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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源与唐氏偷情，被唐氏丈夫小鸦捉奸在床，双双被杀。晁家面临绝嗣，族人虎视眈眈，并开始打砸抢，幸而晁思孝临死前收房的丫头春莺有了身孕，晁夫人从此看春莺为万两黄金般，天天祝赞她早生儿子。已经出家为僧的梁生感于晁夫人一向以来对他的照拂，发下誓言，要投生为晁夫人的儿子，报答她，为她养老送终——当然也只是名义上的儿子，因为他是借春莺的肚子出生的。梁生涅槃之日，就是这男婴出世之时，他被命名为晁梁，乳名“小和尚”。他的生母因为替晁家生下儿子，立了大功，又因为拒绝改嫁的贤德表现，得到主母晁夫人的物质嘉奖。在儿子三岁时，春莺为晁思孝所守的孝服将满，“晁夫人一来也为他生了儿子，二则又为他脱服，到正三月天气，与春莺做了一套石青绉纱衫，一套枝红拱纱衫，一套水红湖罗衫，一套玄色冰纱衫，穿了一条珠箍，打了一双金珠珠排，一副小金七凤，许多小金折枝花，四个金戒指，一副四两重的银镯。也与小和尚做的一领栗子色偏衫，缨纱瓢帽，红段子僧鞋，黄绢小褂子”。（36.278）
春莺的衣服不必说了，是主母的奖赏和笼络，她从此带着这绫罗和黄金的枷，在晁家守寡到终老。四样脱服衫无论颜色质地都是上品，其中的拱纱冰纱亦见于有关明内廷的衣物资料文献——杨亿的《明内廷规制考》，可见确是珍品。珠箍是装饰了珠玉的额帕头箍，前所介绍的“貂覆额”即可以说是其中的一种，因为镶嵌珠玉之故，自然比纯素的布匹或兽皮额帕要贵重很多。到崇祯时，以窄头箍为时尚。
晁梁的那套儿童装倒是值得一提。偏衫乃为一种中国本土创制的和尚律衣，不同于原传自印度割截的袈裟或不割截的僧祗支，至今日本奈良的唐招提寺、西大寺的僧人还在穿用。
关于偏衫的起源，今日尚有争议，一般认为是起于魏代的。瓢帽是八种僧帽中的一种，明黄一正《事物绀珠》载：“毗罗帽、宝公帽、僧迦帽、山子帽、班吒帽、瓢帽、六和巾、顶包，八者释冠。”
古时，得子不易的父母常将男童寄于名僧道门下，以僧服、道服为吉服。装扮起来，活脱脱的是小和尚小道士模样，的确玲珑可爱。《金瓶梅》里的西门庆，为独子官哥儿寄法名为“吴应元”，并请得一套小道士服，合家妻妾为这孩子穿起小道士服的一刻，即使是绝不会赞同多妻制的今人，也会感到家庭温暖扑面而来。妾氏孟玉楼被那小道士服的精致针线所吸引，向正室吴月娘道：“大姐姐，你看道士家也恁精细，这小履鞋，白绫底儿，都是倒扣针儿方胜儿，锁的这云儿又且是好。我说他敢有老婆！不然，怎的扣捺的恁好针脚儿？”
英国学者白馥兰（Francesca Bray）借生物学名词“繁殖”（reproduction）来说明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嫡妻不见得一定要亲自生育子女，而能为诸子之母的情形。因为嫡妻的身份，她必须为丈夫父系家族的香火绵延而承担责任，她之于丈夫与其他女人所生的子女，可以是一位“社会性母亲”或“礼仪性母亲”而不见得一定要是“生物学母亲”；作为嫡母，她对他的孩子们，要一碗水端平地对待，无论他们是否为她所出。如果她不幸无所出，并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她应过继他房之子，或鼓励丈夫纳妾，“借身份低微的女人生子，丝毫无损于她作为嫡妻或嫡母的地位”。 [1]
春莺拒绝她父母的改嫁提议，选择在晁家以寡妇身份守到老，这无论是出于对她从十二岁起就开始服侍的主母晁夫人的留恋，还是对襁褓中儿子的不舍，或者出于实际经济上的考量，都是个很不寻常的做法。即使考虑到明清时期盛行的寡妇贞洁崇拜， [2] 但像春莺这样的实际案例仍然不多，因为她太年轻了，才只有十七岁。
由沈春莺守节的故事，不由牵出她当年被卖到晁家的因由。春莺的父亲沈裁缝，如一切爱占小便宜的裁缝一样，在下剪时是一定要剪切一点主顾的衣料谋为私用的。可惜这次，他不幸把剪刀动到太岁头上。县太爷要做一套大红劈丝圆领，从南京特将花了十七两纹银买来的上好猩红尺头，因为不放心，亲眼看着裁缝下剪。沈裁缝当着太爷的面，剪刀似二月春风，太爷走了，他剪刀就还是剪刀。“但这红纻丝只是宜做女鞋，但那女鞋极小也得三寸，连脱缝便得三寸五分。”（36.275）沈裁缝光想着从这身衣服里榨取出一双三寸莲鞋来当外快，却忘了他的屁股与太爷的板子距离可以多么近。这偷工减料的工程一交上去，太爷一试身就挣裂了。太爷本欲发怒，经太太劝说后，将这衣服原封不动发给沈裁缝，责成他赔偿原价。沈裁缝命不该绝，刚好他认识一位身材侏儒的官人——如武二之兄武大般的身量——遂将衣服改小一号，敬奉上去，得银二十两。可是带着这笔银子去临清买红劈丝的时候，在浮桥上着了道，被偷儿盗了去。二十两纹银非同小数，裁缝家倾家荡产也是赔不起的。幸而他又心生一计。一位熟主顾家，做官的主人去世，两位娇生惯养的公子丁忧。丁忧的儿子原该披麻戴孝的，一切有颜色的貂鼠帽套此刻都戴不得。为父服丧称“斩衰”，是五服中最重的一服，孝子应穿戴最简陋的“斩衰裳”，用最粗的每幅三升或三升半的生麻布制成不缝边的衣服，表示哀痛到不能顾及修饰。头上和腰上要分别缠以雌麻纤维织成的粗麻布带子，头上则应戴以粗麻布制作、以麻绳为缨的丧冠。
由于天气寒冷，两位公子脑后冷风嗖嗖的，甚为苦恼。沈裁缝看在眼里，用四钱银子弄了一张天鹅绒，唤毛毛匠来做了两顶白色的天鹅绒帽，奉送给二位公子，得银十两，仍欠七两，最后只有落得卖女儿赔偿价银完官。（36.275—278）
春莺新被卖到晁家时，年十二岁，晁家给她典型的小丫头打扮：“红绢夹袄，绿绢裙子，家常的绿布小棉袄，青布棉裤，绰蓝布棉背心子，青布棉䩺鞋，青绸子脑搭，打扮的好不干净。”（36.278）丫头的服装颜色和质地尚朴尚简，固然有经济元素，也确因明代对仆婢着装有具体要求：“凡婢使，高顶髻，绢布狭领长袄，长裙。小婢使，双髻，长袖短衣，长裙。”
注意此处同样是庶人冬日所穿的䩺鞋，小丫头春莺穿的只是一般棉鞋而已，内里没有皮子，与前文所及珍哥的高级䩺鞋不同。
狄希陈在京娶寄姐为妾，婚前事先买好了一个丫头小珍珠服侍她。小珍珠是晁家故事里晁源之妾珍哥的转世。在父亲狄员外去世后，狄希陈又将庶母调羹和庶母所生的小兄弟接到京中，与童奶奶等一起过活。寄姐的悍妒本不让素姐，丫头小珍珠生得清秀，狄希陈对她也有怜爱疼惜之心，加上前世宿孽，寄姐终日以折磨小珍珠为快。
北地苦寒，十月将尽，一般人家就要换上棉衣，然而腊月严冬已至，寄姐仍然不许小珍珠穿棉，“惟独小珍珠一人连夹袄也没有一领，两个半新不旧的布衫，一条将破未破的单裤”。狄希陈看了不忍，转叫童奶奶劝劝寄姐，给小珍珠做件棉衣服。谁知寄姐发作起来，咆哮道：“一家子说，只多我穿着个袄，我要把我这袄脱了，就百没话说的了！”于是她以退为攻，“走进房去，把自家一件鹦哥绿潞绸棉袄，一件油绿绫机背心，一条紫绫绵裤，都一齐脱将下来，提溜到狄希陈跟前，说道：‘这是我的，脱下来了，你给他穿去’”！（79.607）这反把狄希陈给吓住了。
狄希陈只有另外想办法。他给了小珍珠的母亲戴氏二两银子，小珍珠之父韩芦拿着银子“走到估衣铺内，用四钱八分银买了一件明青布夹袄，三钱二分银买了一条绰蓝布夹裤，四钱八分银称了三斤棉花，四钱五分银买了一匹油绿梭布，四钱八分银买了一匹平机白布，做了一件主腰，一件背搭，夹袄夹裤重新拆洗，絮了棉套，制做停当，使包袱包着，戴氏自己挟了，来到狄希陈下处，叫小珍珠从头穿着”。（79.609）
主腰（见图 13）是一种贴身穿的裹肚，正好将腰围住，以避风寒刺腰，一般在左右肋处开襟并加扣襻。由腰身、背搭、搭帘三部分组成。腰身为长方形，正中与背搭相连，三者形成一个整体，穿在身上既可保暖腰身，又不影响手臂活动。
图 13主腰背心（素描）
小珍珠本人的身价是十二两银子——倍昂于山东农村的丫头行市，一来因为北京天子脚下，百物腾贵，二来小珍珠相貌出众，不同于一般粗使的丫头。一个小珍珠这样的使女，其冬装的成本作价就要二两多银子，尚不算人工，还是旧衣所改制，相当于她身价银子的五分之一还多，因此主人家为她订制一身棉衣，也确实当件郑重之事。这段时间狄希陈在京待选，开了一家小当铺做营运，一家子生计都在上面。全家这么多人口，丫头却只有小珍珠一人，一应做饭、杂事，童奶奶、调羹都亲自动手。这是狄希陈这般城市富裕家庭的景况。但比起韩家来，这已是天壤之别了。
小珍珠的父亲是兵马司的皂隶，母亲戴氏是个女篦头的，“专一替大老爷家太太奶奶篦头修脚，搂腰收生”。（80.615）——搂腰是指产妇生产时、由有力气的已婚妇女搂腰抱肚，这种妇女实际相当于产婆的助手。这样的一个城市底层家庭，生活在首善之区，平素辛苦劳作，不过糊口而已；兵马司的皂隶不算没有稳定的收入，戴氏身兼三种服务性职业，然而生活中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他们就要到卖儿卖女的地步。其实就算不卖女儿，一身普通冬装的银子他们也是凑不出的。出卖儿女，让他们至少过个暖和冬天，竟成为穷人家自然的选择。戴氏向寄姐求情时，软中带硬，又可怜又可悲地说：
因为家里穷，怕冻饿着孩子，一来娘老子使银子，二来叫孩子图饱暖。要是这数九的天还穿着单布衫子、破单裤，叫他在家受罢，又投托大人家待怎么？孩子做下甚么不是，管教是管教，要冻出孩子病来，我已是割吊了的肉，奶奶，你不疼自家的钱么？……我破着这个丫头，叫他活也在你，叫他死也在你，你只叫他有口气儿，我百没话说。要是折堕杀了，察院没开着门么！朝里没悬着鼓么！我自然也有话讲。（79.608—609）
戴氏已经将对孩子的期望值放到了“活着”这个底线。而到后来，小珍珠的命运连这个底线都没有达到，在寄姐的折磨下，小珍珠上吊而死。狄家赔了其父母约三十两银子，由于恶邻挑唆讹诈，又被恶邻勒索去四十两银，因为拿银钱按捺不下这事，狄希陈反上察院告了一状，官司最后打赢，察院将恶邻与事主家的银子都追了回来。一位参与官司的公差，起先不知道狄家已经赔过银子，他的评议最代表那时人们惯常的态度：“丫头死了没合他（事主家人）说，这是咱家的不是。他既来到，给他点子甚么，伍住他的嘴也罢了。穷人意思，孩子死了，又没得点东西，旁里再有人挑挑，说甚么他不告状？”（81.624）意思是说只要拿点钱堵住事主的嘴就罢了。那么，家里死了丫头，赔钱的市价大约多少呢？书中没有明说，但作者借公差的口道出，即使真到打官司的份上，“断个‘埋葬’，也不过十两三钱”。（81.625）所以公差替付了过高价格的狄家打抱不平道：“这事气杀人！”——可见这个私了的市价当比十两三钱还要低。一个以十二两银可以买下的侍女，非正常死亡的情况下只要对家属赔偿不到十两银就可以私了，这就是明朝中晚期、社会底层普通女性生命的卖价！
孟子给仁政的定义是百姓“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这个论点多次被黄仁宇批评为“低水准平等思想”，或“呼吁全国维持最低水准，人人才能温饱”的平均主义源头。
从《醒世姻缘传》的小珍珠一例来看，实际上，并不是孟子取值太低，而是黄仁宇取值太高。我们现在看到了，在明朝非战乱的和平年景里，小珍珠一家的境遇正可以说明城市底层人家的生活水准和人命价码。
[1] Francesca Bray， Technology and gender： fabrics of pow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Calif．；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p．359．
[2] 明清期间，在朝廷的表彰鼓励下，反对寡妇再嫁、鼓励守贞已成为国家的一个道德项目，它得到来自法律和社会两个层面的支持。明律规定，户主为守节寡妇的家庭可以免于劳役；明代特意将寡妇从其他孝子贤孙的类别中甄出，给予特殊的旌表。至清代，我们甚至可以说，对寡妇守贞的关注已经成为一种祭仪崇拜（chastity cult）。清代统治者不厌其烦地规范了一系列繁琐规章，用以在普通百姓中发现、遴选、确认合格的守贞寡妇。几乎每个县都有为旌表节妇而立起的牌坊。参见Susan Mann，“Widows in the Kinship，Class，and Community Structures of Qing Dynasty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46，1（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