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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过去，是为了与未来更好地相遇。中国经济未来的目标已经明确：告别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这个切换的过程注定是艰难的，世界经济史上有太多国家经历过类似的出清，区别只在于出清的快与慢。
有的国家选择了“快出清”。这种选择意味着承受短期经济的下行（甚至是崩溃）和金融风险的释放，容忍家庭、企业甚至是政府违约破产，容忍个人大规模失业，以此来快速地消化掉繁荣时期埋下的风险和弊病。这种选择的好处是让大家可以快速调整、轻装上阵，给新经济留出空间；坏处是剧烈的出清必然会引发一些社会风险甚至是动荡。
比如2008年次贷危机后的美国，牺牲一批“大而不倒”的企业，在西方国家中最早摆脱危机。美国的玩法几乎是完全市场化，生死由命。从2007年贝尔斯登出事之后，在1年多的时间里大批金融机构和企业破产倒闭，比如世界上最大的投资银行之一的雷曼兄弟，美国的失业率也大幅上升。
快出清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巨大风暴，上万亿美元的金融泡沫破裂，美国房地产价格大跌30%，其他国家的金融市场由于广泛参与美元资产投资，也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全球经济陷入衰退。这次衰退过后，美国进行了比较及时的救援，在5年之后基本走出危机；欧洲在金融危机1年之后又陷入了主权债务危机，用了8～10年的时间走出阴霾；还有大量的经济体至今仍然还没有走出2008年金融危机。
又比如20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后的中国，采用“砸锭压锭”“国企下岗”等非常规政策极速出清。当时中国政府主要采取了以下政策组合：货币政策“中性偏紧”，银行信贷并未因经济下滑而大幅投放；使用行政手段，兼并破产落后企业、下岗分流职工。这次出清历时大概2年，在出清任务基本完成之后，中国借加入WTO之机，实现了经济的腾飞。
有的国家选择了慢出清。这种选择意味着通过货币和财政等政策对经济下行进行托底，避免家庭、企业甚至是政府的大规模违约破产，寄希望于新经济的发展能够慢慢把过去的问题消化掉。好处是更能保证经济社会的稳定，避免经济危机转化成社会动荡；坏处是僵尸企业等一些过去经济留下的老问题会导致内耗，挤占新经济的发展资源和空间，经济运行的效率下降，同时由于过于宽松的政策，还容易催生资产泡沫，埋下金融危机的风险。
典型的例子就是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面对经济下行不断用宽松政策托底，僵尸企业横行，改革转型相对滞后，最终陷入“失落的20年”。日本在80年代面临的问题和目前的中国很像，外部受到日美贸易战和日元升值的挤压，80年代日本出口增速大降，尤其是在1986-1987年，出口增速降为负值；与此同时，内部人口老龄化，重化工业等主导产业出现衰落。在外部出口下降和内部产业转型的压力之下，日本不得已开始实行货币金融大宽松政策，甚至有些无法自拔，基准利率一路下降。
日本政府的“托底”和“拖延”政策不仅没有转化成实体的增长，反而把资产泡沫彻底吹了起来，日经指数在1984-1989年5年涨幅接近3倍，最高峰时全部日企市值是美企的1.5倍，占全世界企业市值的一半；签订完“广场协议”之后，东京的房价直接暴涨120%，全盛时期卖掉东京就可以买下整个美国。1989年受美国货币政策影响，日本货币政策转向，连续5次加息，资产泡沫骤然破灭，日本经济从此陷入“失落的20年”。
中国经济的出清会走向何方？从目前的情况看，既不能完全复制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也不能完全照搬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经验，因为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比任何时候、任何国家都更加特殊。
首先，社会体系的结构失衡明显，保障体系尚不完善，风险点更多。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2018年中国的人均GDP为约9000美元，约合6万元，是西方发达国家的1/4左右，而且收入差距很大。中国的城镇化率约为60%，而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城镇化率普遍达到80%～90%，2015年农村人均收入约1.1万元，按照10%的年均增长速度来算，2018年大约有1.5万元，仅为人均GDP的1/4。西部地区的人均GDP水平仅有3万～4万元，而北京、上海的人均GDP水平达到13万～14万元，东南部沿海省份的人均GDP达到了10万元左右。中国的保障体系尚不完善，比如失业金的金额较低，而且领取条件很高，比如北京失业金标准大约为每月1500～1600元，只够在六环租一间10平方米的屋子。
其次，金融体系和监管体系还处于初级阶段，容易滋生泡沫，抗风险能力差。国内监管不成熟，很多业务还在“猫捉老鼠”，而欧美已经经历了几轮监管整顿，市场环境比较健康。比如在财务造假方面，2002年一年美国经历了25起影响恶劣的重大财务造假事件，包括臭名昭著的安然事件，此后美国加强了对财务造假的审查和处罚力度，在美国财务造假的公司要面临着至少500万美元的罚款与10～25年的有期徒刑，帮助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的会计师事务所、投资银行等也面临着巨大的赔偿风险，2004年之后美国的财务造假事件基本销声匿迹。
最后，工业体系的自主性、内生性相对较弱，抗周期性比较差。比如中国的半导体产业，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市场，市场规模占全球的30%以上，但核心技术国产化程度较低，更多依靠外需和市场扩张，自我修复能力不足，主动创造需求的能力不足。中国的集成电路（半导体产业的核心产品）始终是进口多于出口；从2018年全球芯片设计领域市场占有率来看，美国占据全球68%的份额，处于绝对领先地位，中国仅占29%（中国大陆占13%，中国台湾占16%）。典型的案例就是中兴，最近几年中兴因为核心技术专利问题麻烦缠身，2018年与美国政府达成和解协议，赔付了10亿美元的罚款。
90年代末中国能成功地快速出清，和当时的外部环境有很大关系。2001年中国加入WTO，一下子把外需打开了。中国通过贸易顺差从外国人身上赚到了钱，这样正好弥补了国内快速出清带来的空白，也迅速消化了改革出清带来的阵痛。现在为什么不行了？
第一，逆全球化挤压商品贸易出口。2012年开始，中国的出口金额增速大幅下降，逆全球化之下商品出口增速还将继续放缓，甚至长期处于负增长。
第二，产业转移导致商品贸易的进口需求增加。过去在中国生产的企业跑到国外生产，最典型的案例是耐克和福耀玻璃。耐克代表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福耀玻璃代表了制造业的转移。2016年福耀玻璃在美国建厂投产，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的生产成本与美国相差无几，这其中不仅包含了劳动力和土地成本，还有运输、税收、能源和垄断成本。
第三，服务贸易逆差扩大，很快可能会吃掉商品贸易的顺差。
在这样的内外环境之下，中国经济快出清的风险确实很大，权衡之下，慢出清成为一个必然的选择。总的思路就是一手用适度的宽松政策托底经济，另一手抓紧改革开放，加速转型，这导致出清的速度和节奏都比西方国家要慢得多。从历史经验和现状来看，本轮出清可能还要持续3到5年的时间。
当潮流逆转的时候，每个人都面临着新的抉择。过去20年逆流而上，未来20年要顺流而下。对投资者来说，投资策略要从“赚快钱”向“赚慢钱”转变，抱紧核心资产，不要再沉迷于短期投机。对企业家来说，经营策略要从“大而不倒”向“小而美”转变，不盲目扩张，不过度加杠杆。对创业者来说，创业策略要从“流量扩张”向“流量变现”转变，扎实做好产品、积累用户，盈利才是检验创业成功的唯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