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6”与“保8”及启示

目前“保6”讨论让人联想到“保8”。中国宏观调控历史上政府选择年度增速特定数字目标似乎仅发生在1998年。当时中国在外部遭遇东南亚金融危机冲击，出口增速大幅回落，国内宏观周期处于紧缩下行阶段，并第一次面临通货紧缩压力，决策层在承诺“人民币不贬值”的同时提出“保8”。1998年GDP7.8%的官方统计增速略低于“保8”目标，不过当年实施的一系列扩大内需举措——包括央行降息降准、财政举债支出、大规模基建以至高校扩招等，对稳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也赋予1998年在中国宏观调控史上的特殊地位：政府第一次自觉采用扩张性宏观调控政策缓冲内外环境冲击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宏观调控政策从早先侧重抑制过热通胀延伸到积极应对通缩，从而具备针对整个宏观周期不同阶段实施逆周期调控的属性。

21世纪初年中国逆周期宏观调控政实践继续深化，近年总需求管理经验更加丰富，与宏观调控政能力进一步提升，对新时期平稳实现潜在增速换挡期并保持中高速增长发挥了保障作用。回顾世纪之交经济政策成功经验，另一个鲜明特点是宏观调控政策干预与改革突破有机结合，成效显著。国内推进金融、住房、国企等领域系统改革，外部成功实施入世战略、全面提升开放水平，同时通过“三个代表”理论创新实现第三次思想解放。20世纪90年代与世纪之交体制转型的多轮系统突破激发出巨大增长潜力，加上党的十六大后实施科学发展观，中国经济在21世纪初年迎来波澜壮阔的开放宏观景气增长，为中国当代经济“宏调保稳定，改革跨台阶”发展规律提供一个经验例证，也对“改革状态依存的潜在增速”认识提供了一例经验支持。

面对目前形势，宏观政策无疑需加大稳增长力度，学界和决策层对此存在共识，“保6”分歧更多表现为采用什么措施稳增长与促增长。2019年和近来的宏观政策已加大稳增长力度，表现为央行采用包括降准减息手段在内的各种措施多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金融监管部门调节校准一度偏于激进的去杠杆政策，财政部门加大扩张力度并且提前下达了2020年地方专项债额度。就世纪之交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经验与两类潜在增速角度看，在肯定总需求管理政策的必要性前提下，还亟需加大与激活增长潜力相关领域的市场化取向改革力度，加强深化对土地、户口、城市化、民企等特定领域已实施的改革举措，使之提升为新一轮更具系统性的改革突破，推动经济运行尽快摆脱下行压力并迎来新一轮内生宏观景气增长。 mT+ioXgfQnEdev7r+keqWLDxtxAmpCn0RZpxgHVUa47r6ilTSb6lgzV4Wp2riFp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