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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工具是安全资产，流动性越高，变现的成本越低，安全资产也包括长期的保值工具。消费者持有安全资产既有流动性需求，也有长期储值的需要，企业持有安全资产则主要是应对流动性风险。对“安全”的认知反映投资者的预期。在完全确定的世界，我们不需要安全资产，因为有充分的信息让我们精准匹配未来的消费和现在的投资。在不确定的世界，对信息不敏感的就是安全资产。经济学文献对此有个表述叫“No Question Asked（NQA）”，即不需要问任何问题，投资者没有动力去发掘对自己有价值的私人信息，就是安全资产。
安全资产的供给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公共部门生产的安全资产，政府债务比如说国债，还有中央银行发行的基础货币；另一类是私人部门（金融机构）生产的准安全资产，比如说银行存款。金融机构生产的安全资产没有国债那么安全，正常情况下它对信息不敏感，然而一旦有波动，它对信息可能变得非常敏感，容易发生挤兑甚至导致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触发点就是典型的批发市场的债务工具的挤兑。
安全资产供求平衡难以把握，因为有不确定性的冲击。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不确定性增加，人们对安全资产的需求增加，同时安全资产的供给减少，因为准安全资产遭到挤兑。美国的货币市场基金和南欧国家的政府债券，本来被认为是安全资产，但危机后却变成风险资产了。近年来贸易摩擦、英国脱欧带来的不确定性，都增加了全球投资者对安全资产的需求。2019年就国内来讲，包商银行事件增加了投资者预期的不确定性，5000万元以上的大额存款不保本，批发市场参与者的认知发生变化，带来市场波动。
安全资产荒或者说安全资产供不应求反映在价格变化上，或者说通过价格变化来达到供求平衡。封闭经济体通过无风险利率下降和信用风险溢价上升来实现。在开放经济环境下，因为美国是安全资产的主要提供者，全球追求安全资产，追求美国国债等安全资产，导致美元升值和其他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风险溢价上升。2019年美元汇率波动明显和贸易摩擦相关，恶化时美元升值，缓和时美元贬值，不仅因为美国是贸易逆差国，也和美国是主要安全资产提供者有关。
2019年还有一个热议话题，就是民营企业面临的经营环境，尤其是在金融风险释放的过程中，民营企业受到的冲击巨大。2017年金融工作会议以来，政策一直强调国有企业去杠杆，但似乎民企受到的影响更大，民营企业债务违约，融资条件紧缩。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安全资产荒是一个视角。安全资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对投资者或者债权人来讲，同等财务状况下，国企的负债比民企负债违约风险小是一个合理的认知。在不确定性增加时，安全资产荒对国企有利、对民企不利并不奇怪。
类似的现象在全球金融危机时在西方发达国家也发生过，风险偏好下降导致投资者追求政府债券、规避风险资产，政府通过国有化或者其他方式救助金融机构甚至一些实体企业，这是西方国家的“国进民退”。但是我们的情形和西方国家还是有重大差别的，那就是在中国，国有企业和民企是竞争的关系，而一般来讲政府不直接参与商业经营，和企业不是竞争的关系。这可以说是我们当前面临的困境，增加对民企的政策扶持当然有帮助，但是在不改变现有机制的情况下，增加不确定性就是对民企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