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在《忏悔录》第9卷中曾经这样说：“我已看出一切都归源于政治，而且，无论我们作什么样的解释，一个民族的面貌完全是由它的政府的性质决定的。”“究竟是哪一种性质的政府才能使人民变成最道德的、最明智的、最富有学识的、最好的（‘最好’二字应从广义方面去理解）人民呢？”他发现了政治文化对于一个民族的总体文化形态的重要影响，甚至认为政治文化对于民族精神的形成具有某种“源”的意义。

中国是一个历来予政治以特殊重视的古国。几千年来，最有识见的中国人大多数几乎把自己的全部才华和毕生精力都倾注于政治生活，即政治学说的创制与政治斗争的实践中，为充实人类知识宝库作出过积极贡献。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于是以其内涵之宏富，在世界文明史进程中显现出复杂多彩的特色。其中既存在可以继承与借鉴的有益的内容，也有不批判与破除则不能推动历史进步的腐恶的成分。

政治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宏大体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它缺乏准确的认识，必然难以全面理解中国文化；了解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方可以真正认识历史的中国，同时，也可以更真切地认识现今的中国。按照鲁迅的说法，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做科学的说明，可以“给人明白我们的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的被熏陶下来的” ，“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 。鲁迅正是基于对这种积厚流广的文化遗存之阴暗与消极的深刻认识，提出这一见解的。显然，不“明白”这种历史的“由来”，必然不可能推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

鲁迅说：“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 其重要特点之一，就是令百姓的灵魂都浸没在迷信中，从此毫无生气，奄奄一息，“这是太平的根基，从古至今，相沿不废，将来想必也不至于便废” 。

中国传统政治心理中对于天命的迷信、对于先祖的迷信、对于圣贤的迷信、对于长老的迷信、对于功臣的迷信、对于清官的迷信以及对等级制政体的无条件服从、对于“大一统”政治模式的盲目尊崇等，都是有利于专制统治的政治迷信，最终都可以归结为对政治权力的崇拜。最高统治者所百般推崇的最集中地体现中国政治迷信的“忠”这一政治道德准则，千百年来一直影响着中国政治生活。

弗雷泽曾经指出：“在一些特定的部族和特定的进化阶段中，我们大家，或者我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认为有益的社会制度部分地是建筑在迷信这一基础之上的。”在历史的一定阶段，某些合理的制度建立在今天统统被斥为迷信与愚昧的信仰的基础上。他特别强调：

在某些特定的部族和特定的时期内，迷信加强了人们对统治机构，特别是君主政体政府的尊重，从而大大有助于社会秩序的建立和延续。

政治迷信曾经表现出其历史的合理性。然而弗雷泽又说，这一结论，“仅仅限于人类的某些部族及历史的某些时期”，而且当时那些制度“其主要基础极有可能是某些比迷信更坚实得多的东西”。弗雷泽认为：

没有一种仅仅是建立在迷信，也就是建立在虚伪之上的制度是能持久的。一种制度，假如不是适应了人类某些实质性的需要，假如它的基础不是牢牢地建筑在事物的自然属性之上，那么它就一定会灭亡，灭亡得越早越好。

政治迷信与建立在政治迷信之上的政治制度必定一同灭亡。

雪莱曾经在一首政治诗《一个共和主义者闻拿破仑垮台有感》中说到政治迷信的丑恶，他写道：

除开暴力和欺骗，

美德还有一个更长久的仇敌，

那就是陈旧的风习，合法的罪行，

和时间的最丑恶的产物：血淋淋的迷信。

政治迷信成为陈旧的风习，往往导致罪行合法，于是成为血淋淋的史剧中“暴力和欺骗”的最佳配角。

中国帝制时代历朝统治者都特别注重利用民众的政治迷信来加强其统治，“动为奸诈，托之经义，迷罔百姓，欺诬天地” 。政治伦理、政治道德、政治法纪、政治秩序，都建立在政治迷信的基础上。正因为面对跪伏着的民众，皇权才显得高大。“在行政权力面前，国民完全放弃了自己的意志，而服从于他人意志的指挥，服从于权威。” 历史上政治清明、国家安定的实现，基础正在于意识形态方面的“瞒和骗”。“要小百姓埋头治心，多读修身教科书” ，“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 ，这就是中国传统政治所谓“治之本” 。《韩非子·心度》中也明确说，治国正如用兵，“服战于民心”，“夫国事务先而一民心”，“故明君操权而上重，一政而国治”。利用政治迷信以征服民心，统治民心，维护君权至上的地位，就可以实现政由一统，天下大治。

政治迷信在本质上是反理性的，是虚妄而且脱离历史真实的。恩格斯曾经在《英国状况》中写道：“历史的‘有神性’越大，它的非人性和牲畜性也就越大；不管怎么说，‘有神的’中世纪确实使人彻底兽化，产生农奴制和jus primae noctis（初夜权）等。”可是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的政治迷信却往往表现出一种静雅平和的特征。经过千百年专制帝王的刻意伪饰和一代代智学之士的巧妙装点，“金玉其车，文错其服”，具有繁华而雕蔚、新巧而修文、多元又归于一尊等特点，从而可以更有效地征服人心，产生粉饰政治暴力、掩盖政治罪恶的效用，对中国政治表现出久远的历史影响。黑格尔曾说，“事实上，亚细亚洲全部”“都是专制政体，而且是恶劣的暴君政治的舞台”。印度“就是一种没有一个原则，没有什么道德和宗教规律的专制政体”，“所以在印度，那种最专横的、邪恶的、堕落的专制政治横行无忌”，然而与此不同，“中国是一种道德的专制政体”。 其区别，或许就在于政治迷信的形态不同。

产生迷信这种“颠倒了的世界观”的国家和社会，“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如果分析中国古代政治迷信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基础，还不能不考虑到千千万万个体的小农户共同托举着专制主义的神圣君权，以及长期以宗法关系作为政治基础等历史事实。恩格斯曾经说，应当意识到，“即使是最荒谬的迷信，其根基也是反映了人类本质的永恒本性，尽管反映得很不完备，有些歪曲” 。农人相对舒缓的生产与生活节奏，也容易导致倾向于保守的文化传统的形成。这种传统往往具有强大的历史惯性，使社会的前进受到阻滞。恩格斯说，“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而迷信“一旦形成，总要包含某些传统的材料”，“但是，这些材料所发生的变化是由造成这种变化的人们的阶级关系即经济关系引起的”。 非进取的、保守的、愚昧的政治观念的根源，在于落后的生产关系。

“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vis inertiae（惰性力），但是由于它只是消极的，所以一定要被摧毁。”“如果说，我们的法律的、哲学的和宗教的观念，都是在一定社会内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的或近或远的枝叶，那么，这些观念终究抵抗不住因这种经济关系完全改变而产生的影响。” 任何自然发生与人为铺衍的迷信，都不能避免同样的结局。

政治迷信与政治民主是绝对难以并存的。“民主的确要以基本理性能力为前提，在任何社会里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 要推进政治进步，建设民主政治，必须认真清理千百年来政治迷信的根基，努力洗刷种种政治迷信的残迹。

本书作者是力求遵照马克思提出的原则来进行这项工作的。马克思说：

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