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杨焄

在卷帙浩繁的历代诗文评著述中，锺嵘《诗品》与刘勰《文心雕龙》这两部精心结撰于南朝齐梁时期的著作一直都备受后世推崇。明代诗论家胡应麟虽然持论甚严，但也心悦诚服地称许道，“评诗者，刘勰《雕龙》、锺嵘《诗品》。刘、锺藻骘，妙有精理”（《诗薮》外编卷二）。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尽管对文学颇存偏见，对这两部著作却评价很高，认为“《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祖。《文心》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盖《文心》笼罩群言，而《诗品》深从六艺溯流别也”（《文史通义·诗话》）。即使到了西潮激荡的晚清时期，这两部体现中古时期文学观念的论著依然被视为“诗文之门径”（张之洞《轩语·语学》），被用来指导初学。不过细究起来，两书在撰述旨趣、理论主张、批评方式等多个方面却是彼此异趣，各有所长。正如乾隆年间四库馆臣在梳理诗文评的发展嬗变时所强调的那样，“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类一》）。与《文心雕龙》意在指导实际创作，因而涵盖各种文学体裁、涉及诸多表现技巧有所不同，《诗品》的宗旨则在于评论诗人诗艺的优劣高下，因而集中探讨了汉魏以来五言诗歌的源流迁变。

一、锺嵘生平与《诗品》概况

锺嵘（468？—518？），字仲伟，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东北）人，生活于南朝齐、梁时期。颍川锺氏英才辈出，在锺嵘的祖先中包括了汉魏之际著名的书法家锺繇、官拜侍中而显赫一时的锺毓、率军灭蜀且精研《易》理的锺会、永嘉南渡后官至侍中的锺雅，以及擅长创作而名列《诗品》之中的锺宪等等，显而易见是一个政治、文化地位都相当高的世家大族。可惜祖先的荣耀到了齐、梁时代已经消歇殆尽，锺嵘的父亲锺蹈是只担任过中军参军的下级官僚。

锺嵘在南齐永明初入学为国子生。历仕三朝的知名文士江淹此刻正兼领国子博士，应该算是他的老师。由于好学深思，精通《周易》，锺嵘受到了国子监祭酒王俭的赏识。当时诗坛的后起之秀谢朓正在王俭幕中担任东阁祭酒，另一位年少闻名的文士王融则是王俭的从子。他们和锺嵘年龄相近，兴趣相投，有过密切的交往，并一起谈论过诗文。国子监的同学中也不乏能文善诗之辈，其中有一位虞羲，曾游于竟陵王萧子良门下。在萧子良门下汇聚了一大批文人，最知名的当属一代文宗沈约，锺嵘或许向他请益讨教过。还有一位后进领袖刘绘，本来准备撰写专著来评论前代诗人，虽然最终未能蒇事，却对锺嵘后来撰著《诗品》有所启发。年轻的锺嵘身处如此良好的文化氛围之中，对其提高诗歌品鉴能力自然助益良多。他晚年着手撰写《诗品》，还将这些昔日的师友悉数列入，逐一予以论列品评。

锺嵘在齐明帝萧鸾时步入仕途，相继担任过南康王萧子琳侍郎、抚军将军萧遥光行参军、安国令、司徒行参军等职务。入梁以后，又先后出任临川王萧宏参军、衡阳王萧元简记室和晋安王萧纲记室。而在梁武帝天监初年时，刘勰也一度在萧宏府中担任记室。这两位在后世齐名的批评大家在当时或许有过交流切磋，可惜文献有阙，无法进一步深究了。锺嵘的官职品阶虽然并不高，可在齐、梁两代都曾经上书谠言论政，颇有耿直英锐的气概。他最后病卒于晋安王记室任上，故后世又称他为“锺记室”。

《诗品》当成书于梁代，是锺嵘的晚年之作，也是他唯一存世的著作。尽管五言诗的创作自西汉起就已经出现，到了魏晋以后更是发展兴盛，然而在某些评论家眼中，其地位却无法与拥有悠久历史和光辉传统的四言诗体等量齐观。西晋批评家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说：“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馀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明确将非四言的诗体排斥在正音之外。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篇中说：“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尽管重点在于阐明作者才性与所擅诗体之间的关联，但从“正体”、“流调”的措辞中不难看出略有高下轩轾之别。锺嵘则在序言中明确表态，“嵘今所录，止乎五言”，将评论对象限定为五言诗，这不仅如实地反映出五言诗体早已取代四言诗体的发展现状，更加彰显出敏锐独到的眼光和突破成规的勇气。在五言诗的经典化历程中，锺嵘的《诗品》毫无疑问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诗品》全书以历代五言诗人作为评论对象，择取自汉代以来的一百二十二位知名诗人（另有无主名的“古诗”一则），根据创作水准的高低而分成上、中、下三品，分别予以简要精切的评论。在每品之前还各有一篇序言，对诗歌起源、五言诗演进历程、诗歌创作手法、诗歌审美标准、永明声律说等问题都发表了意见。在具体评论过程中，锺嵘还对列入上品和中品的三十六位诗人的创作特色加以考察推溯，并最终归结至《国风》、《小雅》和《楚辞》这三大源头，由此构建起历代五言诗风格递嬗承传的谱系。尽管三品论人和推溯源流的做法在后世引起过不少非议，但就整体而言，《诗品》确实是一部精心撰作、结构缜密、条理清晰的诗评专著。

关于《诗品》的本来面貌，迄今还留有不少疑问。比如关于书名就存在争议。根据《梁书·锺嵘传》记载：“嵘尝品古今五言诗，论其优劣，名为《诗评》。”《南史·锺嵘传》也说：“嵘品古今诗为评。”似乎原来的名称应该是“诗评”。但其后《隋书·经籍志》又著录说：“《诗评》三卷，锺嵘撰。或曰《诗品》。”说明到了唐初，“诗评”和“诗品”这两个名称已经同时并存。虽然在此之后“诗品”一名逐渐被人接受，而且流传日渐广泛，可是根据现有文献资料，还没有确凿无疑的证据来论定孰是孰非。

另外还有序言安排的问题。这方面的情况极为复杂，分歧更多。在现存最早的元刊《山堂先生群书考索》本中，序言分为三部分，其中第一部分被置于卷首作为总序（唐初姚思廉所撰《梁书·锺嵘传》也曾经引录过这段文字，可知这部分确实相对完整独立），其馀两部分则分别被置于中、下品之前作为该品的序言。到了明代，不少版本虽然也将序言分为三部分，却被分别冠于三品之前，作为每一品相应的序言。清人张锡瑜在为《诗品》作注时，又将第一部分作为总序，而把其馀两部分分别视为上品和中品的后序。另一位清人何文焕在其所编的《历代诗话》中则径直将这三部分内容合并在一起，作为一整篇文字弁于全书之首。现代学者甚至还提出将最后一部分中论列历代“五言之警策”的内容单独抽出，作为全书的论赞或总跋。即便排除了某些臆测妄断的做法，仍有不少疑惑难以彻底消除。看似简单的分合、位置问题，其实关系到对《诗品》结构安排和锺嵘诗学观念的准确理解。

还有一个问题则更牵涉对全书性质的判定。日本近代汉学家青木正儿根据《中品序》所云“嵘今所录，止乎五言”以及“中品·梁左光禄沈约”条中所述“约所著既多，今翦除淫杂，收其精要”，率先提出：“从这口吻来看，则锺嵘原来别有所编之总集，《诗品》一定是那书的附录。”（《中国文学概说》第六章《评论学》）之后中沢希男、兴膳宏等日本学者对此也续有讨论。近年来中国学者梁临川陆续发表了不少论文，从《诗品》内部找寻到更多证据，对此有极为深入细致的考察，推测《诗品》原本应该是一部附有评论的诗歌总集，现存的评论部分只是其中的次要内容。尽管也有学者质疑此说，但似乎还不能用坚实的证据来予以驳斥。

上述的这些疑问或许由于书缺有间而暂时很难得到圆满的解答，但必要的讨论对于深入探究《诗品》的文本特征以及锺嵘的文学思想而言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二、锺嵘的诗学观念和《诗品》的文学特色

锺嵘撰写《诗品》的初衷是有感于不同的读者在评论诗歌时，往往“随其嗜欲，商榷不同”，以至“喧议竞起，准的无依”（《上品序》），因此在阐述自己的诗学观念时就显得格外直截了当，在批评某些流弊时甚至还令人有尖锐激切之感。当然，并不能因为他对当时诗坛风尚多有讥评指摘，就简单草率地将他置于和世风针锋相对的立场，其实从不少地方仍然能发现他体现了齐、梁时期人们共有的审美观念。

首先，锺嵘认为诗歌的产生缘于“摇荡性情”，必须具有“感荡心灵”的效果。注重个人情感的抒发，原本是魏晋以来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早就存在的现象，他的主张正顺应着这样的抒情传统。人的日常情感原本是丰富多样的，在诸多情感基调中，他尤其重视作品中所抒写的哀怨沉痛之情。以悲为美的审美现象虽然早已出现，可到了《诗品》之中才被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主张被彰显出来。在对诗人的具体评述中，屡屡可以看到这一特点。例如上品说古诗“意悲而远”、“多哀怨”，李陵“文多凄怆，怨者之流”，班婕妤“怨深文绮”，曹植“情兼雅怨”，王粲“发愀怆之词”，左思“文典以怨”，阮籍“颇多感慨之词”；中品论秦嘉、徐淑“夫妻事既可伤，文亦凄怨”，刘琨、卢谌“善为凄戾之词”，郭泰机“孤怨宜恨”，沈约“长于清怨”；下品评曹操“甚有悲凉之句”，毛伯成“亦多惆怅”。这些诗人所抒发的哀怨之情均与其坎坷颠沛的人生遭际密切相关，绝不是为文造情而生硬造作的无病呻吟，这就使得情感的表达更为真挚，也更为深沉。

其次，锺嵘强调以“风力”为主干而以“丹采”为润饰，两者相互结合方能形成完美的风格。所谓“风力”指的是作品爽朗鲜明、生动感人的特征。《诗品》中有时还用到“骨气”或“气”等术语，其内涵大体相近。如上品论曹植“骨气奇高”，刘桢“仗气爱奇”、“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中品评刘琨“自有清拔之气”（《上品序》云：“刘越石仗清刚之气。”意思相同），陶渊明“又协左思风力”，标举的都是“风力”之美。所谓“丹采”则指作品文词的华美，这方面受到了汉魏以来诗歌语言日趋精致工巧的影响，也成为他衡量诗人的重要标准。如上品称古诗“文温以丽”，曹植“词采华茂”，陆机“举体华美”；中品评张华“巧用文字，务为妍冶”，谢惠连“工为绮丽歌谣”；下品中说宋孝武帝刘骏“雕文织彩”等等。某些诗人缺少华美的词采，便会受到批评，比如受到后世推崇的曹操、陶渊明，就由于语言质朴省净而被置于中、下品之列。明清时期的批评家对此颇为不满，往往指责锺嵘识见低下而品第未公。其实这原本是南朝时期整体的审美倾向，锺嵘并未超脱于时代之外，不能因此对他求全责备。

第三，锺嵘要求诗人在创作中必须“直寻”，崇尚作品中所体现的“自然英旨”。所谓“直寻”是指诗人对外界的美有着与生俱来的敏锐感受，并能通过自然鲜活的语言将这种即目所见的美展现出来。这方面的意见原本是针对当时某些诗人喜好堆垛典故、卖弄才学而发的。在锺嵘看来，诗歌和其他文体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本诸性情，因而不能让事典学问窒塞了情感的自由抒发。他批评颜延之“动无虚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又喜用古事，弥见拘束”，感叹任昉“动辄用事，所以诗不得奇。少年士子效其如此，弊矣”（均见中品），就是因为两人的作品堆砌典故，过于雕琢。而在上品中评价谢灵运“兴多才博，寓目辄书，内无乏思，外无遗物”，则是因为谢诗能够充分体现“直寻”的特点，符合“自然英旨”的标准。与此相关，锺嵘对南齐永明年间逐渐兴起的声律说也持批评反对的态度。他认为诗歌确实需要声调流美，但四声八病之类都是人工制定的规则，有悖于自然天成的要求。从诗歌发展的历程来看，永明体诗人对声律问题的探讨和实践直接影响到后世近体诗格律的形成，锺嵘的意见无疑显得过于保守。可是声律说本身确实存在不少琐碎严苛的不合理成分，此后四声逐渐出现二元化的倾向，最终归并为平仄两种声调，而八病也逐步被简化和扬弃，慢慢演化出黏对等规则。由此可见，锺嵘的批评也是事出有因，不能简单地视作固执守旧。

除了在诗学理论方面多有建树之外，从文学角度来考察，《诗品》一书在遣辞造语方面也极具个人特色，堪称精巧别致的美文。

锺嵘具有极为敏锐的艺术感知力，非常善于运用形象鲜明的比喻和诗意盎然的词句来描摹不同诗人的风格特征。这种印象式的鉴赏或许不够精准，却能迅速引发读者的联想和共鸣。例如上品评谢灵运云：“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未足贬其高洁也。”再如中品评范云、丘迟两位云：“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丘诗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他并没有漫不经心地随意着笔，而是全身心地沉浸其中，反复涵泳，再三体悟，最后才将自己的审美体验锤炼凝结为清新隽永的评语。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已经不限于对诗艺的评判，本身就堪称诗艺的创造了。

六朝时期原本是骈俪文学最为兴盛的时代，受此影响，《诗品》中不少评语都以骈句写成。明人王世贞曾详细介绍过自己的阅读体验：“吾览锺记室《诗品》，折衷情文，裁量事代，可谓允矣，词亦奕奕发之。……吾独爱其评子建‘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嗣宗‘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灵运‘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越石‘善为凄悷之词，自有清拔之气’；明远‘得景阳之诡，含茂先之靡嫚。骨节强于谢混，驱迈疾于颜延。总四家而并美，跨两代而孤出’；玄晖‘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足使叔源失步，明远变色’；文通‘诗体总杂，善于模拟。筋力于王微，成就于谢朓’。此数评者，赞许既实，措撰尤工。”（《艺苑卮言》卷三）摘取的诸多评语均为骈句，虽然行文联属整饬，却并不艰涩生硬，毫无纤巧板滞之感，显得典雅精炼，清丽工巧。

不过《诗品》中的评语并非全是如此，有时也不拘一格，呈现出骈散结合、纯任自然的面貌。比如中品评陶渊明云：“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静，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前半部分句式虽然较为整齐，却并非严格的对句；中间穿插几句陶诗作为例证，文势颇具逸宕之趣；最后又用散句设为问答，显得顿挫有致。明人胡应麟曾批评《诗品》“词则雅俚错陈”（《诗薮》内编卷二），他视为缺憾的其实恰恰是锺嵘行文疏荡而颇有奇气的表现。

《诗品》在评述诗人之际，有时还会穿插一些轶事佳话，很多地方都堪与《世说新语》等六朝小说媲美。比如中品谢惠连条记载：“康乐每对惠连，辄得佳语。后在永嘉西堂，思诗竟日不就。寤寐间忽遇惠连，即成‘池塘生春草’。故常云：‘此语有神助，非吾语也。’”就事实而言，这则创作本事并不可信，却准确地揭示出“池塘生春草”这样的佳句本出天然，无假雕琢。又如中品江淹条记载了一则轶事：“初，淹罢宣城郡，遂宿冶亭，梦一美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吾有笔在卿处多年矣，可以见还。’淹探怀中，得五色笔以授之。尔后为诗不复成语，故世传江淹才尽。”尽管并不能真正揭示江淹创作才能衰退的原因，可寥寥数笔，却让人读来兴味顿生。

三、《诗品》在汉字文化圈中的传播与影响

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诗学著作之一，锺嵘《诗品》自隋唐以后传播渐广，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相关的文献资料数量颇多，此处无法一一缕述，只能略引端绪，稍窥一斑。

首先是刊刻钞校的版本众多。据学者研究，目前可见最早的《诗品》刊本为元代延祐七年（1320）圆沙书院刊宋人章如愚所编《山堂先生群书考索》本。另有宋人陈应行辑《吟窗杂录》本，成书时间可能更在《群书考索》本之前，但目前所见已是明嘉靖年间的覆刻本。在明、清两代又相继出现了数十种不同的版本。这些版本源流各异，形态多变，体式不一，文句互歧，尽管给今人梳理版本源流、确定全书体式、校勘各则文字等带来诸多困难，但也证明《诗品》在历代都受到极大的关注，传播、接受的范围极为广泛。

其次是蹈袭模仿的情况明显。唐宋以降出现的众多诗歌总集、诗评论著都无法挣脱《诗品》的影响，从措辞、体例、结构、方法等不同方面对其予以仿效。如唐人殷璠编《河岳英灵集》和《丹阳集》、高仲武编《中兴间气集》等，在评语的撰作方面就有很多明显效法《诗品》的痕迹。明人顾起纶《国雅品》云：“采音吴札，郐得无讥；藻品梁嵘，没者斯撰。例当窃比于是，名之曰《国雅品》。”表明该书“没者斯撰”的体例沿袭自《诗品》的“今所欲言，不录存者”。近人宋育仁所撰《三唐诗品》分三卷来评述唐代诗人，各卷前均列有一序，则在整体结构上远绍锺嵘。如此多样化的模拟承袭，反映出《诗品》在后世评论家心目中的地位尊崇。

最后是研究批评的内容丰富。由于锺嵘对汉魏至齐梁时期的诗歌史以及众多诗人做了较为系统而细致的评价，使得后世评论家在考察这一时段的诗学发展时势必无法回避对《诗品》的评价。其中固有称赏不已者，如近人刘师培称：“锺氏《诗品》，集论诗之大成。”（《搜集文章志材料方法》）也不乏肆意攻击者，如清人王士禛说：“位置颠错，黑白淆讹，千秋定论，谓之何哉？”（《渔洋诗话》卷下）涉及到具体诗人的评价和品第，如曹操、陶渊明等人，相关的争议就更为激烈。如明人王世贞批评说：“曹公屈第乎下，尤为不公。”（《艺苑卮言》卷三）清人沈德潜指责道：“锺记室谓其（陶渊明）原出于应璩，目为中品，一言不智，难辞厥咎已。”（《说诗晬语》卷上）各种纷歧的意见构成众声喧哗的态势，使得围绕《诗品》的研究更趋深入细致。

古代东亚及东南亚地区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共同使用汉字作为书面语，从而形成了所谓的“汉字文化圈”，这使得不少中国的文献典籍在流传过程中能够突破国家、地域和民族的界限。《诗品》对后世的影响也并不局限于中国本土，同样波及日本、韩国等周边国家。

在日本文化史上声名显赫的高僧空海于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渡海前来，在遍求佛法的同时，还搜集了众多诗文评资料，最终编纂成《文镜秘府论》一书。在该书《天卷·四声论》部分收录了隋代刘善经的《四声指归》，其中就有对锺嵘的评价，还引录了一些《诗品》的原文。空海返回日本时携带了大量典籍，《诗品》或许就由此传入日本。在日本宽平三年（890）由藤原佐世奉敕编纂的《日本国见在书目》的“小学家类”和“杂家类”中，分别著录了“《诗品》三卷”和“注《诗品》三卷”，说明《诗品》已经在日本得到了广泛传播。在日本的诗话类著作中，就可以看到一些针对锺嵘《诗品》的评价。江户时代的诗论家冢田虎在《作诗质的》中曾指出：“论作诗体裁者，非不多也。然后则南宋严沧浪《诗话》、元陈绎曾《诗谱》、明王敬美《艺圃撷馀》，前则梁锺嵘《诗品》，是其最精密者也，作者不可以不览也。”同时代的另一位诗论家古贺煜在《侗庵非诗话》中曾对历代诗话著作痛加批驳，可唯独对锺嵘《诗品》等另眼相看：“历代诗话，汗牛不啻。其铁中铮铮者，独《诗品》、《沧浪》、《怀麓堂》、《谈艺录》而已。”可见《诗品》在日本文学评论史上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诗品》传入韩国的具体时间虽无法考知，但在唐懿宗咸通九年（868）渡海入唐的新罗文人崔致远的作品中，已经可以隐约发现《诗品》的身影。如《谢加太尉表》云：“于儒则笔惭五色，在武则剑敌一夫。”《壁州郑凝绩尚书》其二云：“蹑八花砖之影，缀五色笔之词。”“笔惭五色”、“五色笔”等都源出于《诗品》“中品·梁光禄江淹”条所载归还五色笔的故事。高丽时期的诗人李奎报在《次韵吴东阁世文呈诰院诸学士三百韵诗》中有云：“久欲成剿体，唯忧被嗤。”句下有自注云：“锺记室《诗评》曰：‘文体剿静。’”明确指出自己的诗语来源于锺嵘。朝鲜晚期的学者洪奭周在《洪氏读书录·子部说家类》中曾评论道：“《诗品》三卷，锺嵘之所作也。诗之于文章，末也；评诗之于诗，又赘也。后世之文士，既以诗学为大务，而论诗之书自此始，亦不能不存其梗概云尔。”站在学者的立场，他认为诗歌的价值远低于文章，因而《诗品》只是聊备一格而已，并不值得过多称赏。虽然对评诗之作怀有偏见，但他还是肯定了《诗品》在同类著作中具有首创之功，并将此列为自己“所尝读而有得”（《自序》）的作品，推荐给读者。由此可见，《诗品》也得到了韩国历代文士的接受和称许。

四、古直《锺记室诗品笺》和许文雨《锺嵘诗品讲疏》

在后世的流传过程中，陆续出现过一些《诗品》注本。上文已经提到，《日本国见在书目》著录过“注《诗品》三卷”，然而注者和内容都已经无法详考。从明代开始，陆续有学者对《诗品》做过零星的校勘或笺注，可是都比较琐碎，阙略讹谬极多。明末清初之际的学者陆钺撰有《锺嵘诗品注释》（参见陆钺《离忧集》所附陈瑚《巽庵小传》），但该书似乎并未付刻。现存最早的完整校注本是咸丰年间刊刻的张锡瑜《锺记室诗评》三卷，在词句释证、文本校订、义理阐发等方面都颇有见地，可惜流传未广，知者寥寥。

近现代以来，有不少知名学者都在大学课堂上开设过《诗品》课程。早年任教于北京大学的黄侃为了授课之需编纂过《诗品讲疏》，尽管全书最终并未完成，但从当时发表的《诗品笺》（整理本已收入拙编《锺嵘诗品讲义四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中，已经可以略窥其研究旨趣。紧随随后，在中央大学任教的陈延杰，在中山大学任教的古直，在北京大学任教的许文雨，在暨南大学任教的陈柱，在厦门大学任教的陈衍，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任教的钱基博、叶长青等，也都讲授过《诗品》专题课程，并有相关研究成果问世。在这些论著中，率先出版的是陈延杰的《诗品注》（开明书店，1927年），但内容比较粗疏，引发过不少严厉的批评。足以代表民国时期《诗品》研究最高水平的，当推古直的《锺记室诗品笺》和许文雨的《锺嵘诗品讲疏》。

古直（1885—1959），字公愚，号层冰，广东梅县人。早年曾加入同盟会，创办梅州高等小学，后相继在梅州中学、广东大学、中山大学、梅南中学、南华大学任教，晚年任广东省文物保护委员会委员、广东文史馆馆员。生平著述主要有《陶靖节诗笺》、《汪容甫文笺》、《锺记室诗品笺》、《曹子建诗笺》、《汉诗辨证》、《阮嗣宗诗笺》、《层冰文略》、《层冰碎金》等。《锺记室诗品笺》完稿于1925年，但因为要编入古氏所著《隅楼丛书》之中而迁延未刻，直至1928年才由上海聚珍仿宋印书局正式印行。出版时间虽然比陈延杰《诗品注》稍晚，但无论是征引故实，还是校诂字句，抑或是推求文意，都有很多创获，可谓后来居上。古直在书中还根据宋人所编《太平御览》的记载，认为今本《诗品》已经遭到后人篡改，现居中品的陶渊明“本在上品”。此说在学界引起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争论，方孝岳、胡小石、汪辟疆、陈延杰、许文雨、钱基博、叶长青、傅庚生、王叔岷、钱锺书、逯钦立、中沢希男、车柱环、陈庆浩、李徽教等数十位中外学者都曾卷入其中，各执一端，聚讼纷纭。尽管经过众人的考证辨析，最终证明古直所言并不可信，但由此也足见《锺记室诗品笺》的影响深远，而这番论辩也极大地推进了对《诗品》的全面研究。

许文雨（？—1957？），又作许文玉，原名许孝轩，字维周，浙江奉化人。早年求学于北京大学，并留校任教，后又相继任教于之江大学、福建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山东大学、郑州师范学院。生平著述主要有《文论讲疏》、《唐诗综论》、《唐诗集解》等。早年在北京大学授课时，许氏曾编有《诗品释》（北京大学出版部，1929年）。数年后他又编纂《文论讲疏》（正中书局，1937年），其中“锺嵘《诗品》”部分即在《诗品释》基础上加以修订增补而成。古直《锺记室诗品笺》出版不久，许氏就撰有《评古直〈锺记室诗品笺〉》加以评议，尤其批评古氏“条记旧文，堪称闳蕴。而于‘释事忘意’之讥，恐亦难免”，尽管旁征博引，考订细密，但在研究视角和考察方式上依然存在局限，由此强调研究《诗品》不能局限于文献考索，还必须深入阐发其旨趣义理。有鉴于此，他在笺注《诗品》时除了校诠字句、疏通文意之外，还特别注重征引历代诗文评资料，借以引申发挥锺嵘论诗的宗旨，并尝试去归纳总结《诗品》的撰述体例和品鉴义理。

古直、许文雨两家偏重不同而各有所长，堪称近现代《诗品》研究中的翘楚。稍后叶长青编纂《锺嵘诗品集释》（华通书局，1933年），采摭汇集诸家论说，最为倚重的便是古氏《锺记室诗品笺》和许氏《诗品释》（当时尚未及见许氏《文论讲疏》中修订增补的内容）。此后出版的不少带有集解汇评性质的《诗品》注本，如杨祖聿《诗品校注》（文史哲出版社，1981年）、李徽教《诗品汇注》（韩国岭南大学出版部，1983年）、王叔岷《锺嵘诗品笺证稿》（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2年）、曹旭《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又有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等，也都大量征引过古直和许文雨的研究成果。尽管以目前《诗品》研究的进展来参照衡量，古、许两家注本在校勘、注释、评析等方面都未尽完善，尤其是在确定底本时都选择了当时较为通行的何文焕编《历代诗话》本，不仅未能充分呈现此书原貌，还存在个别品语的讹误脱漏，但无论是对普通读者而言，还是对专业学者而言，依然是研读《诗品》时足资参考的重要注本。

五、本书的整理辑校情况

本书将古直《锺记室诗品笺》和许文雨《文论讲疏》中“锺嵘《诗品》”部分汇为一编，详加校订，以便读者披览参酌。兹将整理辑校的情况简要说明如下。

古、许两人均以清人何文焕所编《历代诗话》本为底本，许氏还另据明钞本做过一些校补，因此本书所录锺嵘《诗品》原文即以许氏《讲疏》本为主。在正文后依次辑入古直的笺注（原作双行小字插于正文之中，现以注码形式依次提出）、许文雨的校勘及疏证，分别标明“古笺”、“许校”和“许疏”以示区别。两家征引的历代文献繁复多样，为行文便利往往还有所节略删改。此次校订均视作直接引文而施加引号，以利于读者区分引文层次。两家所引各种文献均尽可能覆核原书，除了明显讹脱倒衍的地方径行改正外，其馀改订均出校勘记加以说明。由于对《诗品》部分原文的理解不同，两家所施标点也偶尔存有分歧，若与其所作笺注疏证相关，则逐一说明，以供读者参考别择。至于两家在校勘和注释时所出现的个别疏漏讹误，为了尽量保持各书原貌，均未依据后人的研究成果加以校改。

本书最后另有多种附录，以便读者参考覆按。古直《锺记室诗品笺》原附有唐人李延寿所撰《南史·锺嵘传》，此次另外增入成书在前而内容颇有不同的唐人姚思廉所撰《梁书·锺嵘传》，俾读者能够借此知人论世。《评陈延杰〈诗品注〉》（原载1927年《中外评论》第十一期）、《评古直〈锺记室诗品笺〉》和《〈诗品平议〉后语》（原载1933年《文史丛刊》第一集），为许文雨针对陈延杰、古直和陈衍三家《诗品》研究专著所撰的书评，后均收入其《文论讲疏》，可以和《讲疏》中的相关论述互相参看。《书评——〈诗品释〉》（原载1930年8月4日《大公报·文学》副刊），作者署名为“齐”，系针对许文雨《诗品释》的评论，许文雨附加案语后亦收入《文论讲疏》，从中不仅可以了解当时学术界《诗品》研究的概况，也可以略窥许氏研究撰述的优长。《古诗书目提要——藏书自记》（原载1929年《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九卷第一〇六期），为许文雨针对丁福保编《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所作的补正，后曾收入《诗品释》，其实也可以视作他研读《诗品》时的参考文献提要，对于了解其撰述经历或许也不无裨益。

整理辑校过程中虽然黾勉从事，仔细斟酌，但自忖学识谫陋，疏漏阙略之处在所难免，尚祈读者不吝赐教，匡我不逮。

戊戌岁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