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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从文明初期起，神权就操在王者手中，神权与政权结合，也成为国家统治的工具。政令宣布为神意之后，就具有无上的权威。君主可以极其轻易地把自己的意志宣布为神的旨意。在德、刑等政治观念表现出相对独立的倾向之后，历代统治者仍然宣传“君权神授”的迷信，坚持“天子主祭”，集祭政大权于一身。
在世界各地许多文化系统中都曾经出现过神权与政权合一的情形。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经说到古希腊军事民主制时代的王权代表巴赛勒斯（Basileus）：
巴赛勒斯除军事的权限以外，还有祭祀的和审判的权限；审判的权限没有详细规定，但祭祀的权限是他作为部落或部落联盟的最高代表而被赋予的。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也说到，英雄时代的巴赛勒斯统率自由人，是军事首长、法官和最高祭司。类似的情形在中国古代表现得尤为突出，并且具有惊人的历史延续性。
著名人类学家弗雷泽在《金枝》一书中曾经指出，巫是社会演进过程中最早出现的唯一专业化的阶级。“当其中最强有力者赢得了首领地位并逐步发展成为神圣之王的时候，原来作为巫师的职能就越来越退为历史背景，而依巫术渐渐为宗教罢黜的程度相应地被祭师或神的职务所替代。再往后些时候，王权的民事和宗教两方面的职权开始分开，有关世俗的权力归于一人，有关神权的职能归于另一人。与此同时，宗教的优势只能抑制，却不能根除。”弗雷泽还说：“我并不是说这一整个过程处处都是严格地循此路线发展的。在不同社会里无疑地会有很大的差异。我仅仅是想最概要地指出我所理解的它的总趋向而已。”
中国的情形，与弗雷泽所指出的“总趋向”之间，确实表现出“很大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