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三

季磊蔡颖

《千字文》是一部在我国传承了近一千五百年的蒙学经典和原创文学经典，在国际上也流传了五百余年，是公认的世界上问世最早、影响最大和最成功的启蒙经典教材。蔡国根先生认为：“华夏文明根植于历史传承下来的各类经典之中，它们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炎黄子孙都有义务和责任，让后辈们知道中华文明的‘根’，并引导他们践行、弘扬和传承好这些优秀经典，为祖国复兴和再强盛奠定基础。”为对《千字文》这部经典表达敬意，著者在其挥之不去的弘扬传承中华传统优秀经典文化情节的责任感驱使下，克服非文史专业的困难，断续用约十五年时间，在总结早期学习心得的基础上，努力吸取古圣今贤的营养精华，重新对这部蒙学经典作了译注。

为秉承原著“中华文化小百科”和“华夏文明小史”的特质并赋予现代文明和科技进步的时代特征，利用现代科技成果和考古发掘出土的大量物证，对前人未涉及或因历史原因而疏漏、推论、臆测等内容，只要能被现代科技和考古出土实物佐证的均予增补、删减或作重点说明；对《千字文》中涉及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具有突出地位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著者认为这些人和事应该让青年学子铭记或对他们有激励作用，书中不吝篇幅作了更深入、更详尽的介绍；对因《千字文》问世后一千多年来汉文字演变发展而影响读者理解其文意的字或词组等，作了对比分析解释；为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除按具体内容在各章节的“导言”中均作提要并逐字逐句有注释和译文外，对有些重点内容还安排了“延伸阅读”，方便不同需求的读者取舍。同时，著者考虑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之一是“文史一体”和史籍记载的“史”应被考古实物佐证才可称之为“信史”的现实状况，他用大量精力核证因现代考古新成果证实原有关典籍对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记载与事实不完整，且由此导致对《千字文》有关内容的译注出现错误等情况，然后作相应的增、删、改。现举三例说明如下：

例一：关于中华文明之“源”和“根”。著者读硕士期间，在社会调查时曾访多所著名高校的文、理本科生，发现仅极少人能概略说清汉文字的渊源及其演变、中华文明的起源及其大致发展历程、“中国”的概念等中国人的“应知”；几十年后，他再动员经济文化很发达的某地部分人大代表在社会各界以相同内容不同形式调研，结果仍令他异常感叹！因而他在本书中结合《千字文》内容，概略地介绍了这些相关内容：距今约8 300—9 000年的中国史前文化的主要代表湖南彭头山遗址文化、距今约5 000—7 000年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以黄河中游为中心，主要分布于黄河中下游一带，南到江汉平原，北达内蒙古草原，纵横几千里，目前发现的遗址有5 213处，世界罕见；首次证实中国在阶级社会之前存在着非常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华文化西来说”不攻自破，也为探讨传说中的炎帝、黄帝、帝喾等大部落真实的经济生活和文化活动提供了依据）、有中华文明圣地盛名和长江流域文明的主要代表良渚遗址群、距今约6 500年的内蒙古和辽宁西部20万平方公里的“红山遗址”文化（出土大量加工精美的玉器等珍贵文物，其中有1971年发现的被称为7 000年前的中国第一玉龙）、距今约4 300年的陕西省神木县“石峁遗址”文化、距今4 200余年以中原文明为主要代表的山西“陶寺遗址”（尧都，是当时东亚大陆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距今3 700多年又能体现文明国家形式的夏王朝晚期都城河南“二里头遗址”文化、被誉为东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中国商王朝后期都城遗址河南“殷墟遗址”文化（出土遗物中最重要的是甲骨，共发掘出土约15万片甲骨，记有4 500多个甲骨文单字）等等。这些系列遗址文化承载和保留了辉煌的中华文明史，确凿清晰地证明了中华文明起源于长江、黄河和西辽河三大流域的多元一体化演进，最终在中原形成华夏文明的核心区，由此直接影响到夏商周三朝，形成了“中国文明”和“中国”的主脉；“中国”概念来源也突出地反映在“陶寺遗址”等文化中，它具“地中之都，中土之国”的含义；另外，他还结合《千字文》有关内容介绍了“中国”的形成所经历的三个发展阶段：一是红山后遗址文化和河南铸鼎塬西坡遗址、安徽凌家滩遗址等均属“古国”阶段；二是良渚和陶寺遗址的“方国”阶段；三是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帝国”阶段。著者认为这些内容概略直观地展现了中华文明的“源”和“根”，炎黄子孙自幼就应了解和铭记，以此树立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责任意识，激励他们刻苦学习，奋发有为。

例二：关于汉文字的起源和演变。文字的发明和发展是中华文明中最重大的事件，现实中却只有少数人知其发展演变历程。另外，出土文物证明，以前出版的《千字文》译注等材料所引用的典籍中有的内容不正确，导致注释和译文等有误。如：东汉大文字学家许慎以秦朝统一的“小篆”为基础，用21年著成的《说文解字》，是中国最早对后世影响极大的一部工具书类典籍，它突出对词义的解释，在训诂学、文字学、音韵学、词典学以及文化史上都占有显著的地位。学者们理解类似《千字文》等古籍上的疑难字词之所以离不开此书，因为它注释的是词的本义，而本义是词义引申的起点。它总结了汉字发展的趋向和规律，也体现了汉字结构的内涵。但自1899年秋王懿荣发现甲骨文及以后八十余年专家对甲骨文的深度发掘和研究成果，不仅将汉文字的历史提前了一千多年，且证明《说文解字》中相当一部分字的字形分析等内容有错误，和《千字文》有关的如“铭”、“志”等一些常用字都没收录；蔡先生分析认为，这些情况的存在，是因甲骨文出土比许慎时代晚1 799年，甲骨文的字形即使用当时的金文来看也极少见，这在客观上限制了许慎的眼界和思维，在著述《说文解字》时遗漏和谬误自然不可避免。此外，司马迁著《史记》、班固著《汉书》、司马光著《资治通鉴》等，或多或少都因现代考古发掘出土文物证实有类似许慎著书时的客观局限性问题。由于以前出版的《千字文》译注都以这些典籍为依据，因此本书利用出土的古文字材料和实物从下述三方面作了努力：一是纠正、补遗、印证以往对《千字文》的有关注释和译文。二是用出土的卜辞、铭文、相关实物以及其他出土的古文字材料为有关重大历史事件作补充佐证。例如用出土的甲骨文、帛书、简牍等佐证汉文字形成轨迹，为读者形成完整的汉文字发展演变知识链等。其三，近几十年来，古文字学研究有了大量新成果，考古出土文物也屡有重大发现，本书借鉴了新的物证并开拓了思维。

例三：主观臆断方面的问题。一是国内外长期有观点认为中国古人类的祖先来自非洲，中国的古文明是“西来”；二是质疑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认为中国夏、商、周一千多年只有传说没有信史等。著者针对性地结合《千字文》相关内容予以驳证说明，为读者提供思考和鉴别的依据。

除上述三例之外，书中还反映了著者强调的“时代感和古今结合”、“中西文明的相互交融”、“突显现代文明”等理念。

蔡先生一贯秉持两个观念：一是中国的未来根植于“继承和创新”；二是著书立说必须以“说理、论道和颂德”为主旨。古今中外兴亡史证明，人才决定民族兴衰。关于人才培养方面的“继承”，我国公元前1046年的周王朝官学就总结了“通五经贯六艺”的教育经验，其理念及方法都值得借鉴。在“创新”方面，蔡先生认为“当下人才素质培养方面的创新尤为重要和紧迫”，他特别崇尚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火箭之王、导弹之父”的钱学森院士的思想和方法。钱先生终生强调：“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因为它有利于开拓科学的创新思维。”得益于这种教诲，著者有年青时曾获某地工程技术进步一等奖的体会，因而他在书中倡导青少年学子要努力践行钱先生的教诲。关于讲“理”、论“道”和颂“德”的原则，周兴嗣编撰《千字文》的主旨就是“兴周朝之大义”和弘扬华夏文明之精髓。著者在忠实于原著的同时，以论“道”和颂“德”贯穿始终。

因有幸参与本书修改讨论，对著者的著书思路略知一二。本书付梓在即，尽管文史学识浅陋，仍聊以述怀并为之序。

乙未岁余谨记于沪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