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各章简述

第一章“服饰篇”主要探讨从《醒世姻缘传》中所反映出来的明代的舆服制度。时至晚明，由明朝早期和中叶的法律法规及社会成俗所建立起来的、以舆服制度来区分贵贱的阶层藩篱已经屡遭践踏侵凌，这就使得旧日的富贵阶层倍感焦虑恐惧。得到圣眷宠顾的太监，由买官行贿而获高位的官员，通过出售伪劣产品而致富的工匠……这些新贵新富们的出现，颠覆了洪武皇帝所设计的以“士农工商”为阶级排序的、整齐划一的社会分层，把晚明变成了一个万花筒般的复杂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身份卑微的戏子敢于公然无视有关优伶的贬抑性服饰规定，宠妾敢于在闺闱间以逾格服饰挑战正妻的权威，丧亡的地方官居然被画成城隍的模样以凸显其丧事规格。舆服的多元化，使得很多人，包括作者在内，心理上极端不适。通过探索这一现象，我们在还原晚明社会的舆服外貌之余，揭示其深受金钱因素影响的流动性实质。此章亦会关注社会底层的赤贫者的穿衣情形。“为何会卖儿鬻女”这一问题，会引导读者去发现以下事实：城市赤贫家庭甚至不能为女儿制一件棉衣、鬻女到富人家做丫环的部分原因居然是为了获取一件寒衣以御冬。在这个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中，劳工仆役往往在市场上以惊人低廉的价格被买卖转手；小商小贩和小手工艺者，一旦生意上出点差池，往往是没有任何退路和生计保障的，即时就可以倾家荡产，妻离子散。

第二章“奢侈品经济与金融制度”从狄希陈远赴成都为官、童奶奶为他送礼而列出的一张礼品清单开始，枚举明代的著名奢侈品，并对所枚举的诸物事进行名物考证。考证之外，本章讨论了两大子题，一是明代的禁奢性法令的种类与品目之多，二是明代金融制度的落后与乱象。在讨论第一个子题时，我们极为重视压抑奢侈消费性的法令——亦称“禁奢令”——与禁奢性社会气质之间的关系。从国家的角度而言，制订一系列禁奢令，乃是为了将特定的衣料、饰品、食酒器、车马和居舍保留给特权阶层，如此一来，就会形成一个有分等的阶级金字塔；农民作为国家的主力生产者受到名义上的尊重，列于士农工商的排序中之第二，农工商庶民皆需要服从士人，官员从士人中产生，服务于中央政府和皇帝，这才是国家所乐见的社会秩序。禁奢令不过为维护这一社会秩序服务而产生。如此说来，禁奢令其实并不反映压制奢侈消费性经济的政府行为表象。

而禁奢性社会气质则不同。它起源于一种朴素粗糙的经济形态需求，这种经济形态是自给自足式的；考虑到妇女内闱间常见的竞争心态，最好是让她们“不见可欲，使心不乱”。禁奢性社会气质还有另一个源头，那就是儒家所持的对民众的教化不应来自政府法令的主张。孔子就有“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的明确表述。禁奢令和禁奢性社会气质都同样关注限制物质的细节，从效果上看，两者之于明代商业经济都有压抑作用。这不仅仅表现在服饰上。当我们讨论到更多、更细琐的禁奢法规时，如什么人才能使用什么样的食器和酒器，什么级别的官员妻子才能穿什么衣服及戴什么发饰等，我们仍将检视这一论题，即明代禁奢令和禁奢性社会气质各自在什么程度上改变了明人的物质世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将不仅限于第二章。

第二章的后半部分讨论的是《醒世姻缘传》中的白银和钱币的流通与使用问题，并考证“当十折子钱”为天启通宝当十钱。白银成为十六至十八世纪中国市场上的主要货币，是所有的明清史学者都注意到的一个现象。金银的货币属性由自然界所赋予。我们要通过一系列比较，分析白银与黄金在铸作形式、被使用的广泛性和频繁程度上的差异，从而深入了解白银在流通领域中称王的情形。借助《醒》书研究明清经济问题，我们必须拿其与同时代的其他史料相互参看，也必须自多种世情小说中反复比对同一现象。

本章还深入探讨了一个金融史的问题，即明中后期是否存在异地汇兑制度。考察这一问题，格外需要参看其他的明清小说。真正的世情文学作品，多具描摹人生世态的劲笔，它所致力细节的经纬和叙事的逻辑性，反倒是闲谈笔记类作品所不具有的。上至成书于明中叶的《水浒传》，下至成书于清末的《儿女英雄传》，时间跨度达三百余年的文学作品，都可被用来对照验看明清经济生活中是否出现了变化，出现了什么变化。

本章因涉及明末精致繁荣的市民生活和成熟发达的城市商业、制造业，也谈及城乡富裕市民对奢侈品的消费，因此会稍涉在大陆历史学界曾被反复激辩过的“明末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为何在这样的一个“近世”（early modernity）社会——如内藤湖南所定义——的属性基础之上，明末社会却未能进一步走向资本主义呢？本书诚不欲以大量篇幅投入目前仍无定论的“明末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但由于本书的民生物质史视角，完全规避此一问题也是不可能的。结论，自对奢侈品消费和金融制度的考察中得出。两方面的考察都指向一个结论：明中后期出现了精致繁荣的经济生活和奢侈品消费的阶级下移趋势，它的表象虽然符合海外汉学家们所盛称的“近世性格”，但其本质却并不符合资本主义发生的机理。

从著名的中国成语“民以食为天”出发，本书第三章对明代食品的研究，延伸到了一般性食品消费和食品供应的领域之外。此章先探讨了山东的数种主食和主要作物，在乌托邦式小自耕农的农业生态下，农人如何春耕秋收、如何为田里的佣工提供饭食等；有关食物消费和食物处理的伦理问题也在探讨之列，这又使人无法不去关注农业社会的一个无上美德——节俭。本章会有一个小节，通过《醒世姻缘传》书中记载的一则故事来检视明代的食盐专卖法，并提出该法的执行无效造成了私盐贩运的泛滥。我们探讨明代奢侈品方物消费的阶层下移现象，追究它的三个成因：明代文人的推波助澜、孝宗朝宽大的政治风气及北京美食文化的天时地利。我们也探讨“因果”观念与食物和水的消费的关系。“因果”本是来自佛教的一个观念，它与宋明理学的天命观结合后，逐渐形成一种“一饮一啄，皆有定数”的流行说法，在中国的农本文化语境中，出于厉行节俭的需要，人们愿意去相信，对食物和水的消费，是不能过分的，不然会导致果报衍生。

第三章的最后部分探讨的是由自然灾害造成的食物短缺乃至饥荒的现象，并以《醒》书给出的材料来比较政府赈灾、社区自救与个人慈善这三种做法之异同。“王嘉荫假说”的明末“小冰期”理论，提出“小冰期”发生与明亡之间可能存在因果关系。“小冰期”理论的确能够很好地诠释明末灾异及其导致的食人现象的产生，而两者都在《醒》书中被充分记录了。《醒》书以大量的篇幅，平静冷酷地还原了这个因果链条：天气严寒，暴雨如倾，作物颗粒无收，食物短缺，粮食价格暴涨，穷人卖儿鬻女，饥民遍野，食人发生。比较政府、社区和私人赈济这三种救灾模式，从三方化银、建“常平仓”、粜谷平市、建粥厂、抚恤幼孤等行事做法中，我们可以看到，政府的赈济模式有严重缺陷，反倒不如社区和私人的救灾方案更为行之有效。明代赈灾著作的多产，说明着官僚士绅阶级的远见卓识——他们早已看到，饥民若不得安抚，就会揭竿而起，威胁到政府的存在和现存秩序。这些著作本身是高度成熟的前现代政治智慧的结晶。尽管如此，理论上的丰富未能转化为实践上的有效运作，在这个人命关天的问题上，政府组织的饥荒赈济项目——即使由真正清廉而富有仁心的官员来领导——比起更具灵活性和自主性的社区及私人项目来说，也多失于简陋、疏忽、技穷和迷信。

本书的第四章“旅行篇”主要以素姐的泰山朝圣之旅来探索明代的旅游文化和旅游机制，并提出了“城乡富家女眷群”这一概念来代表晚帝国时期的一个女性旅行群体。这一概念的对立面是“明清闺秀群”——近年来的汉学研究，已经对其多所涉及，有关她们的旅行形态，也有质量上乘的专书和文章介绍。在此章中，为了突出“城乡富家女眷群”与“明清闺秀群”的不同性质，我们也对后者做了择要介绍。两个群体之间鲜明的差异，使我们愈发注意到这些现实问题：在资源不足、儒家妨闲思维强大的情势下，前者是如何突破重重的社会、家庭、伦理障碍而走出闺阁的？缠足是否与她们的行动有碍？如果女性旅行者的丈夫陪伴她上路，则他的角色又是什么？这一研究因此也回顾了中国女性的缠足和幽闭传统，检视了某些非闲适性的旅行情形：家庭团聚，护送亡夫灵柩返乡埋葬等，同时也探讨了为何精英闺秀式旅行会得到与她们同阶级精英士人的赞许甚至赞助。

要诠释素姐的叛逆行为，本章亦代入了一个女性主义／现代主义的视角，即所有被《醒》书作者批判为“河东狮吼”的行为，细细分解来，十之七八都是因为素姐不能获得人身自由而与家人起生龃龉所致。本章援引先秦及汉代的“阴阳”理论来阐述“男尊女卑”观念的起源，说明传统社会对女性角色的心理预期，以及素姐决意以其强势突破女性柔顺幽闭角色的合理性。素姐争取旅行权最成功的一次，就是这趟泰山之旅，这是她平生最重要的一次旅行。而她能够达成此行，乃是拜一个流行的民间宗教组织泰山香社之赐。泰山香社的会首往往由具有佛道背景的、为人活络的三姑六婆式人物担当，她们提前预定头口，安排饮食住店，所取方针政策极为灵活，比如：会友若自行安排骡马，则会费的一部分可得返还。会首与泰山客栈店家的私人交情，可致双方受益。一方面，会首年复一年地给后者带去生意，另一方面，店家也以颇具人情味的方式招待投宿香客，并以物质报偿来回馈会首，这有类于现代旅游业给导游的提成。

从泰山香社出发，我们对晚帝国时期两种不同的香社经济的发展模式进行了比较。香社兼有宗教、旅行、贸易、休闲、赋税和“社会逃离”等功能。观察香社经济在近现代社会的兴衰可以得知，多数香社经济走向衰败，是因为它们在前现代社会所行使的功能，在近现代社会已被分工后的专门领域所取代。只有少数名山仍保持了强势神祇的影响力，故其香社经济仍盛。本章亦关注了非香社形式的旅行情况，如交通工具的使用、水旱路各自的优缺点、大运河内河航行的杂弊等，特别留意明代官员乘船旅行给地方带来的迎送应役问题。

近年来西方学界在物质文化史（History of Material Culture）方面的研究风向，已经与布罗代尔领年鉴派风骚的时期有所不同了。布氏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经济史，如他考量小麦与杂粮之间的关系，随手就拿出十三世纪英国的市价曲线图做例，又将巴黎市场提供的小麦和燕麦价格做成图表，如此一来，行文中叠加着大量的经济数据，看去更像经济专著而不是史学论文。

年轻一代的物质史学家则不然，他们更倾向于从文化的视角而非经济的观点来看待过去发生的物质生活。这一代史学家往往喜欢取譬英国小说家哈特利所说的一句话：“过去即异邦。”时间的距离感构建了一种异文化，因此，他们可以将时间之远隔与人类学家所研究对象的空间之远隔进行类比。从这层意义上说，此类历史学家所进行的工作，实则为历史人类学家的工作。在《历史人类学》一文中，安德烈·比尔吉埃尔谈到：“我们可以将历史人类学叫做一门研究各种习惯的历史学，这些习惯包括：生理习惯、行为习惯、饮食习惯、感情习惯和心态习惯。” 他一方面重视与强调日常生活史与实证史之间的紧张关系，同时也提出，对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并不等同于历史人类学。

另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类学家彼得·伯克则将新兴的“新文化史”（或“社会文化史”）大致分为七个类型：

1．物质文化史，亦即饮食、服装、居所、家具及其他消费品如书的历史。

2．身体史，它与性态史、性别史相联系。

3．表象史，即对自我、民族及他人等的形象、想象及感知的历史或如法国人所称的“表象社会史”（l’histoire de l’imaginaire social），它正逐渐取代“集体心态史”（l’histoire des mentalités collectives）。

4．表象或表象物的社会史。

5．想象的共同体和关于政治事件的记忆。

6．将我们带向了语言社会史的话语模式。

7．行为社会史。

物质史研究的新流行方向，已经倾向于减低强调其研究的物质对象的经济重要性。即使强调经济重要性，历史学家也会倾向于强调物质的消费层面，而非生产层面，“这就使它（经济史研究）很难与社会和文化史研究区分开来”。 ^[1] 如此分析起来，本书的第一章“服饰篇”，第二章“奢侈品经济与金融制度”和第三章“饮食篇”更接近物质文化史的范畴，但第一章中的“复古华夏衣冠”部分包含有民族形象的表象史内容，第二章中天启折十钱受抵制的部分则包含有关政治事件的记忆。第四章“旅行篇”在大范畴上接近行为社会史，而对素姐的性别与缠足的分析则包含有身体史和性别史的内容。由于本书是从文学作品中出发的有关物质生活史的研究，它不可避免地会触及社会文化史的外延。

[1] Peter Burke，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 ，University Park：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1，p．1． JvXW992XOsaIPqSKyAXwpWZ5znHEnr8JpCBl4HqukDGH/j8GW2Or/K4HAF7GLm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