阴阳吉凶立成之法也。”《日书》中还说：“此所胃（谓）艮山，《禹》之离日也。”（776）《禹》当是托名于夏禹的著作。《汉书·艺文志》有“《大
》三十七篇”，注“传言禹所作”。《日书》中说到的《禹》，应当与此有关。
这么多方术之学中的重要规范都以夏禹的名字命名，这至少告诉人们，夏禹这位先古圣王在巫术这一文化系统中居于崇高的地位。
郑振铎先生曾作《汤祷篇》，讨论殷商的开国之主汤在大旱时自为牺牲，祷于桑林的史事。《文选》卷一五张衡《思玄赋》：“汤蠲体以祷祈”，李善注引《淮南子》：
汤时大旱七年，卜用人祀天。汤曰：我本卜祭为民，岂乎自当之。乃使人积薪，剪发及爪，自洁居柴上，将自焚以祭天。火将然（燃），即降大雨。
然而按照常规，天旱不雨，所焚本当为祈祷请雨的巫
，汤“自当之”，很可能其自身也兼行巫的职任
。
巫者为王与王者行巫，应当说是在一定历史阶段较为普遍的文化现象，然而像中国这样，由巫师最初推动的金车载着披着神秘主义外衣的政治权力持续行进数千年之久，则是世界历史上仅见的特例。
至于“卜”的作用，正如《礼记·曲礼上》所说的：“卜筮者，先圣王之所以使民信时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决嫌疑，定犹与也。”可见最首要意义，在于政治方面。卜人作为早期活跃的政治家运用卜术这种原始的政治预测学，在一定程度上指导着政治生活的方向。
殷墟所出的甲骨卜辞，绝大部分是殷王占卜的记录。商代占卜风气十分盛行，“贞人”所主持的政治预测程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绝对重要的意义。当时，对于有关行政及殷王活动的祭祀、天时、征伐、田猎诸事，无不一一问卜，以确定吉凶祸福。占卜事宜由专门的机构和卜官来掌管。占卜之后的刻辞甲骨，都作为国家档案由史官保存。甲骨多出土于殷墟的宫殿区和王陵区，有秩序地堆置于窖穴之中。所谓“惟殷先人有典有册”
，就是指这类殷王室的档案资料和历史文献。陕西周原遗址发现的大量的西周甲骨卜辞，说明殷周政治文化在某些方面具有一致性。
谈到巫卜的政治作用，不能不涉及源起于此的政治理论，也就是《易》的政治学。
《易》是周代卜筮用书。其中卦、爻辞是西周早期所作，所载史事及反映的政治生活状况除有早于周代者外，有不少属于西周初期。彖辞、象辞晚于《左传》，可能是战国时期社会政治状况的反映，系辞等篇则可能形成于秦汉之世。几千年来，治《易》者绵延不绝，或以《易》为经，看作万古不易的政治教条；或将《易》理解为卓越的政治哲学，用以指导政治实践；或从《易》这种神奇的政治方术大全中学习政治权略。总之，都把《易》看作先古政治智慧的结晶。《汉书·艺文志》中“《易》十三家”列于第一。班固还写道：
《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之不绝。汉兴，田何传之。讫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官，而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
《易》学作为巫卜参政或中国政治富于鬼神气息的象征，在官学、私学中受到普遍尊崇，体现出中国传统政治以突出其神秘性的手段放大其权威性的非凡的成功。
随着政治形式的成熟和完善，巫卜的作用渐次下降。《左传·桓公十一年》：“卜以决疑，不疑何卜？”即所谓“圣人甚重卜筮，然不疑之事，亦不问也”
。《论衡·卜筮》说：“世人言卜筮者多，得诚实者寡。论者或谓蓍龟可以参事，不可纯用。”《潜夫论·巫列》也说，“巫史祝祈者，盖所以交鬼神而救细微尔，至于大命，末如之何”。虽然政治权力的主要支柱是所谓“德”，但“巫觋祝请，亦其助也”，巫卜所具有的“神力”，始终是以军事、刑法力量为基础的政治权力的补充。
周厉王暴虐，受到国人的批评，“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
。这种最早的特务政治，竟然是通过巫的作用实现的。
汉初，天下已定，于是推行强化统治、稳定政治秩序的各种措施，其中就包括“长安置祠祀官、女巫”。《汉书·郊祀志上》列有任职于祠祀系统的梁巫、晋巫、秦巫、荆巫、九天巫、河巫、南山巫各自的职能。汉武帝“尤敬鬼神之祠”，当时直接参与政治生活的又有上郡之巫、汾阴巫、粤巫、胡巫等等
。
胡巫协助江充直接制造了西汉最大的政治冤案——巫蛊之祸。东汉末政乱中称雄一时的董卓军中，也有巫活动。
匪气十足的董卓部将李傕也信用巫人。
两晋南北朝时，巫在政治斗争中仍相当活跃。
唐代甚至还有以巫事致位将相者。
巫术又常常成为历代农民斗争的工具。陈胜、吴广临起事，曾以“篝火狐鸣”作为鼓动同行戍卒的手段。《后汉书·刘盆子传》说，赤眉军中“常有齐巫鼓舞祠城阳景王，以求福助”。因“巫狂言景王大怒”，于是立刘盆子为帝。这种政治斗争形式被代代沿袭，形成一种沉重的传统力量，直至近世的义和团运动等更为晚近的农民革命中，依然可以看到它的影响。这种现象除了体现出农民政治的不成熟性而外，还明确地告诉人们，巫卜对于政治的作用，绝不可以简单理解为偶然性、策略性的个例，政治学者和历史学者应该认真思索，在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寻求其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