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近年经济走势特点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40余年来年均增速约为9.5%，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全球经济增长最重要贡献国之一，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然而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呈现几点值得关注的特征性事实。

一是经济增速从两位数高点回落：2019年第四季度的6%，降幅超过四成。期间虽有短期回升，然而总体看是持续10年趋势性回落。

二是从较长时间窗口看，2019年《经济蓝皮书》显示，改革开放40余年经济增长大体经历三起四落的三个半周期。第一次下行调整时期最短约3年，第二次下行调整大体从1984年到1990年前后约6年，第三次从1992/1993年到1999/2000年前后约7年。本轮调整从2011年算起已有9年，如果把2007/2008年看作调整起始年份则10年有余，即便从增速“破8”计算下行期也已有7年。目前业内对2020年经济增速的中位预测大体是6%，可见市场预期经济增长仍将延续多年下行趋势。

三是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大幅回落。实际投资增速从2010-2011年的20%上下，降到近年来一度呈负值，现回升到5%上下的相对低位。2010-2011年民间投资增速比整体投资高7至10个百分点，近年降到与后者增速相仿和略低水平。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期，民营投资甚至是国企的8～9倍，2007-2012年间除了“四万亿”刺激前后国企投资反弹，民企增速也是国企的几倍，然而2012年以来民企投资增速快速下跌，近年大部分时间低于国企，如2019年10月4.4%的增速比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增速低约四成。

当然，用两点论观察经济形势需要强调指出，中国经济运行同时呈现更多方面稳健和积极的事实。例如中国经济在发展阶段和结构快速转型中仍保持了中高速增长，中国仍是主要经济体中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又如中国经济发展新业态、新技术、新因素活跃生长，体现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韧性与活力。再如中国经济增量巨大，每年增加相当于澳大利亚或荷兰的经济规模，是对全球经济增量贡献最重要经济体之一。很多类似经验事实说明，中国经济发展积极有利的基本面条件没有变，中国经济发展潜力仍然很大，对此应有充分认识和信心。不过如老话所说：“优点不说跑不了，问题不说不得了。”为确保发展潜力充分释放和经济增长行稳致远，对于过往近10年经济增速持续走低和下行压力挥之不去的现象也需要认真分析应对。

上述经济下行现象肯定有多方面成因，对此经济学界和社会各界有很多讨论分析。例如针对早先景气增长与大规模刺激带来的产能过剩与过量库存，党的十八大后决策层顺应调整规律要求，稳健推进去库存和去产能，2013-2015年间经济增速逐步回落。又如环保监管力度加大，国家2013年开始实施为期5年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在取得明显成效的同时也会对某些行业增长带来压力。再如针对宏观杠杆率上升偏快与局部金融风险增长，近年有关部门实施金融去杠杆政策，产生了积极效果，然而短期局部调控力度偏大客观上也带来了不利影响。还有外部环境变化特别是美国对中国挑起贸易战，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中国经济增速。

从两类潜在增速比较角度看，也需关注新时期体制转型某些阶段性特点与长期经济走势的关系。决策层一直坚持改革开放，21世纪初在建立社保体制和完善民生体制改革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在金融等领域市场化改革方面也取得重要进展。党的十八大后高层更加重视推进改革，党的三中、四中全会决定描绘经济体制与法治建设蓝图。中央深改组2013年12月成立，到2017年10月共召开38次会议，审议200多个文件，破解经济、社会、国防诸多领域改革难题。然而受种种客观因素制约，针对妨碍潜在增长能力发挥的某些关键领域改革仍有待深化。

例如房地产投资是满足城市化背景下国民住房消费需求较快增长的现实途径。在城市化快速推进阶段，房地产业合理可持续发展本来应是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优势领域，然而在现行行政垄断供地体制制约下房地产合理发展与投资潜能仍未能充分发挥。观察2016年开始的新一轮房价飙升原因可见，进入21世纪以来多轮呈现的“供地体制—垄断供地—逆向调节—房价波动—楼市调控”的内生循环再次发生作用。面对新一轮房价飙升并伴随投机性炒作与违规融资，政府为管控风险不得不实施力度更大的需求管制措施，我们正在为供地体制机制深层局限付出代价。

又如基于户口管制实施的严控超大城市的政策取向也值得反思探讨。进入21世纪后，中国城市化发展中的大城市集聚效应更为彰显，与某些城市化政策和规划方针存在矛盾。我和石先进博士研究了历史时期10多个目前规模为特大超大城市先后制订的几十个规划样本，发现这些规划八成多都低估了期末人口规模，平均低估偏差高达330多万人。对规划人口的低估带来大城市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投资相对不足，加剧公共设施和服务供不应求矛盾和“大城市病”，一定程度上又反转促使城市当局出台各类管制措施。大城市人口流动强势管制政策，虽然对现实矛盾有某种舒缓作用，但客观上不利于充分发挥大城市的集聚效应和增长潜力。

再如对不同类型企业的体制政策待遇区别也不利于投资潜力充分发挥。以工业部门为例，民营企业资本回报率是国有企业的2倍多。然而对比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各自创造利润最高的部门，国企方面的电力热力、汽车、烟草、石油天然气、酒精、汽车等6个部门创造了八成以上利润，但这些都属于行政垄断或垄断程度较高部门行业，并且与民营企业利润贡献最大6个部门之间没有任何交集。这折射出总体投资效率较高的民营企业在部门投资准入方面仍面临明显的行政管制，不利于从供给侧充分释放投资和增长潜力。

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在重视产权和保护产权制度方面取得了历史性进步，这方面改进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发挥了重要激励和保障作用。然而从现实看，对民企产权的保护仍有待加强，近年报道的少数地方不时发生行政权力损害侵犯民营企业合法产权的案例，对市场主体未来预期和信心也会产生不利影响，也对相应的投资和增长产生影响。 Xs+1O503n89363dxDji1hBQaOied7PYMp0xWSbGrmXOzu+j9lSTGEuCoCBqk83j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