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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过去面临经济压力时，中国往往采取强刺激，这些刺激政策尽管短期内对中国经济起到了稳增长作用，但随着中国经济体量不断扩张，潜在增速下降，刺激效果也在减弱。
强刺激还留下不少后遗症。笔者曾在《反思“四万亿”恐惧症》一文中指出，“四万亿”在中国经济濒临硬着陆之际推出，方向是正确的，只是执行过程中忽视了中国经济固有的结构性弊端。“四万亿”的主要问题包括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缺乏约束、金融体系承担“准财政”功能、国有企业隐性担保机制、产业政策存在诸多弊端，造成房地产泡沫积聚、地方政府债务、银行坏账风险加大及产能过剩等问题，部分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彻底解决。
仅以房价为例，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的每一轮刺激均伴随着房价的大幅上涨。笔者通过金融机构境内住户贷款和居民可支配收入指标计算，发现2018年两者的比值达到122%。以国际清算银行口径的居民偿付比（即使用剩余加权平均期限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居民债务现值）作为杠杆率指标，可以得出中国居民杠杆率为10.32%，高于美国、英国、日本等主要经济体。
因此，笔者认为2020年仍将很大程度延续目前的政策思路。特别是在房地产领域，短期不将其作为刺激经济的手段，中期坚持“房住不炒”，遏制房地产高杠杆风险，降低对实体经济的挤出，只有在经济下行压力触及底线或房企资金链风险加剧时，才可能出现“因城施策”的边际微调。
财政方面，专项债提前下发带动基建投资将成为政策主线，但与之前大规模刺激的情景不同，2020年将以通信“新基建”为主要发力点。货币方面，央行行长易纲表示，“货币政策的主要功能是保持短期的需求平衡”，货币政策框架将协调稳增长与降成本的关系，并逐渐从以数量调控为主转变为以价格调控为主。
至关重要的是，应当尽可能达成中美第一阶段协议，维护良好的国际环境。当前一些媒体强硬表示，第一阶段协议应当取消加增关税，但这并不切实际，因为一旦触及取消加增关税，谈判将涉及政府补贴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深水区”，双方的拉锯必然升级，造成进一步拖延。笔者认为，第一阶段仍应聚焦在美方取消加增新的关税和中方购买美国农产品，这方面应该可以达成协议。
2020年是改革的关键之年，短期稳增长和长期促改革之间存在取舍，核心仍然是通过对外开放、加大创新研发等途径提升效率。特别是，借助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经济增长率和快速增长的国内市场需求，中国应当继续以开放回应孤立主义，实现竞争中性原则，优化营商环境，并通过加强科技创新和治理能力，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者。改革开放取得实效，取得更大的中长期的收益，即便未来经济增速换挡、进入5%时代，也比靠强刺激取得6%的增长更加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