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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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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第一部蒙学读本《千字文》，被世人称为蒙学之首、最成功的蒙学经典、原创文学作品经典和传承中华传统优秀文化风骨的典范。
首先从蒙学经典看，我国自公元500年前，官宦和富裕人家小孩启蒙常用的教材是《仓颉篇》、《史籀篇》、《凡将篇》、《博学篇》、《爰历篇》、《急就篇》、《开蒙要训》（约1 400字，宋以后佚亡，公元1899年在敦煌发现）等，但仅《急就篇》得以完整流传；清代顾炎武考证：“汉魏之后童子皆读《急就篇》。”因《急就篇》的内容主要是汉朝社会和生活风俗的常识（参阅本书附录四），随着社会发展进步，逐步被《尚书》、《左传》、《论语》等教材替代（参阅《三国志·魏书》卷二八）；至唐宋又逐渐演变成《四书》（《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五经》（《诗》、《书》、《礼》、《易》、《春秋》）等，这些书对六至十几岁的学子确实程度较深，学习困难也较大，而且一般乡村和贫困人家买不起这类刻版书；自南北朝时期周兴嗣奉皇命编撰了《千字文》，此后从隋唐至晚清甚至民国早期的部分地区，普通村塾等启蒙教育陆续使用的教材主要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等，通常被戏称为“三、百、千、千”；三者之中《百家姓》的文史品位最低，《三字经》又相对浅显，唯《千字文》沿用近一千五百年，是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问世最早、流传最久、影响最大的蒙学经典教材；成书时间方面，它比唐朝李翰编著的《蒙求》早240余年（《蒙求》2 484字，流传千年，至清初基本失传），比北宋前成书的《百家姓》早600多年，比著名的南宋《三字经》早800年左右，比清朝的《弟子规》（康熙年间秀才李毓秀著）早约1 200年。古时《千字文》被简称为“千文”，是蒙学经典教材中唯一既有确切的成书时间又有真实作者的书。《梁史》记载：“上以王羲之书千字，使兴嗣韵为文。奏之，称善，加赐金帛。”唐宋期间《尚书故实》、《刘公嘉话录》和《太平广记》等书也都有类似记载。至于《千家诗》，非原创类作品，不予比评。
其次《千字文》又被称为原创文学作品经典和承袭中华传统优秀文化风骨的典范，缘由有六点：一是周兴嗣在限定的一千个字之内创作。二是沿用《诗经》韵律。三是时间跨度涵盖中华文明史发展的全过程。四是功用远超普通文化课本的识字范畴；它立意恢弘，用辞华丽，既有人文性、文学性，又兼工具性，实质是一部小百科全书，1 500年来光芒不减。五是内容既重点突出了儒、道、佛的核心思想，弘扬孝悌、仁爱、诚信、礼仪；还有引领学子面向世界的开明内涵，永恒之义、江山之远和国家之本跃然文中。六是伦常自然、培养学子情趣和分析事物的逻辑思维能力、传授安身立命之道和教学之法。
有关周兴嗣编撰《千字文》的由来，《旧唐书·经籍志》云：“《千字文》一卷，萧子文撰；又一卷，周兴嗣撰。”清代顾炎武《日知录》言：“《千字文》元有二本。”其余如《尚书故事》等史籍记载皆不尽一致，前因与先导亦不尽相同，但梁武帝诏令限用王羲之的一千个字“限制编纂”和周兴嗣熬夜编辑成文的过程大致雷同。例如，史书记述《千字文》是南朝梁武帝萧衍时代（502—549）编成的，其编者周兴嗣在梁朝先后被委任“散骑侍郎、给事中”（编撰国史、给皇室撰写文稿的官衔），成书时间在公元521年周兴嗣去世之前。清人评《千字文》：“局于有限之字而能条理贯穿毫无舛错，如舞霓裳于寸木，抽长绪于乱丝。”尽管有争议，《辞海》已定论《千字文》由周兴嗣编撰，本书从之。
假如把《千字文》尊崇为华夏传统优秀文化中的一朵奇葩，似乎并不为过，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
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分裂且南北对峙的时代，其间公元502年至557年的梁朝是南朝的第三个朝代，它由南齐宗室萧衍灭齐朝称帝，定都于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国号梁是根据萧衍领地在古梁郡而定，且因皇室姓萧，故别称萧梁。它历时三代四帝；其中梁武帝萧衍自公元502年至549年在位，享年86岁。萧衍自幼聪慧，有少年才子盛名，成人后更是博学多才，善谋略，长音乐诗赋，擅书法，史书称他“六艺备闲”。登基帝位后，治国理政创新务实；人事方面，他为防止和消化皇室内部矛盾，通过士庶并用等措施调整官品官衔；经济领域，一是在治国方略层面重视农业发展，大兴水利建设；二是减轻劳役和减免赋税，因而萧衍时期是南朝历史上社会最稳定、经济最繁荣的时代，且梁朝前期国力强盛到超过北魏；在教育领域，他借鉴历朝重视教育的经验，通过立国学、招五馆生及修孔庙，亲自为学生授课，而且编写了二百余卷著作（《孝经义》等）等措施，大力发展教育，积极倡导学术创新；意识形态方面，萧衍对文化极其重视，导致举国上下文化氛围十分浓厚，上至皇廷和王公宗室，下至士族平民，皆以儒雅为荣。故萧梁一朝五十五年掌权期内，涌现了许多有突出成就的文人骚客，如江淹、谢朏、到溉、到洽、丘迟、吴均等，特别是梁武帝长子萧统的《昭明文选》和刘勰的《文心雕龙》这两部巨著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有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钟嵘《诗品》，还有谢赫《古画品录》等；萧衍另外两个儿子——简文帝萧纲和元帝萧绎文采也非常好，这也可能得益于他们自幼学习《千字文》。可惜性格宽容仁厚、喜好文学、博览群书的昭明太子萧统（501—531）英年早逝。但武帝晚年对子孙过于宽纵，结果在“侯景之乱”时，其子孙大部分都表现不孝，他许多当时拥有兵权的子孙都坐视不出兵相救，结果武帝以帝皇之尊，竟因受困而活活饿死，成为历史上的讽刺性事件。
从总体看，南北朝时期在政治上都以昏君乱世为主，即使梁武帝也因晚年沉迷于佛教、轻视强兵和疏于对官僚贪腐奢靡之风的治理及过分强调个人崇拜等因素而死于非命，梁朝随即衰败。北宋司马光为警示后人，在《资治通鉴》中以当时任尚书左丞的贺琛对朝廷四点建议（具体内容见《梁书》第三十八卷）为例，对萧衍晚年在治国理政方面的过错予以近乎严厉的批评和中肯的评价。但梁朝在人文艺术方面却经历了空前的大发展和大繁荣，萧衍将梁朝文化发展到极致。李延寿（《南史》作者）认为：“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这句话是对当时社会和文化状况的真实写照。历代文史学家亦一致公认：就文学发展和繁荣的盛况及成就而言，在中国历史上只有盛唐和北宋可与萧梁一朝相比肩。笔者认为，这一方面归功于梁以前几千年中华文化的深厚历史底蕴和魏晋时期打下的良好基础，如最具代表性的有晋朝王羲之的书法、顾恺之的绘画和陆机的《文赋》等；另一方面当时社会混乱，在思想文化方面尚未形成占主导地位的学派和思潮，萧衍这个少年才子出身的皇帝喜好书法，更偏爱已故一百多年晋人王羲之的字，在当时学术求变创新的热潮感召下，他顺应历史潮流，为充分发挥广大学子的创造性造就了一定的客观环境和条件，使梁朝的文化艺术得以欣欣向荣。梁武帝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根据西汉大思想家贾谊关于“治国之道，最重要的是加强对太子与诸王子的教育”的经验，把培养好皇室后代作为非常重要的事，并下决心改革当时流行的《急就篇（章）》、《苍颉篇》（“秦三苍”）等启蒙读物。据《尚书故实》、《广川书跋》等记载，梁武帝诏令殷铁石（文学侍从）从王羲之散落天下的书迹中拓出了一千个不同的字，要求官员临写并派人逐字教授皇室子孙，但因其零散无章，不便记忆，收效甚微。梁武帝又思考如何将这一千个各不相同的字，编成一本便于幼童朗读和记忆的教材；他对奇才周兴嗣说：“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千字文》就是孕育和诞生于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参阅本书附录四）。
《梁书·列传四十三》说周兴嗣是“陈郡项人，汉太子太傅堪后也”，生卒年为公元470—521年，字思纂，出生地（今当涂县）刚好位于梁国境内，祖籍今河南省沈丘县（陈郡项），其祖于西晋时搬迁到今安徽省当涂县（江南姑孰）；周兴嗣自十三岁到南齐都城建康（今南京）游学十几年，记忆力很强，后被在吴兴（今浙江省湖州市）任太守的侍中谢朏向朝廷极力推荐，在选荐秀才出任公职时，周兴嗣被举荐为桂阳（今湖南省桂阳县）郡丞（郡守的副职）；公元502年，萧衍代齐建梁，周兴嗣上奏《休平赋》，其文采受到萧衍赏识，因为梁武帝本人酷爱文学，故对周兴嗣特别器重，任命他为“安成王国”侍郎；公元510年后改任新安郡丞、员外散骑侍郎（武职官名，古时有将武职官衔赐给文臣的惯例，而且梁朝官职有常额和员外之分，“员外”是在常额官员之外加编之意；“散骑”是皇帝身边“骑而散从”的官员，并无常职；“侍郎”即是侍从的“郎”，自汉朝开始，具备做官的基本资格称“郎”，“侍郎”一类的官员主要负责规谏皇帝，后代的“侍郎”发展成为相当于现代副部长级官员。周兴嗣“员外散骑侍郎”属于文学侍从）、给事中等职，主要为皇室撰写文稿。公元513年，周兴嗣因病使左眼致盲，终生未能当大官，所撰书除传承最广、最悠久的《千字文》外，还有专著百余卷，文集十卷流传。《尚书故实》还记载：周兴嗣这位非凡的才子为了能完成武帝交办的任务，呕心沥血，伏案挑灯，一夜完成任务时须发皆白。现无法考证“一夜”的记载是否有夸张成分，但其创作难度可信：一是在限定的一千字内且不能重复用字创作；二是要对仗押韵；三是内容要丰富，适合孩童诵读。他这种奇特的忘我敬业精神，足以让吾辈心悦诚服且应发扬光大。
周兴嗣远高于梁武帝的要求，利用一千个无序的拓片单字，按当时盛行的骈文风格，一气呵成编撰成二百五十个隔句押韵的四字短句《千字文》。全文以儒学伦理为纲，穿插百科知识，涵盖天文、地理、经济、政治、文化、历史、社会、伦理等，相当于当时的中华文化“小百科全书”和华夏文明“小史”，在让小孩从中了解中华文化的大概及其发展渊源的同时，还可轻松自然地学到多方面的知识；因其有按传统四言诗韵律要求而对仗押韵的特点，不仅便于孩童背诵记忆，也能让成年人得到美的享受；后世称颂周兴嗣和《千字文》为“天下奇人、奇才、奇文”；据传，萧衍还曾诏令仍以拓取的王羲之书体在宫殿外铸鼎铭，并将“千字文”命名为《次韵王羲之书千字铭》，要求文武百官上朝前先诵读一遍后再见驾。《千字文》流传民间后逐步成了中国教育史上最早的启蒙教材，历朝历代都有它不同的书体、不同的书写风格、不同的注释本和不同的翻印本，现陕西省西安碑林博物馆保存的北宋大观三年（1109）石刻《智永真草千字文》被公认为最权威的版本（此碑刻了智永的跋，简称关中版）；唐宋以后直至清末乃至民国早期的一千多年间，它和最基础的“三、百、千”启蒙读本共同哺育着中华儿童茁壮成长；俗传“学童三五排列坐，天地玄黄喊一年”的童歌，正是对一千多年启蒙教育中《千字文》发挥主导作用的生动写照。胡适先生说他五岁开始读《千字文》，当了十年教授，头几句的内容还未能全部理解，可见周兴嗣撰文的严谨和高深程度。
在中华七千余年文明史中，仅一千字的蒙学教材对后世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恐怕在评价周兴嗣这种博学水平和编辑能力时，很难不说“奇特”二字。
前文对《千字文》的文学历史地位从六方面作了概述，从书法艺术角度看，有观点认为中国十大国粹中书法居首。历代书法大师，如隋朝的王羲之第七代孙智永，唐朝书法大师欧阳询、颜真卿、怀素、褚遂良、孙过庭和李阳冰等，宋朝的宋徽宗、宋高宗、米芾和黄庭坚等，元朝的赵孟頫、鲜于枢等，明朝的祝允明等许多先圣及现代于右任和启功等今贤，都留下了《千字文》长篇书法杰作；其中智永和尚首次将王羲之一千多个零散字帖临写并一挥而就创作成《千字文》真草书法名篇杰作。相传智永在由梁武帝赐名的浙江绍兴永欣寺为僧时，曾用三十余年苦心研写《真草千字文》；其传世的《真草千字文》有墨迹本和石刻本两种，册装纸本墨迹已流入日本，石刻本即现存陕西西安碑林的薛嗣昌刻碑。这也是《千字文》文化和书法艺术奇特故事的历史见证。长期以来，人们对智永《真草千字文》这件传世绝作倍加推崇，有评云：“真则圆劲古雅，草则丰美匀适”，“笔势飘动隽逸，结构雄放瑰丽”，“气韵飞动，优入神品，为天下法书第一”；清何绍基在《东洲草堂金石跋》中评：“智永《千文》，笔笔从空中落，从空中住，虽‘屋漏痕’犹不足喻之。”智永《千字文》在宋代被当作标准版刻石成碑而世代传承，为推动和弘扬中华书法艺术和保存这部经典做出了杰出贡献。上世纪在敦煌考古发掘中，发现《千字文》从七世纪中叶至十世纪中叶期间的三十余种手抄本，由此证实唐朝民间已广泛利用《千字文》作为启蒙教育和练习汉字书法的教材。
在世界教育史上，仅千字的蒙学教材且以书法作为载体并世代承袭一千五百多年，除《千字文》外无比肩者，奇特否？！（参阅本书附录二）。
《千字文》500多年前就传遍全球。1583年朝鲜宣祖诏令韩濩（han ho，1544—1605）将以朝语释义和注音的《石峰千字文》（韩石峰，1543—1605，李氏朝鲜时期的著名书法家，著有《韩石峰书千字文》）刻成木版印刷出版，并列为当时皇室后代必读的教材；另外，朝鲜王朝时代的铜质货币“常平通宝”的背面，还铸录《千字文》里从“天”到“水”的44个汉字。《千字文》于1831年被译成英文；日本不仅有很多以《千字文》为名的书法作品，也有多种版本的《千字文》教科书，例如：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便有卷菱湖、市河米庵和贯名菘翁等众多日本贵族著名书法家创作了很高水平的《千字文》书法作品，明治时期（1868—1912）也有日下部鸣鹤和小野鹅堂等名家创作了同题书法作品；19世纪中期，相继出版了法文、拉丁文和意大利文的《千字文》。这些出版物和书法作品为传播与交流中华传统经典文化，发挥了相当的推动与促进作用（参阅本书附录二）。试想，有何种启蒙读物既有如此悠久的历史还能在全世界流传如此广泛？坚信《千字文》在全球的影响将会更深远、更奇特！
《千字文》被世代公认为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中的蒙学经典，它和现存的诸多华夏“经典”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之“根”，我们有责任和义务让后辈对此有一定的了解。通常，人们把在清晚期以前主要从哲学、科学的角度揭示人生、社会、宇宙的本质和意义，世代传承、具有鲜明特色和稳定文化结构、以中华民族为创造主体形成和兴起并影响整个社会历史的古典文化体系，称为“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其特点和优势在于它采用的方法既是充分说理又可实证；学术界公认它包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三方面的内涵。读者了解这些内涵背景知识，有助于从总体上加深对《千字文》内容的理解和提升文学方面的欣赏能力。
首先，关于“中华”，《晋书·刘乔传》记载：“今边陲无备豫之储，中华有杼轴之困。”至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说“若使（亮）游步中华，骋其龙光”，必不出曹操诸谋士之下。“中华”是由中国与华夏复合而成。《诗经》说“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四夷交侵，中国微矣”。早在上古时，建国于黄河流域的华夏族（古汉族自称），认定自己身处天下的中心，故称中国，据此中华即中国，并将周边地域称为四方或四夷。黄河中下游这一文明地域就是先秦时期的“中国”。秦汉以后，虽然“中国”的内涵有拓展（其标志是以汉族为主体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政权），但就地域范围而言，“中国”仍指定都于中原的王朝，这种状况延至隋唐以后。将其统治所及区域统称“中国”则始于元代，此后由明清沿袭。1952年在湖南省长沙市伍家岭出土了“西汉鎏金”铜镜（现藏国家博物馆），镜面五十二个铭文中有“中国大宁”四字，结合上下文其意为“祈盼中国和平与安宁”；说明当时的华夏子孙就有正统“中国”的文化传承。至近代，族群观念和整体意识更趋自觉与恒定，“中华民族”因此成为56个民族的共同名称。
其次，所谓“传统”，一般指世代薪火相传的风俗习惯、文化艺术和道德观念等；社会学则指具有显著自身特征且能逐代传承的社会历史因素。
最后，关于“优秀传统文化”。文化泛指人类社会的精神现象，后逐渐引申到包括人的品德和能力的培养，其中“化”是“教化”之意。南齐王融《曲水诗序》：“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汉刘向《说苑》：“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此处“文化”意为“教化”。文化的演变和发展过程表明，它处于产生、淘汰和再产生的循环提升变化中；所以只有那些得以保存、积淀、延续下来，具有重要价值、具备生命活力并成为后世文化主要组成部分的文化方可称之为优秀传统文化；它在承载华夏悠久文明历史进程中，培育了中华民族精神、民族品格和民族价值观。
有着顽强生命力、高度民族认同性和极大凝聚力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华夏文明历史的结晶。《千字文》与其他经典都既有历史的传承，也可彰显时代特质和具有世袭相传的价值理念与道德准则。例如，在西周幽、厉时期的大动荡和频繁惨烈的战国兼并战争等背景下，产生了老子、孔子等诸多著名思想家和《诗经》、《楚辞》等著作及先秦诸子的散文，这些都是我国古代文学的宝贵财富。那时期在医学、天文学等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世界领先的成就，是民族的骄傲。但自先秦到统一六国的两百多年中，以秦始皇“焚书坑儒”为典型，对儒学传承产生过巨大的负面影响。西汉武帝加冕时，历经“文景之治”，社会和经济都有长足的进步和发展，政治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董仲舒等人倡导儒学“春秋大一统”、“君臣伦理”、“仁义”等思想理念，适应了当时汉王朝所面临的客观形势和任务，使儒家思想取代了道家的统治地位；其间虽有数次变化，但最终使历史上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正统与主导地位得到巩固和发展，使得“儒表法里”的“大一统”专制思想作为成熟的政治制度和主流意识形态而定型；不仅官吏主要出自儒生，而且儒家思想逐步发展成为此后两千年间治国安邦的正统思想。汉武帝时代完成了封建专制政治构架的基础工程，导致“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成为一个社会稳固、安定的势力，即所谓刚柔相济，内圣外王；正因为有了一套完备的仕进制度，使人治社会的政治理想在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形成，并最终成为整个宗法制国家的基础。史学家认为，虽然汉武帝的做法既不利于学术文化的发展，也使得“人治政治”成为两千年不变之定式；特别是连年战乱，造成民众处于水深火热、社会极度动荡的恶果，其间利弊得失，自是一言难尽。但就当时而言，这样做却有益于国家的统一和专制制度的加强。这些内容在《千字文》中基本都有所反映。
唐宋以后，以二程兄弟和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强化了“三纲五常”，成为封建社会上层建筑领域实行政治和文化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程朱理学是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到一定阻碍作用的根源。在元明清时期的几百年中，程朱理学曾被登峰造极地扭曲，使之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强有力的精神支柱。1919年“五四运动”的实质是反对封建文化的新文化运动，它当时有两个诉求：一是要求自由、理性、民主、法治的实现与兴起，另一方面则是全盘性反传统思潮的泛滥。至今，仍有人斥儒学、佛教、道教为封建糟粕，他们认为中国近代遭受外侵的屈辱史的根源在儒家文化，以为唯“自然科学”才能强国和救国。
这些发生在《千字文》面世前后的传统文化，应该要有鉴别地分析和有扬弃地继承弘扬。周兴嗣编撰《千字文》时受体裁和字数的限制，总体上虽将公元520年前已知的中华传统经典文化的内容基本都涵盖了，但多有省减；另外，近现代考古发掘的新史料中，有的物证补充完善了原史实，有的纠正了原史料记载的谬误。为能使读者掌握基本文史常识和能概略了解包括唐宋以后的传统文化经典的演变、发展情况及史学家的述评，进而感受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博大精深，笔者在注译及延伸阅读中结合《千字文》的内容，本着拾遗补缺、纠正谬误的理念，在时间跨度上从隋唐一直延伸到近代，补充了著者所了解的近现代考古发掘的新成果。针对近代以来对传统经典优秀文化学习传承的某些思潮，本书拟扬弃旧义、探求新知，从担当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传承者的角度贯穿了几点想法：
纵观我泱泱中华，礼仪之邦，其经典文脉不绝于缕；“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但自一百多年前赴日留学的少数精英错误地把日本“脱亚入欧”和“全面西化”的所谓文化改造不加甄别地引入我国，其负面影响残留至今。另外在社会调查中发现，当下有些中小学教师对“经典古文”教学的重视程度不够或兴趣不高，导致不少青少年学子在对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不了解的情况下也不愿意学，甚至还存在不可取、不科学的认识和态度；更有甚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出生的青年中，不少人提笔忘字已成一种趋势；当提到儒家礼教时，有人不去弄懂“中庸之道”、“孝悌文化”、“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内容的真正含义，也不考察封建社会统治者对儒学礼教的工具性异化，就轻易打上封建糟粕的标签；有人甚至抽离掉儒学的内核与实质，只是轻率地挞伐所谓的符号意义，不作任何的扬弃便弃之如敝履。历史证明，本民族在长期探索中积淀和形成的独特传统优秀文化，是支撑一个国家生存发展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和精神命脉。古往今来，世界上不少文明古国都灭亡了，根本原因是其文化传承断根了，而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有五千多年（笔者根据现代考古物证，赞同七千多年的观点）文化传承的国家。综观世界发展史不难发现，只要民族优秀文化得以传承，民族精神就会被弘扬，因而国力暂时衰败仍可以振兴，甚至国家被灭亡也能复国。近二百多年以来，世界变化风起云涌，中华民族曾饱受外族欺辱，经过数代炎黄子孙的浴血奋斗，虽树立了今日的大国崛起地位，但来自各方的围堵和各种威胁依旧惊心动魄。将来世界范围的发展和竞争，不再完全靠损人一千自毁八百的军事手段，更主要是靠文化的软实力；另外从祖国统一大业的客观状况分析，历史和人为造成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文化上有简繁两种文字体系，金融上四种货币并存，国防上有两支武装力量，这种状况对中华民族的复兴和繁荣不是正能量，所幸尚有血脉和文脉得以薪火相传，当今世界上还没有任何力量能将其历史割离。可见，经典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是何等重要。我想，当前网络信息和高端制造等现代高新技术能促进生产力的大力发展和推动社会进步，提升人类的生活质量，应该且必须高度重视和脚踏实地研发创新，努力提升中华民族各方面的核心竞争力；同时，精粹的民族优秀文化传承也不能偏废，类似提笔忘字等低级危机必须高度警惕。
西汉张骞凿通西域（约前138）和其他出土文物都证实中外文化至今有近2 200年的交融史，到梁武帝时至少也有700余年。
近代国际上在历史研究领域有一种风靡一时被称为“文明形态史观”的研究方法，其著名代表人及代表作是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J·汤因比及其《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和美国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及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等。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对巴比伦、埃及和希腊、罗马等世界各个文明作了全面分析对比，筛选出希腊模式、中国模式和犹太模式；再对这三种模式深入考察后认为：自古以来世界上很多文明都在其历史发展中衰退或消亡了，其根本原因一是外部入侵，二是内部争斗和腐败；至今真正称得上兴旺发达的只有“东方的中国文明”和“西方的欧美文明”，二者中仅中国文明历史最悠久且是唯一连续无间断的文明。
按汤因比的二分法，在外部入侵方面，历史上中国自西周末年受多方外族进攻至近代西方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大入侵共有七次，而中华民族从未被征服过；每次都在民族危机中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中外史学家总结认为主要原因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精神”，它包括开放、包容、融合的民族价值标准、文明准则、信仰追求和民族气节，经过炎黄子孙世代培育、弘扬、传承，得到高度升华并深入民心；正是这种“民族精神”形成了一种顽强的抵抗能力，它成为数千年来支撑中华民族由弱变强、从衰转兴、永生不息的灵魂和脊梁。例如：汉武帝打败匈奴后，不但在军政大事上重用匈奴王子金日磾，而且将自己的身后事托给他和霍光。另外，历史上鲜卑族人一直侵犯中原，但据《唐史》记载，唐朝有23位鲜卑人担任宰相。可见汉唐二朝能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封建帝国，其开放胸怀与多元文化、多民族融合的包容思想和民族自信心是重要成因。从内部方面分析，因上述原因古代中国一直较强盛，直到十六世纪以后才逐渐衰败，其主要原因一是政治不开明，封建专制极端化，二是明朝为抵御日本倭寇侵扰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欧洲也是如此，十六世纪以前的欧洲教廷建立了一套严格的等级制度来控制国家的一切，基督教教会成了当时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把上帝当做绝对的权威。错误的“地心说”（公元2世纪，古希腊天文学家C.托勒密首创了“地球在宇宙的中央岿然不动”的理论）竟禁锢了欧洲一千多年，比中国封建王朝有过之而无不及。自欧洲各国大众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后，摆脱了宗教禁欲主义的束缚，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了社会进步和自然科学迅猛发展，以哥白尼1543年出版的《天体运行论》为标志，数学、物理学、生理学、医学、建筑和航海技术等都产生了革命性的飞跃。
汤因比据此认为中国文化是“静文化”，主张平稳、包容和调和，属于守势的和谐性质。西方文化是“动文化”，优点是不断发明创造和扩张；创新发明应该弘扬，但世界不可能永远无止境扩张。因此他在1975年辞世前曾下结论：未来世界的希望寄托于中西文明的结合；将来的世界只有接受中国的哲学思想，才有可能解决人类面临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气候恶化和人口爆炸等问题。汤因比先生在四十年前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且尚未推行改革开放发展战略的背景下作此预言，其洞察力可见一斑。
根据上述认知，笔者认为既要结合《千字文》的内容，如实告知后人这段历史和现代智者的观点，更要加深对各种不同文化交融互补的重要性的认识，并通过学习外来文化精华拓展视野和促进思想观念的更新，同时对毁谤中华灿烂文明的思潮保持一份清醒。如：出生于英国威尔士贵族世家的伯特兰·罗素（1872—1970）为我们树立了典范；他始终以追求真理和正义为志向，一生著书多达近八十种，论文数千篇，内容广泛地涉及哲学、数学等众多学科，公誉为二十世纪以来西方最著名、影响最大的“百科全书”式思想家、学者和社会活动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中国深入研究了华夏传统文明并与各界广泛交往，多方面了解中国的社会现状，然后用他创立的著名哲学思想方法“逻辑原子论和新实在论”，在综合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后得出结论：“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其需要。我认为在这些品质中，‘和’是第一位的；……如能被世界所采纳，地球上肯定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与祥和。”罗素这样的世界顶级哲学家向全球推崇中华文明数千年一贯崇尚的“和谐”伦理原则，是中西文明交融的典型例证和大家学习的楷模。世界史也证明，华夏文明和外来文明千百年来既有冲突又相互融合，取长补短，从而共同推动和造就了当今世界的文明。在此过程中，显示出中华文明的长处在于人文文化的传承，西方文明的优势在于物质科学的进步。
透过社会上某些犯罪、贪腐（主要在精英层）、不文明、不和谐等现象，不难发现其中不乏个体素质的低下甚至某些基本社会公德的缺失，这些都与数千年来华夏祖先们倡导的“孝廉文化”和安身处世的基本道德要求格格不入，更与中华民族在国际上举足轻重的大国地位不相称。基层民众对此深恶痛绝，有智者痛心疾首地称之为“精英劣化”；因而有必要大力弘扬仁义孝廉等道德观。《千字文》通篇以儒道佛有关孝悌仁德的经典教义贯穿始终，笔者自幼浅学此经典，从一生历经多种磨难与考验的体会而言，读懂写好《千字文》，能在基本品德方面奠定较好的基础，它使人在茫然时明方向、困惑中辨是非、诱逼下有定力、困苦时树信心、冤难时能宽容、压力下有动力等等；总之，对孩子的健康成长乃至他们的一生必有非常重要且正面的影响。
《千字文》成为经典有两大因素：一是如前文所述它是最成功的蒙学经典、原创文学作品经典和承袭中华传统文化风骨的典范；二是得益于历代从皇帝到士人书法大家世代传承的《千字文》书法绝作，这种以书法作为载体世代传承一千五百多年的经典，《千字文》是唯一。在文化艺术范畴中，以文字为载体的书写艺术形式能够数千年长盛不衰，还能在世界上广受关注，甚至能使连一个汉字都不识的西方艺术家也被其艺术魅力所折服的，只有华夏汉字书法艺术了，这也是中华民族独有的艺术形式。这种形式不仅有其历史的悠久性和内在的生命力，不仅有它修身养性和提高文化修养的实用特点，更因它能承载社会文化的属性与时代风尚而具有永恒的现代性。据《宣和书谱》等历史文献记载，梁朝大书法家萧子云首次奉诏创作了《千字文》书法，此后《千字文》书法成为书法传承史上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它引发了一千多年异彩纷呈的《千字文》书法艺术传承，从真草二体发展到以赵孟頫（元）和宋珏（明）为代表的篆、隶、章、楷、行、草六体书法作品，在全世界独一无二。这意味着祖先对《千字文》文字和书法的综合性理解。显然，后代都有责任使其得以更好地传承和发展；笔者近几年走访了部分三十岁上下、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人，其中近九成不知《千字文》为何类书，即使对《千字文》有兴趣的青年人，发现他们之中会读的不会用毛笔书写，稍会用毛笔书写的人又不会读，会用毛笔书写又会读的人极其稀少；这三类人中能大概理解《千字文》意思的更是少之又少。
历史上《千字文》文本的流传很复杂，敦煌文献p.2721就有三十一种写本，日本学者藤原佐世在《日本国见在书目》中收录了五种《千字文》文本，法国人伯希和则在《千字文考》中说其中的三种已亡佚。本书选用的范本是西安碑林博物馆珍藏的“宋刻智永关中版”《千字文》。
在句解、注释和译文中，既沿袭历史沉淀和保留周兴嗣原作原意，又尽力避免呆板效法古人或纯粹抄袭历史，力求将传统的精髓结合时代特征，言人、说物和评事皆有证，在反映历史文明的同时展示现代气息，为培养造就民族复兴急需的“高贵的气质、高尚的思想、高洁的情操、高雅的品位、高级的人文艺术修养、高端的综合素质和完整的人格”的人才提供基础服务。
蔡国根
二〇一五年元旦于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