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状态依存的潜在增速”

“潜在增速之谜”有待更细致的经验研究，然而也需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历史和现实经验，对潜在增速概念本身进行理论思考。经济学现有文献对潜在增速的定义，假定存在与增长潜在有效发挥相匹配的体制条件，这个暗含假定在研究中国当代经济增长时能否成立有待反思商榷。我们知道，中国当代经济高速增长和相对追赶，本质上是体制与发展两重转型内容的互动过程，满足经济增长所需要的体制制度条件，是通过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改革推动体制转型逐步创造形成的。考虑是否存在改革进展突破满足体制转型条件对释放增长潜能的关键影响，有必要将与增长机制密切相关的体制改革状态纳入对潜在增速的定义，提出“与改革状态相关的潜在增速”概念。

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经验事例显示出体制转型状态对潜在增速的重要影响。改革开放时期，多次发生五年计划和长期规划对潜在增速的事前估计与后来实际增速出现很大反差的情况，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潜在增速目标的研究和计划者难以事先预知后续重大改革突破，对已推出的改革举措也难以准确评估其复杂影响和效果。这类实践经验说明，有必要依据是否包含改革突破释放增长潜能效果，在概念上对潜在增速进行适当的类型区分。

最早一次事例是改革开放初期年计划增长目标与实际增速的反差。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制定了1981-198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六五”计划，其中要求国民经济在80年代前半期年均递增4%，在执行中争取达到5%。然而我们知道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增速获得了超高速增长，远远高于计划预期。

两者差别为什么这么大？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经济年均增速约为6%，但是伴随宏观经济的巨大波动，可见其潜在增速应该显著低于6%。1979年中央针对“洋跃进”导致宏观不平衡问题，决定执行3年期经济调整方针，接受较低经济增速。针对调整方针执行中面临的问题，1980年年底中央有关负责人建议基建投资“铁公鸡，一毛不拔”，表达继续坚定执行调整方针的决心。

给定计划时期长期增速经验，结合当时经济调整现实要求，再考虑中长期计划需要留有余地，决策层把“六五”计划时期经济增速定为“保4争5”是审慎和适当的，因而是可以理解的。当然，限于当时经济学的研究情况，考虑到中国官方文件的表达方式特点，不会采用潜在增速概念；然而就其制定原理和基本内涵而言，可以把计划增速看作是反映当时学界和决策层对当时经济潜在增速的推测判断。

1981年经济增速确实回落到5.2%的低位，接近“六五”计划增长目标对潜在增速的预判。但可能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是，改革开放初年中国体制变迁的一系列“破冰”举措，开始静水流深般地重构新时代经济发展的基本面与结构条件，并很快在宏观经济增长绩效层面表现出与早先历史阶段具有实质性差异的新特点，第一次呈现改革突破释放增长活力从而大幅提升潜在经济增速的规律作用。

粗略回顾当时大幅推高经济潜在增速的体制转型破冰举措，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大幅度提升农业潜在产出。依据林毅夫教授较早期有关计量研究成果，该时期中国农业总增长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做贡献约为46.9%，远远高于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农业生产要素价格降低等其他因素所做的贡献。

二是20世纪80年代初农业改革取得阶段性成功，推动乡镇企业开始“异军突起”，加上外出农民工大潮开始初期发力，快速扩大了非农就业机会。另外，知青回城倒逼劳动力市场改革，对个体经济松绑的改革政策推动“个体户”如雨后春笋般增长。几方面改革突破在劳动力市场带来突出成效，初步匡算由此额外创造的城乡非农就业岗位总数可能有2000万之多。

三是开始实施对外开放战略积极吸引外资，国际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与国内劳动力和其他不可贸易要素结合，几乎是凭空在局部引发立竿见影的增长效果。如同我访谈东莞虎门最早的一家与香港企业合作加工贸易制作手袋案例显示的那样。“六五”时期中国引进FDI约50亿美元，考虑当时主要引入的是劳动密集型项目，投资就业弹性较高，估计能额外创造几百万个主要面向国际市场的非农就业。上述改革开放带来的非农就业估计数量，约占同期第二、第三产业新增的5150万就业量的一半。

四是贸易体制和汇率改革推进，从1978年开始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出口总额实现了高速增长。国有企业改革开始探索，经营活力边际提升也具有激活增长效果。由此可见，把现实达到的潜在增速与计划潜在增速的差别主要归结为改革开放破冰释放体制转型推动的结果，既有学理依据，也可在经验数据层面得到支持。

中国体制转型是包含经济、社会、政治和思想理论的系统改革创新。对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而言，改革破冰时期解放思想和理论创新发挥了关键作用，否则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和引进外资特区开放是难以想象的。当时思想理论创新是全方位的，既包括在广泛争论中确立实事求是和思想解放方针路线，中国共产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改革开放体制转型提供理论和历史观支持；也包括对外积极主动调整与美国等主要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直至用“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在国际观和时代命题方面支持改革开放。

这个事例提供了难得的经济史意义上的大规模思想试验情景，清晰显示出没有改革突破假设条件下对中长期潜在增速的预测和计划，与实际发生改革转折性系统性突破条件下的潜在增速必然存在很大区别。两类增速比较及其体制含义给人们上了生动一课，为后续改革共识达成奠定了重要的经验基础。把这个经验事例内涵置于潜在增速理论层面思考，不难看出有必要把改革进程决定的体制转型状态纳入对潜在增速的定义。

两类潜在增速比较事例此后多次再现。如1991年国家制定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规定1991-2000年间经济平均增速为6%左右。然而实际上90年代GDP年度增速却要高于这一目标增速。1997年世界银行专家团队对21世纪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做了全面分析，提出2001-2010年经济平均增速为6.9%。然而21世纪第一个10年年度增速最低是2001年的8.3%，最高为2007年的14.2%，10年间的平均增速为10.5%。两次预测的误差虽有多方面原因，其中未能重视或难以事先评估后续改革突破的影响是最重要原因。可见，有必要采用“改革状态依存的潜在增速”视角分析中国体制转型背景下的长期增长现象。 XLG3oDShlde9SMt94Eea6k+igowSguvC617M01BEra5G2BAA+HAwveU1YDdRv+k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