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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但愿上天给我们一种本领，
能像别人那样把自己看清！
那就会免去许多蠢事情，
也不会胡思乱猜，
什么装饰和姿势会抬高身份，
甚至受到膜拜！
真心希望我们美国人能够理解“美国”。三百年来，我们一直于这片大陆辛勤耕作。距离在此建国也已有了一百五十年的光景。我们到底在做些什么？我们究竟想要做些什么？我们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我们所做的一切，是否值得？若将美国视为由诸多个体参与其中的一项共同事业，那么，美国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对此感兴趣，皆因自身所担任的教职使然。多年来，我一直致力于帮助年青一代美国人发现、理解下一步的目标，但始终未曾如愿。此去经年，我那些最为积极活跃的学生，往往都会反复追问：“您确定自己所探求的是一个真正的问题？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目标可言；也许您的问题本身可能并不存在；也许人活着不是为了这个或者那个，只不过碰巧变成了这样或那样而已。”如此一来，面对此前的尝试可能全部建立在纯粹幻想的基础上，是在让学生寻找根本就不曾存在的边界的这种质疑，作为一名充分尊重学生及其意见的老师，我感觉已经无路可退。
整场争论，都主要围绕一个词展开。这便是指代“目标”或者“方向”的“理想”（Ideal）。在我看来，答案是肯定的。即便还不甚明晰，但只有将人和目标或者方向联结起来，人本身才是“可理解的”。这些目标或方向——也只有这些目标或方向——能够赋予人以活着的意义。只有依据作为个人评价基础的行为标准作出评价后，你才能对行为人有所了解。说得直白些，真正了解一个人，或者一群人，便是能理性地赞扬或者鄙视其品质。在人际关系中，理解，意味着评价。为人师者，我同样需要如此这般去了解美国。作为人民，我们有何价值？是该被推崇，还是该被鄙视？我认为，在当今之美国，最为重要的便是，通过与美国人生活目标的关系考查自身的生活。那么，美国人到底有何理想呢？
时至今日，当代美国人显然不会轻易赞成提出此类问题。我们不会动辄去说，更不会动辄去想什么“方向”或“目标”这件事。相反，避之唯恐不及，对此毫无任何信任可言。作为现实主义者，我们更愿意接受事实，而非什么憧憬。朴素、简单的诚实信念，要求我们发现并全身心地面对真实的世界，不得在此以外耗费心力。在这一点上，我们显然和开创这个国家的建国者们形成了奇怪的对比。美国生活方式的缔造者——以及服务于这种生活方式的政府体制设计者——在生产经营领域都堪称精明冷静，但在谈及为这个国家设计的宏伟蓝图，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民应当遵守的生活准则时，他们快言快语，充满激情。自由、公正、平等、民主——合众国的创造者们将这些话语挂在嘴边，放在心里。为了这些理想信念，他们积极谋划，不懈奋斗，甚至在必要的时候舍生取义。正是凭借上述精神与才智，他们才设计出堪称人类最高成就的社会秩序。对他们而言，美国是一项充满理想的事业，一片亟待拓殖与开发的热土。
如今，我们作为后人，虽然和这些先辈在同一片土地上生活，却早已不再讲述类似的话语，也不再进行同等水平的冷静思考。恰恰相反，“人民应当遵守的生活准则”这种话语本身，往往就会引发质疑乃至敌意。“难道我们将变成这些准则的奴隶？”很多人不禁会问。我们当中只要有人公开呼吁《独立宣言》中倡导的理念，便会被贴上“蛊惑人心者”的标签。我们会想当然地揣测：“冠冕堂皇的套话后面，究竟隐藏着什么不可示人的目的？”显而易见，这些担心并非毫无理由。现在，大声呼吁自由的，基本上都是些想奴役同类的家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已经演变为确保人和人之间事实不平等的强力工具。呼吁公平正义，大体服务于实质上缺乏公正性的目的。我们所有的道德及政治理念中最具包容性、最为强有力的民主，现在，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俨然成为一种可耻的圈套。一旦提及民主，我们或施以自嘲，或报以苦笑。
在过去的三百年，特别是建国后的一百五十年间，究竟是什么改变了美国人的所思所想？难道我们已经丧失了理想信念？难道我们已经下决心用事实陈述来取代价值判断？我不这样认为。目前，人们所表达的讥讽与幻灭，不仅不能证明他们的热情耗尽，反而彰显出一种迫切而又备受折磨的需要。我们为什么会如此痛恨假借民主、正义、平等、自由幌子的言行？这显然不是漠不关心的无所谓心态。这也不仅仅是在陈述事实。相反，其所表达的，是对我们所珍爱的理念被恶意虚假陈述的满腔怒火。我怀疑现今这个世界还有谁会像美国人这样，如此强烈地呼吁公平正义与内心真诚。然而，现实面前，人心不古，我们被迫放弃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核心特质。人，因为太想要诚实，以至于没有办法咬定自己在意真诚。人，因为太追求公正，以至于没有办法承认公正属于当今社会的构成要素。有些人虽然还没有彻底丧失理想，但基于某种原因，根本不愿对此多加提及。他们无法或者不想用言语对此予以表达。
可以从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的著作中觅得对我刚才的表达最令人信服的说明。凡勃伦堪称美国人之个人范本，同时也是当代社会理论最具原创性的信徒。其著作最为显著的特征，便在于书中蕴含的深意从不明言。表面上看，凡勃伦只是一位现实主义者。事实上，他也是现实主义者的领袖。凡勃伦毫不留情地迫使我们直面人类社会中不断律动变化的阴暗、残酷且不和谐的诸般事实。而在这一过程中，只字未被提及的所谓共同“理想”，则被切割分解，变得支离破碎。即便如此，这位笔锋辛辣的讽刺大师，依然保有自己的信念与豪情——这也正是激发其雄辩的原动力——只不过没有作为话语背景表现出来而已。如果想要有所发现，一定不能仅仅深陷于凡勃伦给出的那些事实，而是应当关注他笔下的嬉笑怒骂。有幸聆听过凡勃伦演讲的人，一定认为，最具说服力的，与其说是他滔滔不绝的言辞，不如说是他眼中慢慢充盈的笑意。正是这种雄辩之才，展现出演讲者对真诚、明晰、慷慨及自由的热爱，远超其所发掘出的任何用以表达本意的辞藻。为什么凡勃伦坚持行讥讽之能事？为什么他的痛苦只能用笑声表达？如果能够回答上述问题，我们就应该可以找到本书所尝试的“理解”美国及美国人的正确方向。
而且，我们现在所讨论的情况，还不仅仅局限于美国。过去的三个世纪，我们，以及我们所隶属的西方文明的历史，处于由古至今的转型阶段。三百年前，欧洲还是一个以践行希腊人或犹太人的理想信念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现在，欧洲社会正受到两个强有力的外来因素的影响。在知识领域，出现了“科学”。在实际生活方面，机器工业开始发挥巨大的转变作用。这两股力量共同作用，催生了社会革命。在这方面，美国经验的唯一特殊性即在于，作为新大陆上建立的新国家，我们一直以来都更易于弃旧扬新。在美国，新的发展方向得以更为粗糙、更为简单、更为激进、更为便捷地崭露头角，而在历史悠久的欧洲各国，惯性使然，传统文化根深蒂固，很难撼动。那么，这种转型——我们自身的发展只能被视为其中所包括的一个极端特殊阶段——究竟是什么？
在我看来，当代人内心最为显著的特征，莫过于和古代人相比，不再使用“精神”（Spirit）一词。对于深刻影响我们先祖的希腊人以及犹太人来说，物质与精神的区分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命题。在他们看来，存在两个人类世界，而人类在思想及行动方面遭遇到的问题，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让人的身体服从内心，让外在或物质世界服务我们的内在或精神世界，乃是人类自身文化起源的主导理想。但随着当代科学与技术的登场，二元论的支持者日益稀少，甚至趋于忽略不计。对于上述两种声势浩大的人类活动浪潮而言，“客观化”（Externali-zation）堪称最主要的推动力。科学及技术，无一例外，公开倒向了物质一边。各门科学只考虑外部关系。各种工业后来也沿用科技精英的思路，越来越喜欢根据纯粹客观标准处理问题。二者珠联璧合，共同将“精神”这个概念，从人类考虑的范围中彻底清除。经年累月，在表达客观事实方面，我们的内心变得愈发清楚、精确、明晰。与此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此前一般于精神层面获得理解的部分，则越发含混且难以表达，无法在明晰、客观的思维过程中占据无可辩驳的一席之地。我们已经陷入，或被迫拔高到一个可以为弱者提供安慰与快乐的虚幻之地。我们开始认为，迎合精神层面的言行，即主张外在或物质世界应当服务于内在或精神世界的观点，全部都是无稽之谈。我们逐渐相信，这些多愁善感、流连梦境的理想主义者不敢面对现实，总是试图摆脱真实的世界。
现在，需要简要概括一下前文所涉及的问题。这便是：难道苏格拉底或者耶稣，希腊先人或者犹太先人，所言皆是废话？难道《便西拉智训》（Ecclesiasticus）、《以赛亚书》（Isaiah）、佛祖、圣方济各（Francis of Assisi）、罗杰·威廉斯（Roger Williams）或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所言皆是废话？对于这一点，本人信念坚定且充满感情。我笃信，在所有表达方式中，通过精神财富而非物质财富的方式来表述美国，最为关键。通过希望抑或失望的标准考查美国人的生活，评价美国人推崇抑或鄙视的对象，反思其是否履行了自身应当承担的义务，诸如此类，都是理解这个国度的重要途径。除此之外的其他反思进路，则略显肤浅偏颇。这些思考进路，只要没有最终依据推崇或鄙视这一标准探究精神世界，必将一无所获。出于责任、荣誉及良知，我们在为所必为时做得有多好——抑或多糟？只要不涉及这一问题，那么我们所有的知识便都是无稽之谈。任何尝试回答这一问题的努力，都是在挑战智慧的极限。
“但是，什么科学技术，”我可能会被问及，“能够回答你给我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你通过何种学术方式收集材料？你如何认定或否定相关结论？你对有效性的验证标准为何？”这些疑问背后的含义一见即明。在被我称为“精神”的范畴当中，并不存在任何可印证的知识。在这里，人们利用自己的情感思考。每个人的想法，都会随着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个人态度——渴望抑或激情，痛恨抑或热爱，欢愉抑或痛苦——不断发生变化。而现在，面对挑战，我认为，我们应该像苏格拉底或耶稣那样思考。这两位先贤，皆在考查人类精神生活方面有着真知灼见。这两位先贤，堪称最高水平的思想家。正如伽利略、牛顿、达尔文、雅克·洛布精于理解、把握外在或物质世界那样，苏格拉底和耶稣在探究人类心智方面的能力无出其右。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像通过检视伽利略或达尔文的研究成果来发掘“科学”方法那样，通过研究苏格拉底及耶稣来探究精神世界的正确打开方式。他们在各自领域，充分展示了何谓优秀的思维范式。对之加以考查，必可获益良多。
据记载，伟大的希腊人苏格拉底，以及伟大的犹太人耶稣，曾深入民间，与大众讨论在人类生活中发现的经验价值，然后在所听所闻的基础上苦思冥想。就苏格拉底而言，我们了解到，他曾在青年时期极度痴迷当时的物理学，但很快，苏格拉底便发现，传统物理学对自己所选择的研究方向助益不大，遂弃之一旁。每天，人们都会看到苏格拉底出入市场集市、运动场所、酒楼饭肆，与艺术家、政治人物及兵士之类各色人等混迹在一起，找一切机会调查他人的主观兴趣与内心活动，并跟这些人共同反思这些态度或信念的有效性。一旦独处，他便开始回想、反思自己的所听所闻。很明显，耶稣的反思方式与此大同小异。这两位先贤，都曾试图了解人，特别是了解人的意图。这两位先贤，都试图将杂乱的信息整理为一个意义体系，去理解和解释人类目标——他们发现这些目标是迫切需要的。
我认为，这两位先贤的研究，酝酿出了迄今为止西方文明中最具洞见的两大认知。面对他人刨根问底想知道：“我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苏格拉底的智慧浓缩为下面这句话：“爱知，慎行（Be intelli-gent；Act critically）。”同样反思人类行为的耶稣，也对大家说：“要以恩慈相待（Be kind）。”单纯从对西方世界民众内心的影响力判断，没有其他人的智力成就可以与上面这两位相提并论。我并不是说要全然认同这两位先贤的观点。但在当下这个极为敏感、极为关键的时刻，应当将二者提出的观点，视为我们努力尝试践行的人类基本原则。可以从中总结出两条适用于所有行为模式、社会组织以及个人态度的重要判断标准。首先，我们和苏格拉底一样，要判断行为或态度是聪明睿智，还是愚蠢笨拙。其次，我们和耶稣一样，要追问行为或态度背后的动机究竟是痛恨无视，还是恩慈爱意。怎么会有人居然看不出，跟若干世纪之前在雅典及巴勒斯坦一样，这两位伟大导师的理念依然适用于当今的美国？他们依然可以洞悉我们藏在心底的秘密！他们依然可以让我们直面自己。他们总是能够如闪电般照亮黑暗，让我们摆脱在寻找智慧及人性这两大根本目标时遭遇的困扰与迷惑。在这两位先贤的帮助下，我们有可能得到智慧女神的眷顾，进而发现自我。借此，可以让我们亲眼目睹，在尝试用理解与慷慨替代占据西方世界主导地位的愚蠢与仇恨的长期斗争过程中，美国扮演了何种角色，应当发挥何种作用。而这样的一种自我解读或认知，我敢肯定，不仅仅对美国，甚至对当今世界整体而言，都显得迫在眉睫。从精神层面判断，我们业已迷失在客观化的混沌之中，是时候让我们重新找回“自我”了。
然而，或许我还会面临进一步的追问：“应由何种科技承担认知乃至反思上述问题的工作？”对此，我必须直言，用当今科技的标准来看，苏格拉底也好，耶稣也罢，显然都属于非科技层面的存在，而他们所探究的问题本身，也无法简单对应某种科技，或者所有科技之和。这两位“学徒”从未在实验室里待过，更别提进行什么定量测量、关键试验或最终验证了。在科技层面，他们的结论依然，并且必将永远保持在“未经确认”或“未经证实”的阶段。然而，他们是思想家。在我看来，这两位思想家所实现的知识成就堪称天才，登峰造极。此番表述，我敢肯定，马上便会招来迅速且尖锐的回击。“你是在建议，”他们会质问，“在一个科技时代，依然适用在科学技术萌发前的古代社会残存的思考方式或进路？”对此，如果勇气依然能够支撑自己，那么我就必须明明白白地回答：“是的。”在我看来，全新科技手段的出现，并不会在实质层面影响我们处理苏格拉底或耶稣所面对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依然与时俱进，形塑着我们最为根本也最为急迫的主观问题。面对这些问题，科学技术的手段或方法显得相对肤浅，无法成为解决问题的主要手段。不容否认，全新科技帮助我们在事实发现、信息收集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绝对不能说科学技术否定了我们探究精神世界的本质或者处理这一问题的方式。现今，对人类精神的解读，和当年（即现代科技尚未诞生时）苏格拉底或耶稣所做的，实质无异。
作为上述“反调”的佐证，或许我应当从当今美国撷取若干实例。美国，过去曾经，并且一直不乏试图对人加以诠释的智者。威廉·詹姆斯——特别是他在晚年所进行的哲学反思——凡勃伦、杜威（Dewey）、罗伊斯（Royce）、怀特海（Whitehead）、奥图（Otto）、霍姆斯（Holmes）、汉密尔顿（Hamilton）以及科恩（Cohen）——这些人所从事的活动，基本都是在继承苏格拉底及耶稣所做的事业。我们可以从他们每个人身上，发现对人性高贵品质的渴求。这些智者更曾纷纷为达成人性的高贵献言献策。并且，我想特别强调的是，他们沿用了上述两位先贤所采用的研究范式。这些智者在伏案研究时，面对的材料，正是与远近不同的人的交谈记录。他们静静地远观，思考人类行为的属性。他们当中没有谁是所谓新信息的发现者，我甚至怀疑他们是否为我们的知识体系添补过任何重要的事实。当然，他们值得尊敬的原因，也绝不在此。至于所谓“验证”的问题，情况与此大同小异。从科技层面来看，他们也从来没有想过对自己的结论做什么“验证”。的确，他们非常热切地欢迎科学技术能够提供的一切全新知识。但是，整体而言，他们的探求与反思依然限制在其本身，限制在像他们一样的普通人。借此，他们试图理解人类生活。并且，在理解的过程中，他们脱颖而出的原因，并不在于所掌握信息的广度及准确度，而是在于见解的睿智、分析的灵活，以及激发他们不倦探索的精神激情的深厚与丰富。
对于苏格拉底及耶稣的反思范式所具有的优势特质，还需要补充两点。这两位先贤对生命的解读，都包含着批判的意涵，换句话说，赞同或反对人们对于自身生活的态度或观念。在他们手中，人性本质的判断，以一种明晰且深邃的推理方式，不断发生着改变、矫正、扬弃、丰富。在这门充满艺术感的实践活动中，这两位先贤同样堪称大师。在既有文献中，我还找不到任何比苏格拉底及耶稣与其弟子对话时，对弟子的谬误观点所作的批判更令人兴奋、更具说服力的论述。“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耶稣如是说。道德习俗评判易于逐渐沦为愚蠢言行，对此，苏格拉底曾有深刻洞见，他在《欧绪德谟篇》（Euthydemus）中追问：“你认为你那无所不知的兄长不对吗？”
这种将对手满口胡言彰显无遗的做法效果显著，让整个论辩高下立判。在这种非科技性质的反思方式中，真理与谬误需要截然区分开来。
此外，人类生活的伟大解读者们，似乎拥有一项异乎寻常的能力，能够将海量的人类态度与判断，条分缕析，纳入单一的范式当中。苏格拉底及耶稣范式的熠熠发光之处，正在于依据我们的经验法则，任何人类行为都可以被纳入一个有序且可说明的体系当中。在“认识你自己”的口号下，苏格拉底致力于总结我们的所有优点、所有可供推崇的生活方式。所有这一切都被视为是特殊类型的智慧，或者自我认知。并且，以相同的方式，“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将智慧融入社会秩序当中。耶稣告诉我们，一切正确的社会态度，都应采取与人为善的形式。一切人类言行，都应将慈悲同情作为基础。上述见解，当然，绝对算不上是诠释生命的全部含义，但属于随着人类智慧不断发展，解构与重构相关诠释，转型与改造相关范式的基本原则；属于在永无止境的人类精神内省过程中，供人们创造和理解生命含义的智力工具。
接下来，便涉及本书要讨论的命题。我们需要了解美国。因此，我们必须像苏格拉底和耶稣那样思考，必须从精神层面诠释我们的国民生活。因此，我们必须发现并且明确自身的理想信念这一精神层面的问题。当然，从事此类探索的任何人，都不应笃信终将成功。但我们必须勇敢迈出第一步，并且在一旦出现了阻碍甚至颠覆人类目标的悲剧性混淆及反复时，坚持到底。接下来的问题便是，美国人究竟有何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