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王启元、石梦洁写了一本有关上海宗教场所史地考证的书《保釐云间—上海历史上的神祇、信仰和空间》，邀我写序，读后颇有些惊喜。这些年来，启元的治学领域越来越宽，从他在复旦中文系古籍所的博士论文所做的明代江南佛教，延伸到上海地方史、近代佛道教，乃至中西宗教交涉等课题。做学问，一定是要持之以恒，在一个领域内深耕细作，把问题摸透想明白，这是自然。但是，适时适当地跨领域、换题目，也是做学问的不二法门。四十年前我在复旦历史系读书的时候，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的老师们有一个说法，每五年即使不打开一个新领域的话，也要换一个新题目，不然原来的学问就会固化、僵化，想来蛮有道理。当时还没有“跨学科”（Cross Discipline）的说法，但学术原理是一样的。跨界的方法是有益的，也是有效的。当把上海地方史和宗教生活这两个领域合在一起的时候，一个新的领域，一批新的题目就浮现出来了。

《保釐云间》中的一些题目看似细小，比较冷门，其实相当重要，关系地方文物，也联系到地方认同。“徐光启的故居在哪里”“上海的罗神庙”“城楼上的四位守护神”，其他诸如龙华寺、南翔寺、天通庵、敬一堂等，启元都是用考据学的方法来清理史迹，然后用宗教学的方法来解释变迁。在十九世纪迅速成长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其实也是一个信仰资源异常丰富的本土城市。即使到了1930年代，在充分城市化了的沪中、沪东、沪西市区，仍然存在着大量传统寺庙、道观，当然还有更多新建立的西式的礼拜堂、天主堂，壮丽辉煌。上海的信仰空间，只是表面上被城市化、世俗化浪潮掩盖了，实际情况却是它们一次次顽强地重建、竭力地转型，去适应现代社会。《保釐云间》用很多有趣的故事提醒读者，信仰不单是精神性的教义形态，更明显的是物质性的实体形态。后者经常为市民们津津乐道，因而比较容易成为当地人民的文化认同。书中钩沉出那些有幸保留下来的信仰空间，成为大都市里的标志性建筑，如龙华寺、静安寺；有些不走运的教堂、庙宇遭遇冲击，艰难维持，也终于保留下来，成为文化遗产。如原南市区老城厢徐光启家族的敬一堂、徐氏宗祠，就可以为城市中的故事和传奇增添一笔。稍稍考证、分别一下的话，我们看到那些被拆除的信仰场所，如罗神庙、天通庵，大多并非是因为缺乏信徒，或者是阻扰进步、妨碍市政被淘汰的。查看下来，一系列“现代化”运动的意识形态冲击，才是信仰空间消失的直接原因。

“保釐”一词，出自《伪古文尚书·毕命》篇：“以成周之众，命毕公保釐东郊。”周康王任命毕公在东郊设治所，保护民众。该治所是不是一种宗教场所，如祠、如庙、如坛，不得而知，经师如孔颖达并没有明说。但是，明清时期江南各地都祭祀不同的神祇，作为自己城市独特的保护神。地方共同体有自己的信仰特征，从文化认同的原理看，江南都邑和同期的意大利城市并无二致。苏州城隍庙供春申君黄歇，上海城隍庙供秦裕伯，这些在乾隆年间已经名闻江南。上海人不但每年春秋两季在城里的大庙中公祀秦裕伯、黄道婆，还把自己喜欢的各路神祇供到城楼上去，天后、观音、真武、关帝，即“城楼上的四位守护神”。老上海人在初一、十五，或者逢重大事项，都会登上城墙，给那些儒、道、佛神祇烧香，祈求“风调雨顺”“保境安民”。这是《保釐云间》考证和复原出来的一段消失了的本土信仰。

上海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仓促建造、至1911年为对接租界交通一夜拆除，在358年之间有一座周长十二里、不大不小的圆形城墙。有城墙的年代里，上海县在万历至乾隆年间的富庶和繁华，已经追赶苏、扬都会，超过了大多数江南县城。一个明显的征象，就是上海人在城墙上大建阁楼、庙宇，安置神祇。烧香烧到城楼上，这种盛况在府城、都城也不常见。上海的大寺庙不在城里，故城厢没有大型佛塔。但是，上海小东门上的丹凤楼安置天后（妈祖）宫，东北城墙上建有观音阁，新北门上安置真武（大帝）庙，西北城墙上大境阁则供奉武圣关帝，也算是高擎信仰。乾嘉年间，丹凤楼在城墙上再加建三层高楼，一楼观景，二、三楼烧香。沪城八景中有“凤楼远眺”“江皋霁雪”“黄浦秋涛”“海天旭日”四景都在城墙上，城墙上香火缭绕，香客、游人络绎不绝。说起来有这么多神祇分镇东、西、南、北，上海在清中叶以后确实“暴发”了，后来租界（北市）的融合型超高速发展，也是以老城厢（南市）作基础。宗教空间护佑世俗空间，或者这就是所谓“保釐云间”的蕴意吧。

按学者此前的考证，最早在万历年间，上海的“丹凤楼”由抗倭时期的敌楼改建为祭祀用途的庙宇，安顿从福建来的顺济庙妈祖（天后）。史家有称，这一次的偃武修文，使上海后来的发展就比较顺当了。历次战乱，哪怕小刀会占领了上海邑城，李秀成攻入了西郊徐家汇，最后总会有所保卫，天佑上海，逢凶化吉。大概也是这个原因，近代上海市民的护庙、建庙热情非常高涨。我们发现，历次毁庙之后，上海的每一座寺庙几乎都在次年就重建了。按《保釐云间》中记录的情况，1853年小刀会、太平军烧了大境阁、真武庙，上海百姓在收复上海后马上都加以重建，然后市面恢复，发展如初。1911年底，李平书等人在辛亥革命高潮中提议拆除上海城墙，除了“大境关帝庙”保留下来外，城墙寺庙的众多神祇一时之间就消失了，从此无法修复。当时来看，真武庙、关帝庙、天后宫的香火仍然旺盛。一下子没处烧香，从信仰生活上来讲是一场灾难。拆去城墙、寺庙之后，老城厢的市政面貌并未改善。河浜填了，路拓宽了，“南市”的市面不但没有赶上“北市”租界，反而不断恶化，越来越挤，越来越脏。没了城墙和寺庙，城不城，镇不镇，乡不乡，在1930年代就被公认为现代市政建设的失败案例。爱因斯坦、罗素访问上海，被邀请游览南市。爱因斯坦造访过南市胜地“梓园”，事后在游记中却说不喜欢建筑以外的环境，形如“China town”，诸如此类。

《保釐云间》是一部有意思的书，还在于它呈现了近代上海信仰空间的多样色彩。上海自1843年的开埠以后，英、美、法租界迅速发展为一个“维多利亚式”的现代城市。现代大都市的一个特征，就是信仰空间的多元化，这一点在上海显得非常突出。侨民们建立教堂，如英租界圣三一堂、法租界圣若瑟堂、董家渡方济各堂、徐家汇依纳爵堂。在那里，信仰空间转为西方式样的华美、壮观，与本土的传统寺庙形成中西对照。众所周知，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式制度并不压制，也不怎么歧视异族宗教，反而还有对“异域”（exotic）的浪漫欣赏。加上江南本土各类信仰只顾自己的香火，对别的多有好奇，少行排斥。中西双方的文化宽容，令上海大都市区内的信仰空间相当和谐。《保釐云间》介绍了一位早期英国在沪侨民葛骆（William Kahler）在1860年代记录的上海人信仰习俗，他的著作《环沪漫记》（Rambles round Shanghai）饶有兴味地记录了城隍、妈祖、观音等信仰，对儒生、道士的针灸、正骨技术，甚至一些无稽的神话、传说也加以赞赏，王启元说他“对中国的地方文化似乎颇有些了解之同情”。是的，十九世纪欧洲人对海外的本土信仰加以欣赏，并不是一种科学态度，而是一种文化态度。就科学来说，传统的本土信仰，无论儒、道、佛，都有非理性、没道理的地方，需要革除。但就文化来说，为了避免冲突，也为了有趣生动，应该对一些哪怕是“落后”“迷信”，但暂时并无大的伤害的信仰加以尊重。这种“宽容”精神，是英国人为现代政治做出的杰出贡献，江南人的“圆融”精神与之相像。

一百多年来，由于物理形态的市政更新和改造，上海城市的信仰地图变化多端，很多地方的细节已经十分模糊，甚至完全丢失。在城市实际生活中，要去寻找百年前的一座寺庙、一座教堂，已经非常困难。上海比较幸运，拜率先现代化所赐，我们有150年来经过勘探、不断出版的城市地图可查。启元花了不少功夫去查证，结果就在目前上海的幅员之内，有了很多新发现。王启元博士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古籍文献整理专业，他加入上海地方史志研究队伍是怀有专长的，必能有所贡献。还有，他是生长于斯的上海人，熟悉自己城市的文化，更使得他能够方便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希望看到更多年轻的文史学者，在自己的专业之余，也来写写上海，事有可兼，发现身边。

李天纲
2019年7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