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1562—1633），字子先，号玄扈，天主教圣名保禄（Paul），死后谥号文定。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官至崇祯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内阁次辅；他是吾国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上海历史上最重要的地方乡贤之一，同时也是近世中西交流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作为一位地地道道的上海人，徐光启与上海有关的场所颇多，其中无疑以徐家汇最为出名。徐汇区南丹路上的光启公园为徐光启的墓园，人所共知。徐氏出生地及其祖宅所在地，则在上海县城南、今传为“九间楼”附近；而在南城外陆家浜北岸，徐氏还有一座别业“双园别墅”，是他晚年颐享天年的地方，大约在今陆家浜路北桑园街一带。这两处住宅，都曾短暂安顿过明末来华传教士郭居静（Lazzaro Cattaneo，1560—1640）等人。据记载，徐光启与其子徐骥，还曾经营过一片著名的庭院“桃园”，作为别业之选，今人却难详细其基址出处，其之后流变就更不得而知。

作为近世国史中自上海滩走出的第一流人物，若这些与徐光启相关的沪上场所不能得到充分的研究与发扬，确实略有愧于先贤身前懿行。研究界曾囿于文献整理出版的限制，对徐光启与上海的关系的研究确有不少尚待深入的地方；今有上海市方志办、通志馆所编《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大宗地方文献出版，使得探讨这一地方研究话题重新变为可能。除了位于徐家汇今光启公园内的徐光启墓园外，诸如近代以来已有定论的徐光启旧居（祖宅）即为今乔家路228号到244号的“九间楼”，似有可商榷之处；而城外关于徐氏的居宅产业、并其与天主教传教士交往安顿之所，亦已存多种转述传说，需要重新考订厘清。徐氏乃近世国史中享有剧名的人物，其居止之所等信息确应得照实。因据传世方志及地图等材料，还原徐氏故宅及相关场所，以彰沪滨名贤之德。

徐光启在上海留下的居舍陵墓总共四处，并有相关的早期来沪天主教活动场所两处，他们分别是：

（1）徐光启故居、祠堂。位于今传“九间楼”附近，含徐氏宗祠及徐光启为郭居静所建教堂；

（2）徐光启陵园及土山湾；

（3）徐光启双园别墅；

（4）徐光启、徐骥桃园别墅；

（附5）潘国光与徐氏后裔所建敬一堂；

（附6）潘国光墓，即其亲自营建的西士墓。

其中徐氏陵园（2）今天保护与研究已非常到位，而双园别墅（3）与潘国光相关场所（附5、附6）则几无剩迹，将附论于后。

兹略论所传“九间楼”区域，与徐氏“桃园”本事。

一、徐光启故居在哪里

上海博物馆藏《徐氏宗谱》、上海县地方旧志书一致记载，徐光启出生于上海县城内的太卿坊，即为徐家的祖宅；梁家勉、李天纲等所编《徐光启年谱》亦从此说，以为定论。据文献此处居所在徐光启祖辈时即已居住，尽管徐父出生在法华镇，但一家最重要的居所为此太卿坊徐宅。不论是徐光启高中进士、出任京官，以及丁忧回家居住，徐宅主要位置一直没有改变过。崇祯年间，此宅成为徐文定公的祠堂，晚清时老祠堂改为徐氏宗祠，又在老堂之西新修了新的文定公祠。

由明入清后的徐氏家族，保持人丁兴旺，族人多聚居此一区域附近，直至近代依然活跃。徐氏明代宅院除自然老化损毁外，亦遭近代多次战火破坏，其中在抗日战争时期遭炮火殃及，破坏尤甚。但徐氏故宅具体位置与保留下来的建筑情况，未必如今天传世材料说明的那样。

民国以来流传着一个说法，指上海县城城南乔家路南侧一排沿街房屋，为徐氏故宅遗址，与居住在城外桑园街、徐家汇的徐氏后人一起，构成了今天徐氏宗族于上海最重要的分布。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物管理部门确认，今乔家路228号到244号的“九间楼”，为徐氏祖宅遗址，宅中徐氏后人捐出多件文物，受到嘉奖。1983年这里正式立牌为徐氏故居（可参《徐光启后裔徐承熙：父亲把家谱和光启墓捐给了国家》《“九间楼”是如何发现的？》等）。由此，徐光启曾安顿传教士郭居静、并为其建造沪上第一座教堂的地方，也就理所应当定位在这里。同时，在此处以北的光启南路（旧称阜民路）里弄中，曾有徐氏祠堂，最晚于文革时被毁，今存有近代照片，匾上有“明相国徐文定公祠”字样。

这一些看似定谳的结论，却仍未能经过传世文献的验证。其中首先遇到的一个大问题，就是“九间楼”的传说的出现过程。所有早期关于徐光启的传世文献及清代上海地方志中，都从未提过任何“九间楼”的记载，甚至这一表述完全不符合传统建筑语言的习惯；古建筑中常用的“九间”一词，显然是指面阔九间，历代古建面阔九间多用于衙署或寺观，用于民居似非多见。同时，这片建筑的位置与周围环境似乎与历代文献所述也不甚符合。今存“九间楼”建筑群与徐光启祖宅间的关系大有其疑问之处，兹列几则比较显著的问题，亦为今天重新定位徐氏祖宅的关键，分列于下：

1. 明清以来“太卿坊”及“太卿坊街”具体指的是哪个位置；

2. 徐光启祖宅的空间与限制，尤其其西侧空间情况；

3. 晚明时代所立徐氏祠堂、徐文定公祠与祖宅的关系。

现分别加以讨论。

1. “太卿坊”与“太卿坊街”

通过上海历代县志的记载，“太卿坊”这一地方与徐光启的关系为世人所熟知。明嘉靖时（1524）所修上海县志中已经提及“曰符台，曰太卿，为沈瑜立”；上海县城内的“符台坊”与“太卿坊”，均是为沈瑜所立。上海名贤沈瑜的传记，在上海最早的地方志《弘治上海县志》（以下省称为《弘治志》）（1504）中就出现了，从历代县志文字中我们得知，他是景泰年间举人，成化年间预修《英宗实录》时授中书舍人，后升尚宝丞卿、太常寺少卿，所以县志中所言坊名，其实就是官名，“符台”即为尚宝司别称，后代县志中皆谓为沈瑜立“尚宝”“太卿”二坊。

不过，需要明确指出的是，在设立这两个坊的时候，上海县城的城墙还没有建，那么当时里坊设置的边界，无疑需要依靠天然的水道与现有的建筑与道路来划分。而到了《万历志》时（1588），其中的尚宝坊已废，太卿坊尚存；其中最可能的原因，就是彼时城墙已设，城内道路及建筑物需要按照新的城墙形态来布局；以太卿坊已在城南来推测，尚宝坊应该也在城南，且与城墙位置相重叠，修城后此坊遂废。太卿坊似乎到《乾隆志》（1783）中还成建制，直到《嘉庆志》（1814）中，才明确提到此坊已废。关于太卿坊与徐光启宅关系的记载，也始于《嘉庆志》；之前康乾多志中，都未有明确描述。

《嘉庆志》中有两条重要的信息，徐光启宅在太卿坊，徐光启祠亦在太卿坊。徐光启宅有建筑“后乐堂”“尊训楼”，《嘉庆志》言存，《同治志》言毁。徐光启祠则有崇祯年间赐额“王佐儒宗”。细究《嘉庆志》及后代所修志书语句，有一点颇可以注意：既然《嘉庆志》首言太卿坊已废，那么为什么又是《嘉庆志》首先著录徐氏宅、祠，同时又出现在太卿坊？

考《嘉庆志》及其最为相近的《同治志》中提到太卿坊时的表述，除了上述与徐光启相关之外，都集中在地名的指示，如下：

1. 乔家栅，在小蓬莱东南，东通太卿坊。（《嘉庆志》）

2. 乔家栅，太卿坊西，至永安桥。（《同治志》）

3. 麦家衖，太卿坊西。（《同治志》）

4. 徐光启宅，在太卿坊。（《嘉庆志》）

5. 徐文定公祠，在太卿坊。（《同治志》）

通检历代上海县志提及太卿坊处非常有限，最主要集中提到在“太卿坊”西处的乔家栅与麦家衖这两处方位，可见图5中所示。

根据老地图所示，太卿坊周边环境可以一目了然；其中乔家栅和麦家衖，都连通地图中的“太卿坊大街”，其实与大街同属一个街区，徐光启祠亦同在此一街区中。揣测县志文意，在表达方位时鲜有表包含意，如“乔家栅，太卿坊西”，并非指乔家栅位于太卿坊内西侧，而是表示太卿坊外的西侧，所以今天太卿坊大街西侧街坊可能与晚明清初的太卿坊关系不大。综合县志中遣词习惯，及清中叶后太卿坊被废的状况，《嘉庆》《同治志》中出现的指代方位的“太卿坊”一词，甚可能就是今天旧地图中的“太卿坊大街”。这样也就能合理解释了县志中上引关于“乔家栅”“麦家衖”“徐文定公祠”描述的合理性，两处在街西，那处祠堂即是沿街，与清代地图标识相仿，那“徐光启宅”不出意外也应该就临街而设，且相去应当不远。

知道了徐祖宅与祠堂都临太卿坊街，那么同光时代的“太卿坊街”究竟多长，是否与今天的光启南路一致，就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条今名“光启南路”的街道，于清代怎么分段命名，仅通过方志我们无从知晓，不过幸好晚近地图给我们留下了线索。从上海县城内最重要的河流——肇嘉浜上的阜民桥、即“县桥”南向一直到大南门附近，就是今光启南路故道。但清代从县桥南下至唐家弄附近一段，曾名“县桥南街”。唐家弄在此分东西两段，而此处分界旧为流水，西通薛家弄，水上有桥，名“阘水桥”，又作“塌水桥”，此路以南一段名为“阘水桥南街”。从地图上看，此街南接太卿坊街，两街分界似不易探知，但至少地图上“麦家衖”处，已是太卿坊街段。太卿坊街南抵薛家浜，有座广济桥，俗称“陈箍桶桥”，此桥下薛家浜段又称乔家浜，也就是今天乔家路的前身。过了此桥不出一里就是大南门，这段路名又换作了“南门大街”。

有些地图似取乔家浜南顾家弄，为太卿坊街与南门大街分界，这也就造成了一个大疑案：“太卿坊街”究竟南段延伸到哪里，是乔家浜上的广济桥，还是顾家弄路口？今自乔家路至顾家弄段光启南路，明清时代究竟是属“太卿坊街”，还是“南门大街”？若要彻底确证，恐怕得等更多的材料刊布。不过有一点，城南薛家浜作为城中最重要的“五大水系”之一，是上海县城南重要的里巷分割线，在其未被填河筑路前，无疑最有资格作为太卿坊街与南门大街的天然界线。

这一悬案正好困扰到徐光启祖宅的定位。从方志记载来看，徐光启祖宅与祠堂都位于太卿坊街沿街，大概率两处相连或即为一处，因为徐氏族中是有在旧宅中立祠堂的习惯，下论桃园别墅中就设了文定公的别祠；对照地图所绘，已知徐光启祠堂就在太卿坊街的麦家衖至乔家浜区段内。今天存疑的“九间楼”建筑群，则在薛家浜河南岸，也就是“太卿坊街”南侧存疑段。若“九间楼”原有建筑紧贴今光启南路，亦有可能为“太卿坊街”沿街建筑。如此，两处疑似徐氏祖宅，若光从旧志对照地图，似乎仍不足以定谳；徐光启祖宅并非“九间楼”的定论也不易就此推翻。

2. “居第之右”

另一条线索为徐光启曾在崇祯年间，接待并安顿由南京而来的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还在自己太卿坊“居第之右”，建了一座天主堂（据清初上海知县涂贽所记）。关于这座天主堂的信息和位置，早期材料记载都非常简略，多沿袭徐骥编乃父《文定公行实》和《利玛窦中国札记》等材料（见李天纲《增补徐光启年谱》所引），且语焉不详，只知道这座上海第一的天主堂，坐落在徐光启宅西，其空间非常有限。到了崇祯十年，另一位意大利传教士潘国光（Francesco Brancati，1607—1671）主持上海教务后，“以旧建堂卑隘，瞻礼者众，不足以容”（《敬一堂志》卷首李瑞和记），不得不另觅场所，终在徐氏后人的帮助下，于今天的城隍庙东、梧桐街处，新建了一座教堂“敬一堂”。这座教堂屡经兴替，但仍保存至今，建筑内部气势恢宏。环视今存敬一堂周围，亦嵌于城厢里坊之间，并非想象中一片开阔之地，然已颇让明季之潘国光满意，可以想见之前徐宅西侧老堂的空间有多逼仄了。

今天所知徐文定公祠在乔家栅以南、太卿坊大街西侧，大约亦即徐氏祖宅所在地，此处再往西便是“鸳鸯厅弄”与“百子弄”等街坊，对照古今地图来看，宅西区域已特别狭小，此地若即为徐氏大宅，确实没有太大的空间留给新教堂。

再看乔家浜河南岸“九间楼”一带，东自太卿坊——南门大街，西至中心河（今凝和路）兴隆桥东，清代地图显示“九间楼”西并没有大型里坊，面积比今存“敬一堂”一带大不少；初来上海的潘国光似乎没有必要大老远跑到城北、托人寻找一片尚不如此的地皮建新堂。故以宅地西侧空间来看，应该是“九间楼”非徐氏祖宅的最好例证——何况，“九间楼”西还有另一座小有名气的本土神祠：罗老太庙。

早在明隆庆、万历朝时，松江府城（今上海市松江区）建起了第一座“罗神庙”，此后上海县陆续也建了几座罗神相关的庙宇，其渊源详见下一篇。其中这座位于城南的“罗老太庙”，在志书中出现得不多；大学者俞樾参与修撰的《同治上海县志》，是少数详细介绍这座寺庙的旧志之一。此庙位于县城中心河与薛家浜交界处“兴隆桥”东面，今“九间楼”西南，从存世地图来看，庙门应该南向顾家弄，修建的时间不易确定，从旧志记载中猜测建造时间应该晚于松江府城那座罗神庙（详下），但似乎与上海县城西的罗神庙出现时间相仿，都在明末创建。入清后此庙屡经维修，可能在太平天国前后庙被毁过。同治初年徐光启的后人徐文瀛倡议在旧殿原址后空地重建罗老太庙，平屋三开间两进。即便旧殿废却，依然能在其后继续营建“三开间两进”的新殿，此处空间之大，可见一斑。且此地直至晚清地图标识中无里坊交错，是为一理想的营建公共空间的场所，“罗老太庙”即为最好的例证。所以此处曾立堂，优势多有甚于梧桐街者，而非智慧如潘国光者所肯舍弃的地方。

还有一点不可忽视，明季西来传教士及早年受洗的中国信徒，对本土信仰尤其是本土信仰神祇持极端否定的态度，只需略翻《利玛窦中国札记》便可知晓。若“九间楼”边不仅有一座典型的本土民间信仰的神祠，而徐光启、郭居静又把上海第一天主堂就建在此地不远，这显然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反观薛家浜北徐光启祠堂一带，地理描述显然更为合适。

对于文定公祠附近空间，还有一条记载可以作旁证。松江府、上海县旧志皆载，太卿坊建徐文定祠在崇祯年间，并赐额“王佐儒宗”。依前文考证，此祠沿太卿坊街，民国时已不存，而文革前留下照片的那座徐文定公祠，在旧祠之西，为光绪五年（1879）徐氏后人徐子嘉等所新建，而旧祠改为徐氏列祖的宗祠（参《民国上海县续志》《松江府续志》等）。徐家后人在旧祠之西正好容下一座新祠，这与以旧祠为祖宅位置、在其西新建小教堂的推测，于建筑体量上来看正相当。徐氏祖宅不取“九间楼”而应在旧祠附近，是为又一证据。

3. 祠堂与祖宅的关系

江南地方名人祠的选址，有明显追寻前人在世前后踪迹而定的规律。几种最典型的选址中，祠在墓边的情况最为常见，如浦东陈行乡长寿里的秦公祠，祀上海城隍老爷秦裕伯，此地即葬父子三人之墓（沈秉成《重修墓祠记》）。或者是名贤生前相关的场所立祠，如龙门书院毕业生在书院内立刘山长祠祀刘熙载；陈化成阵亡吴淞口，该地建陈忠愍公祠。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本人旧宅或庄园，改、增建祠堂的情况，这在本地士大夫中颇为多见。其中最典型的是豫园主人潘恩，身后祠堂一在其身前所复寺院、侯家浜西的广福寺中，另一处即在旧宅边穿心街潘家祠堂。广福寺实际就在其私家花园豫园之西，可见此两处祠堂皆就其旧宅而设。另一位沪上名流陆深身后的祠堂陆文裕公祠，就在陆氏浦东陆家嘴后乐园别墅旧址上。潘恩宅邸之前的主人、四川左布政使沈恩的祠堂方伯沈公祠，虽然没法建在潘家的宅子里，也建在此处不远的姚家弄。地方虽小，但也略尽后人对乡贤的敬意（可参张秉壸《方伯沈公祠记》）。

如此看来，明季所建徐文定公祠，当与徐氏祖宅，也有极其密切的关联。据前引徐宅与初建徐祠都在“太卿坊街”西边，太卿坊街道其实并不长，可以推知两者间相去非常近，甚至可视为一体，徐氏后人将徐宅作为供奉先人神主的祠堂，所以两处同时出现在县志之中。同时，已知城北公子徐骥的桃园别业中，也供奉有徐光启别祠，此与陆深庄园中设祠同例，则徐氏祖宅设祠可能性亦大增。

今存清末民国徐文定公祠照片一帧（图4），推测为光绪年间于旧祠西侧增建，原址不存，地方文物部门曾定位过约在光启南路250弄内某处。

今此处光启南路街边发现两根坊柱，引起学者注意，并纷纷推测石柱原来的作用。如不出意外，二柱当为原太卿坊的坊柱。但因二柱发现位置，即为徐光启祠东侧街边；而太卿坊于清代亦废，或者可能此柱为“徐文定公祠”前牌坊，也未可知，有俟地方史专家。

附论“九间楼”的情况。从府县旧志中看，明清旧志皆无“九间楼”之名，“九间楼”仅于《民国上海县志》（1935）中出现过一次，特录于下：

天主教之入境，始自徐文定公光启。明万历三十六年，光启丁忧回籍，过南京，请意人郭居静至上海开教。始寓南门内乔家浜侧俗称九间楼，今屋尚存，是为上海有天主教之始。

明代与清初志书只云徐宅在太卿坊，今之“九间楼”名不见经传，且并不靠近大街；可知此说甚为晚出。同时，徐宅在薛家浜南侧的说法，同样晚出，前引《同治上海县志》“罗老太庙”条载：

在兴隆桥东，一名兴隆庵，徐文定光启宅旁舍。

那座罗老太庙确实就在九间楼西侧，也间接说明《同治志》时代，人们已经相信，薛家浜以南的“九间楼”区域为徐氏祖宅了。

这其中原因不难想象。首先经历年代久远，且遭逢明清易代文物丧乱，即便家族后人亦未必能记清祖宅事。同时，误记恰恰又出现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此时国运稍平，徐氏后人也有重为地方重要士绅（如徐文瀛）祀奠的时候，需要重新建构祖上的文化传承。九间楼这则“错误的实话”会出现，实际上正是反映出明季徐氏祖宅成为文定公祠后，城内子孙迁居薛家浜南的经过。据今日徐氏后人回忆，文定公后裔于明季开始分居徐家汇（时徐氏墓园）、桑园街（时徐光启双园别墅）和“九间楼”一带。前两处早就是徐光启生前所置办的产业，而“九间楼”薛家浜南岸一带本非徐氏在世时置业，后人搬来此处的原因首先是便于守先人祠堂。同时一大推测：就是原本迁去城北桃园的一支徐氏后裔，于清初桃园出手后再回城内，陆续于旧祠附近所置，这符合徐光启生前对子孙及产业的安排逻辑，俟将来详考。

二、徐光启的“城北桃园”

据记载，徐光启与其子徐骥，还曾经营过一片著名的庭院“桃园”，作为别业之选，今天却难详细其基址出处，更不易知其之后的流变。关于早期桃园别墅及其流变相关的记载，以笔记与府县旧志最为丰富，由此寻找这座被遗忘的“园林”的过程，没想到是一场穿越今古的文化地理之旅。

（一）明代的桃园

徐光启晚年与独子徐骥曾经营过一所郊外的别业：城北桃园。那里在文定公去世后，留下过一座徐公的别祠（正祠在太卿坊）以作纪念。这座桃园别业虽然曾经为上海小有名气的一景，但后来命运多舛，久不为人知，仅能从笔记与方志中找到一丝记录，后代研究徐光启的学者也仅能抄录旧说，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但是精通堪舆地理的徐光启父子挑中的这块宝地，即便不能为“玄都、武陵”之胜，日后也有着非凡的因缘，故此地出处身世颇值得详论，以飨读者。

关于明末桃园最早的记载，应该出自清初笔记《阅世篇》。明清之际有位颇为高寿的松沪掌故家叶梦珠，他入清后陆续写下不少苏松本地掌故，晚年后集为十卷，名为《阅世篇》流传；此书中因详实的地方史料与中肯的视角，备受后世地方志书修撰者的推重，当代学者也对其记载的松江经济史料非常感兴趣。话说回到他笔下有关徐光启的记载，书中“桃园”条详述徐氏别墅情况：

桃园，在北郊之东北二三里，故相徐文定公任子龙与所辟也。初，北郊人传露香园桃种，岁获美利，于是家栽户植，每当仲春，桃花盛开，游人出郊玩赏，不减玄都、武陵之胜。龙与性朴务质，有圃一区，于其间杂植桃柳，中筑土山，略具园林之致而已。后见游人日盛，而邻家夸多斗靡，龙与不无起胜之意。遂即土山，增高累石，桃柳之外，广植名花。土石之旁，层峦叠嶂，构堂榭，施丹垩，诛茆覆轩，环以柏墙，曰平江一笠；截棕为亭，踞山临水，曰翼然；土山下瞰大浦，危崖壁立，天风海涛，石洞虚中曲折，人可小憩，曰徐文定公藏书处；两山夹水，一亭中立，曰在涧；石梁卧波，转入文定公祠，曰摄摄桥。登土山，势可望海，引浦泉，潮可灌溉，规方百亩，疏密得宜。崇祯癸未、甲申之间，遂为一邑名胜，经营正未艾也。会逢鼎革，龙与即世，而地近吴淞，往来孔道，营兵纡途而入，攀花摘果，园丁不敢问，园遂日废，而荒基漕白，徐氏赔累无已。西洋教长潘国光用宾故因徐相而来，为徐氏计久远，时与马镇逢知交好，说以土山可以远眺，海寇或入，可以预备，议将园址助为演武场。顺治十四年丁酉，申报各台，以旧场召佃升科，而改治桃园为演武之地，除其两税，作为公占，至今因之。然土山孤立旷地，日渐剥削，无复旧观矣。

叶梦珠提到，上海县城北门外靠近吴淞江处，徐光启与其子徐骥（字龙与）曾经营过一处庄园；其中所说距城东北“二三里”则为约数，虽然相去不多，但对后人判断也略有误导。因园中多种植桃树而被称为“桃园”，主人又“诛茆覆轩，环以柏墙”，所以园中景色大有风致。叶梦珠还提到何以此地以桃为园名。起初有上海城内名园露香园主人曾在园中种桃，被传每年受益颇丰，引得城内外纷纷仿效。徐光启公子徐骥本有个在城北的小园子，此时也种上了桃。最初他大约只是小试身手，后来发现游人众多、加上邻里间的“夸多斗靡”，所以徐公子也忍不住大干一场，在这儿堆起了土山，累起名石，桃柳之外，引种了各种奇花异草，园中顿时活色生香。其所造景致，有“平江一笠轩”“翼然亭”“徐文定公藏书处”等，皆成本埠名胜。桃园一带地近江边，又累土山，景色本已出色，又经徐公子造园妙手，更是熠熠生辉。叶梦珠用了八个字形容：“规方百亩，疏密得宜。”大略已有名园的派头。徐氏桃园鼎盛的时间，据说是崇祯朝的最后两年（癸未、甲申，即1643年、1644年）；那时徐光启已谢世十年余，徐骥在园中已为乃父建了一座文定公的别祠，而徐光启的正祠在他的老宅太卿坊内。

不过即便生前极擅练兵的徐文定公，身后也无法保佑大明躲过满洲八旗的铁骑。顺治乙酉，南都覆灭，徐公子徐骥也在这年去世，美丽的桃园别业从巅峰就此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叶梦珠记载，桃园的位置为军事要地吴淞南进上海县城的必经之路，时常有营兵进来骚扰，攀花摘果，谁都不敢过问，园子自然就衰败下去。而且，园子虽然荒废，但还是徐家名下的产业，每年的田赋还不能少，记载中“荒基漕白，徐氏赔累无已”，指的是百亩的桃园需要交出去的漕白二粮，让并不富裕的徐家负担不起，更要命的是，兵荒马乱之际这块地是决然卖不出手的。眼看徐家要败在这片荒土丘上，这时候，徐家的一位意大利老朋友出手了。

徐光启中年丁忧在家时（天启七年，1627），将一位来华天主教传教士郭居静从南京迎到老家上海。在徐光启的安排下，郭居静曾在徐氏所捐西侧宅地建圣母堂、也称“第一天主堂”；徐光启殒后的崇祯十年（1637），另一位同样来自意大利的传教士潘国光来沪主持天主教教务，因那座小教堂不敷应用，潘国光得到徐光启的孙女、圣名“玛尔弟纳”的帮助，购其夫家城北安仁里潘氏旧宅世春堂，重加修葺，改名“敬一堂”，俗称“老天主堂”。潘公在堂内用太湖石砌了一座观星台，在传教之余还究心天文；这与其来华同侪如汤若望、庞迪我、熊三拔辈学术兴趣相似。敬一堂历经国变、禁教、潘国光去世及清代多次动乱，原址依然保留至今，可谓大不易之事；而它的创始人、徐氏家族的老朋友潘国光神父，在国变之际，替徐家桃园别业解了一次大围，也开启了桃园之后不平凡的经历。

据叶梦珠记载，降清后做到过苏松提督的马逢知，与潘国光关系甚好。马逢知见《清史列传·逆臣传·马逢知传》载：

马逢知，原名进宝，山西隰州人。……（顺治）三年从端重亲王博洛南征……十三年迁苏松常镇提督……十七年六月，命廷臣会鞫，以逢知交通海贼，拟并诛其子。八月，上以未得逢知叛逆实事，命刑部侍郎尼满往江南同（刘）之源、（郎）廷佐确审，寻合疏陈奏：“逢知于我军在沙浦港获海贼柳卯，即声言卯系投诚，赏银给食，托言令往招抚，纵之使还。又海逆郑成功曾遣伪官刘澄说逢知改衣冠，领兵往降……是逢知当日从贼情事，虽未显著，然当贼犯江南时，托言招抚，而阴相比附，不诛贼党，而交通书信，兼以潜谋往来，已为确据。”疏入，仍命议政王、贝勒、大臣核议，寻论罪如律，逢知伏诛。

这位马提督为人虽然反复叵测，降清以后态度暧昧，但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里就提到钱谦益曾替郑成功争取过这位提督大人；后郑成功反攻南京的“江上之役”得以轻松通过吴淞防区，马提督应该是有功的。当然，在“国姓爷”失败后马逢知不免落得个“通海”的罪名而身首异处了。 但需要指出的是，潘国光与大多数仕明的传教士一样，却都是为明反清的态度，那马、潘二人相交，也就显得颇有意味了。据叶梦珠记载：在马提督尚镇守上海一带时，他的意大利朋友潘国光告诉他，城北有片桃园中有土山，可以供远眺侦察，预警海寇，而这片地方的主人也愿意将其献给马提督，供改演武场之用，马逢知很可能欣然接受，遂在顺治十四年（1657）正式改桃园作公用。从此，这里再无桃红柳绿，只剩演武场上土山孤立旷地，日渐剥离。这时的徐家后人虽然丢了一处郊外别业，但好歹免去兵荒马乱之际的一笔大苛税，也算是丢车保帅了。

《阅世篇》记载的下限，到此为止。甚至行文中仅称“马镇逢知”，要知道马氏因叛国罪而死，后人记载似应有所避讳；可以推测叶梦珠写作这段文字时，可能马逢知还没倒台、大约还在顺治年间的事。这段关于桃园的文字，自嘉庆年间修《上海县志》起就被后代修志学者多次引用。若光凭叶梦珠的笔记寻找到这座“桃园”抑或“演武场”的位置，无异大海捞针。幸亏这里在日后的岁月里，还有过不小的动静，地方志书可以帮上我们很大的忙。

（二）从军工厂到医院

从志书中简要的文字记载来看，这片变为演武场的地方，突然在清代方志中显示出其地缘上重要的价值。《嘉庆上海县志》（1814）载“其址为军工厂”；号为编辑体例“门类允当，脉络清晰”的《同治上海县志》（1870）更是指出：“军工厂官地，今为西商租去，厂迁引翔港东。”一下子把原来庞大的“城北”的搜索范围，缩小了很多。那么若能找到兵工厂在哪，也就好办了。据《嘉庆上海县志》中载：

军工厂旧在刘河，系苏松太道经理苏松提镇两标外海各营战、巡船只之所。嘉庆六年，因刘河淤塞，运料维艰，分巡道李廷敬请移于县之头坝。所有提标川沙、吴松、刘河、福山、南汇五营，镇标中、左、右、奇四营，额设及新改之大船、沙船、捕匪船、燕尾稍等船七十余只，遇修艌之期，均归厂办理。

这么看，这座兵工厂是苏松太兵备道为苏松提镇下辖的两标（三营，相当于团）水师，及外海各营的水师造船修船的工厂；军工厂内负责打造与修理战斗及巡航船只。这座工厂原址在浏河，十八世纪末浏河渐淤塞，遂于嘉庆六年（1801）移于“县之头坝”，是为军工厂历史上第一次搬迁。此处厂址，迅速成为上海城乡间重要的地标。嘉庆县志载上海县城乡保属松江府“二十五保”，县城内外相近区域大致沿着自西北向东南、自城外向城内被划分编号为十六个“图”，一图、二图分别在老闸南北，三图即军工厂，此后分别晏公庙、城隍庙、侯家浜、大小东门等处。顺便说一句，旧志中“十六图（大东门内）”应该就是上海人口中“十六铺”地区及码头的最早出处，比太平天国时划“铺”时代要早得多。

再来看旧志中的“十六图”顺序，一图、二图中的上海“老闸”，位于今苏州河上福建路桥处，四图的“晏公庙”、五图“城隍庙”已为西城与内城范围，三图的“军工厂”，当即为老闸以东、城厢以北的区域，不过这依然不是其最确切的位置。不过加上我们已知《阅世篇》中提到的信息位于北门外、靠近吴淞江即今日之苏州河，庄园与船厂皆紧贴着水道，船厂正好位于“县之头坝”等信息，接下来就需要去找老地图上碰碰运气了。显而易见，这个位置在当时就已非常重要，在晚清以来老地图中已经显要标记出。翻1884年出版的《上海县城乡租界全图》便找到了“头坝”一处。

图9中的“头摆渡桥”位置即今苏州河上的四川路桥，而乍浦路与吴淞路间还有条小路就叫“老头坝街”。推测这段自头摆渡桥至老头坝街附近区域，应该就是地理位置上“头坝”的范围。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幅图犯了个不小的错误，把“外国医院”放错了位置，因为头坝的区域最终给的就是这家“外国医院”。

191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实测上海城厢租借图》中，不仅把错误改了，比例尺已接近现代地图：从图10中可以清楚看到夹在乍浦路与吴淞路间的那条小路的走向，这时的名字也改叫“头坝路”。1947年出版的著名的《老上海百业指南》中虽然未署路名，依然能找到这条小路；大约是解放以后这条小路才完成了它的使命。

从日后沧海桑田的变迁与路名基址的更替，我们依稀找到了徐光启父子当年经营的私人别业的位置，那座明末城北“桃园”，原来就在苏州河北这片黄金地带。

不过，叶梦珠《阅世编》中有一句“地近吴淞”，今人读来或许有些迷惑，明明在虹口境内的桃园怎么会靠近宝山？其实那是古今上海城市发展空间的感官差所导致。明末苏州河以北为一望无际的农田，极少数乡镇集中在几个重要的港口如虹口港、引翔港等处，空间感上空旷的苏州河北与入海口吴淞镇已相去不远。更重要的一点，苏州河头坝附近，曾经应该是上海县城赴吴淞官道的重要始发地点，这一带当有通途能直达吴淞；可参考清光绪二年（1876）第一次修成的吴淞铁路及之后更为著名的“淞沪铁路”，最初的始发站“上海（闸北）站”就在头坝之西、今河南路桥边原天妃宫之地，自此一路北行而抵达吴淞。那么，叶梦珠所谓桃园“地近吴淞”一语则大有价值，可以看出当年徐氏父子选择园址时独到的眼光。

话说那座迁至桃园的军工厂，其实也没在这块风水宝地待太久，这片地皮就“为西人租去”。开埠后的上海，苏州河下游北岸被划归公共租界管理开发，军工厂自然被迫迁走。尽管县志没有交代太多，但从地图及更为常见的史料中我们知道，这里不久又迎来了一位载入史册的主人、中国最早的近代化医院之一：公济医院（The Shanghai General Hospital）入主头坝。公济医院位于苏州河北岸，四川北路与乍浦路之间，原头坝的区域，医院南侧苏州河上有著名的“头坝渡”，在许多当时的记载中频繁出现，如《环沪漫记》的作者威廉·葛骆（William Kahler）就常常由此上船，周游上海周边。

公济医院先由法国人于同治三年（1864）在今四川南路圣若瑟天主堂东侧创建，光绪三年（1877）才搬来头坝这里。县志中所言同治初年被租去，是军工厂迁出时间，而到了光绪初年，医院才得以全面迁入。在中间这段时间，仅知此地曾有过一个“恩迪科特花园”（Endicott’s Garden），但目前尚不了解这座花园其他信息。这里一开始是作为外侨医院存在，医护人员与病患皆为外籍。后仁爱会的修女们在公济医院旁专门创办了一家为中国人看病的“仁爱会医院”，“仁爱会医院”迁走后，公济医院开始收治中国患者。 抗战时期这里被日寇强占，解放后公济医院变为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第一人民医院迁今址后，此地今为苏宁宝丽嘉酒店，东北侧还保留有公济医院旧楼。

漫步在今天北苏州路、乍浦路至四川北路桥间的苏州河边，看到的已是满目的现代化建筑，时而夹杂着零星民国老建筑，谁曾会想到晚明时这里曾是百亩的桃园、内阁次辅的城北别业；可见，历史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

余论：军工厂身后

再说那座在同治初年被迁出的兵工厂。离开苏州河北岸桃园旧址的军工厂，又搬到了另一处日后大为出名的地方。检《同治上海县志》中记载军工厂的志文，比《嘉庆志》增加了一段：

同治初，厂基为西人租去，署巡道黄芳买二十三保分十九图敬业书院新涨沙洲，改为民产之田三百五十七亩有奇，作军工厂基，立界石为识。

这一次，他们来到了上海县北郊二十三保分十九图、引翔港东侧的原“敬业书院”新涨沙洲。这里的“引翔港”，清代时属上海县引翔镇，治所在今杨浦区。“敬业书院”是上海的著名书院，最初的院址同样与徐光启、潘国光有关系，县志中最先出现敬业书院记载的是《嘉庆上海县志》：

敬业书院，初名申江书院，在县署北，明潘恩宅后，为西域人寓所。国朝康熙间，入籍官产。乾隆十三年，按察使翁藻、知县王侹改建书院。三十年，巡道李永书移建大门，修讲堂，题为“诚正堂”。后有春风楼，供朱子位。其前有观星台。

敬业书院最初的校址，就是意大利传教士“西域人”潘国光与徐光启孙女合力所建的县城东北“敬一堂”；到了雍正年间遭到禁教，天主堂曾被迫改为关帝庙，乾隆年间改书院，后即为著名的敬业书院。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上海开埠后敬一堂才归还天主教会，见《同治县志》载：

咸丰十一年，因西人请还天主堂即旧关帝庙，详“祠祀”。并及敬业书院。同治元年，巡道吴煦迁建于县东旧学宫基，仍名敬业。

敬业书院曾被两江总督吴煦迁去了“县东旧学宫基”，后演变为今天的敬业中学。但梳理敬业书院校址仅在相当于敬一堂至孔庙学宫的县城内范围搬迁过一次，并未搬到过遥远的黄浦江岸边，那这片沙洲与敬业书院究竟有何关系？

原来，太平天国后上海受到破坏，书院建筑倒塌，战后欲重新开课，苦于建设与教学经费困难，终得著名地方官、时任上海县知县的刘郇膏出力，于咸丰九年（1859）将江边沙洲折价售与书院，出租沙洲以充办学基金，相当于上海地方政府给敬业书院找来一笔收入。事见《同治志》载敬业书院事迹后附“价买官房收租充费”条：

此系咸丰九年新涨沙洲，准民承买。案内丈见二十三保分十九图书院老荡，九十一亩五厘二毫新涨不等、田滩三百五十七亩零。知县刘郇膏谕董曹树珊等，筹缴地价公费银两，买归书院，经董贾履上，赴乡复核，除老荡上田六十四亩一分九厘一毫、次田二十六亩八分六厘一毫，依谕认佃外，其新涨上田一百九十一亩一分八厘三毫、次田四十五亩九分七厘三毫、芦荡三十亩五分九厘九毫、草滩一百十三亩四厘七毫，分别召佃去。后佃户畏累迁延，至同治三年，各户自愿凑缴规银四千两，作为民产。适有旧学宫基借地造屋之庄瑞栋、姚盈芳，将所造楼平房，又旧学东公地由学收租之房六户，悉数估偿购归书院，约计本银四千两，以租抵息，按月一分。经董禀县详准升臬司兼署藩司刘批准立案，常年董事经理收支各项，已见前案。

这块黄浦江边新涨的沙洲，在给到书院账上后，田产作“上田、次田、芦荡、草滩”等多种类型进行出租，直到同治三年这些田地由租户凑足四千两资金，从书院的名下购为民产。没过多久，桃园旧址的军工厂便又买下了这块地，整体迁来。当然这时我们仍不易查知这块沙洲具体在何处，还要等到这里的下一位主人现身。

这家旧式沙船工厂并没在此开设很久，便消失在近代史的长河之中；很可能这家在上海史上曾留下笔墨的、但只能修造老式沙船的工厂，在产业更新的二十世纪初，遭到了自然淘汰。同治年间，李鸿章等所办江南制造总局在上海落成后，现代造船业开始入主上海，原来旧式沙船工业受到冲击；不仅“桃园”船址在同治初年不保，黄浦江边沙洲的产业最终也没守住，厂址同样卖给了来自西洋的买主。二十世纪初，美国浸信会传教士来沪办学，取了这块地。《民国上海县续志》（1918）载：

浸会大学堂，在杨树东北军工厂。宣统元年（1909）美国教士万应远（Robert Thomas Bryan，1855—1936）、柏高德（John Thomas Proctor，1869—1927）等创办。

这里取而代之的是上海近代教育史上的重要角色、一所全新的美式学堂，在日后造就了上海城北著名的现代高等学校：沪江大学（University of Shanghai）；解放后，这里成为上海理工大学。据沪江大学校史，美国浸信会同仁于庚子年（1900）开始筹划办学事宜，虽然受困于当时国内局势，但教会人士“惨淡经营，不遗余力”，终于在九年后的1909年，募得十二万元，购地160亩，就是军工厂这片黄浦江边的土地。

以上因论徐光启桃园变迁，顺便论其继任者之因缘。桃园主人，不论是最初者还是继任者，都拥有不凡的经历。尤其再迁之所日后成为一所延续至今的高等院校，其间沿革传承，颇可为地方史研究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