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崎市定这本书最先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以《水浒传中的人物》为题在《历史与人物》杂志上连载；而后改题《水浒传：虚构中的史实》，相继收入《中公文库》与作者的全集。现在的书名《宫崎市定说水浒：虚构的好汉与掩藏的历史》，是中译本（赵翻、杨晓钟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改的，虽未尝不可，但已非原汁原味。

更有甚者，译者序说：翻译时，“在表述上围绕文章的可读性、趣味性，译者也做了一些延伸和发挥”。由于手边没有日文原版，对中译本这种做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损害到学术著作的严谨性”，无法做出全面判断。但这种把自己“延伸与发挥”的私货与原著缠夹在一起发卖的做法，在翻译中似乎并不足取。

至于中译本把为《水浒传》插图的日本浮世绘大家葛饰北斋一再排成“葛饰北齐”，把我国最负盛名的宋史学家邓广铭通通排成“郑广铭”，让人不由得猜疑译者（当然也可能是责编）或许不认识日文汉字中的繁体字，错把“北齋”看成“北齊”，误把“鄧”当作“鄭”。第三十页所载陈洪绶《水浒叶子》的插图分明是赤发鬼刘唐，文字说明却作“宋江”，也让人啼笑皆非。

《宫崎市定全集》第十二卷收录其研究《水浒传》的全部著述：第一部分是《宋元时代》《世界第一的宋元时代文化》与《宋与元：从蒙古大帝国的出现到东亚的文艺复兴》三篇专论，似是作为《水浒传》形成的时代背景来处理的。第二部分即本书。第三部分则是与《水浒传》相关的三篇论文，分别为《水浒传的伤痕：现行本成立过程分析》《两个宋江》《水浒传与江南民屋》，前两文反映了宫崎对《水浒传》的后期观点，实为本书中《宋江其人》与《〈水浒传〉的成书年代》的前导性成果，他也将这两文列为本书的参考文献，窃以为也应该译出作为本书附录。在该卷《自跋》中，宫崎回顾了自己《水浒传》的研究历程，也是颇有参考价值的，不妨也作为附录译出。在对译本吹毛求疵后，进入正题。

一

宫崎市定（1901—1995），日本中国学开山内藤湖南的传法弟子，也是涉猎最广博、识见最透辟、成果最丰硕的日本中国史学的第二代巨擘。宫崎自称，自己的史学“最先从研究宋代开始”，宋史始终是他研究的重点。而《水浒传》的故事正是发生在北宋末年。由这样一位宋史大家来说《水浒传》，自然是不二人选。

宫崎推进了内藤的“唐宋变革论”，并夫子自道：“我从来不会离开世界史的体系孤立地思考个别的问题。”他追随乃师倡导的宋代近世说，正是这种史观对宋史的定位。而他在研究《水浒传》这一个案时，也始终没有偏离这一学术旨趣。就在这本写给大众的读物中，他仍坚持自己的“近世说”。例如，他认为，《水浒传》故事所发生的“宋徽宗时期，北宋社会经济高度成长，甚至可以说已经出现了某种资本主义形态”。在说到《水浒传》里杀人祭鬼的情节时，宫崎注意到这一现象“与所谓的中国从宋代开始进入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近世说”有所抵牾，便解释说：“一边是先进的理想，另一边是落后的现实，这两者之间的不平衡性才是西方文艺复兴的特征”。这一套说辞，令人略感牵强附会，却也表明“近世说”的宏观视野与《水浒传》的具体个案如何接榫，即便在宫崎这样的大家那里，也还是个问题。

出于专业敏感，宫崎认为“要想了解中国，读《水浒传》要比读四书五经更有用”，显示他对中国社会历史的感觉一点不暌隔。出于职业习惯，宫崎念兹在兹的问题是：“作为小说的《水浒传》和实际宋代的史实之间究竟存在着多大的差异？”面对具体的历史事件，他首先关注这一事件赖以存在或发生的历史背景。本书“无德之帝”一节，概述“宋代史传有关徽宗的记载”，一般读者也许会感到冗长与无趣，而宫崎则旨在勾勒《水浒传》的时代背景，用他自己的话说，本书“一开始先安排的可说是《徽宗本纪》”。这也许就是他所说的，“多年来从事历史学研究，对历史的偏好已经深入骨髓”，连章法上也纪传体的做派。

作为一流的史家，宫崎说《水浒传》时，不仅对总体感与大背景有着精准的把握，对有些细节的咂摸也极具历史感。他在将中国皇帝分类时，把宋徽宗与唐玄宗都归为“挥霍无度型”。他别具只眼地指出，小说中宋徽宗“频频出入青楼而似无半点惧意”，足以说明当时“国都开封府风气之良好，百姓生活之安乐”；而神行太保戴宗“这种日行千里的速度，正是当时的百姓，尤其是从事商业贸易的居民渴望达到的”，与宋代社会“东西南北商品流通频繁”大有干系。

宫崎尽管承认文学和历史从来就不是一回事，即便“历史小说在文学性上的必然诉求，本就与历史事实的必然性是两回事”，但一遭遇历史细节，职业习惯就立马出来干预：“两者如果能够整合那是最好不过了，因为正是两者的整合才使历史小说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小说。”这种专业思路，在读《水浒传》时可以说是利弊相参的。

先说有利方面。史料考证是宫崎的当行本色，唯其如此，在说到《水浒传》里“下级武官的世界”时，他建议“在了解宋代兵制的基础上再去阅读的话，你会发现一个更为生动有趣的故事”，接着要言不烦地代为介绍了宋朝的禁军与厢军、武官与兵器，让你明白八十万禁军教头的林冲，其实际地位“比‘使臣’即最下级的八品、九品武官还要低”。他的关于“两个宋江”的考辨最为出色，极具逻辑力地证明：宣和三年（1121）夏季同时存在征方腊的大将宋江与草寇宋江。

次说弊端。其一，凡是历史上有其人者，就要做一番专业论证，全然无视“文学和历史从来就不是一回事”，总要把小说拉回到历史的轨道上去。在说到“方腊为何造反”时，宫崎根据史料，几乎把历史上的方腊做了一番概括性的复原工作。类似的历史考证癖，在说童贯、蔡京等人时也一再充分表现出来，这对非专业读者来说，也许会觉得乏味。其二，过度的考证有时竟不免陷入无效劳动或牵强附会的窘境。例如，宫崎对原为文学虚构人物罗真人的原型进行了四个人次的考证，最后不得不承认：“要想互验身份，确认罗真人其人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他根据《福建通志》载有明万历二十年（1592）福建长泰县一次失败的劫狱，与小说中“东平府误陷九纹龙”情节有相似处，就推断《水浒传》百回本成书应在1592年后，这显然穿凿过深，也与百回本流传与收藏的实际相违背。

尽管宫崎说《水浒》还有些许不足，但他在研究思路上，将其放在一个宏阔的“近世说”的视野下（对其“近世说”不妨取保留态度，但宏阔的视野则值得效法），重视探究虚构与史实之间的关联，是颇有启示，足资借鉴的。如其所说：“有些问题如果能站在历史学的角度去研究反而更合适。”

二

宫崎其书后记说：“《水浒传》的研究方法有很多。”这里所谓的研究方法，也就是作为学者对《水浒传》的一种读法，他们倘若把研究成果公之于世，也就成了一种说法。对一般读者而言，读《水浒传》时，也许不必像学者那样取正襟危坐的研究架势，也未必一定要成为百家讲坛式的流行说法，但读法还是应该讲究的。这里，接着宫崎的话头，略说《水浒传》的读法与说法。

第一种方法是历史学的，旨在探讨《水浒传》的内容与史实究竟有何关系。宫崎这本书就是代表作之一。也许在宫崎的影响下，他的学生佐竹靖彦也写了一本《梁山泊：〈水浒传〉一〇八名豪杰》（韩玉萍译，中华书局，2005年）。佐竹师承乃师家法，把《水浒传》作为“唐末至明代中国历史状况之民间传说和民间文艺的集大成作品”来考察，其书最出色的部分，是对“一丈青”绰号的历史考证。

不过，最早从历史学角度对《水浒传》进行研究的，要推中国学者余嘉锡。他早在1939年就著有《宋江三十六人考实》（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将此书与同氏的《杨家将故事考信录》合为一册再版），据宋元群籍钩稽出小说中梁山人物的历史原型与梁山泊的历史变迁，堪称以历史学视角研读《水浒传》的开山之作。宫崎在为其书开列的参考文献中没有余氏的论著，而他关于浪里白条张顺的原型出自南宋末年驰援襄阳的张顺的说法，早经余嘉锡的考证而坐实了。

第二种方法是文学的。文学的读法可分为文学考证与文学品鉴两种形式。前者关注《水浒传》与文学史史实的关联，例如水浒故事的流变、作者与版本等等，例如历史学家罗尔纲就有《水浒传原本和著者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这些文学史领域的研究，广义说来也可纳入历史学方法的范畴，但两者关注的史实毕竟有所不同，一为与文学相关的史实，一为与历史相关的史实。这里只说后者，属于对小说的评析与赏鉴的范畴。张恨水的《水浒人物论赞》，马幼垣的《水浒人物之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以及新近问世的《趣说水浒人物》（李剑冰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都是就小说本身评鉴其中人物的。

第三种方法是社会学的。仔细推敲，这种读法还可以一分为二，即社会史的方法与社会学个案的方法。

先说社会史的方法。这种读法，认定虚构的小说必有历史真实在其中，因为任何文学的虚构都离不开所处的时代，也就是说《水浒传》是以成书时期的社会风俗历史作为其虚构依据的，因而可以作为宋元社会历史的形象史料。余嘉锡早就注意及此：“知说部所叙，大体有所依据，真假相半。即其傅会缘饰之处，亦多推本宋元社会风习，初非向壁虚造。”因而指出：倘若详加考索，“即《水浒传》所用之名辞、典制，昔所认为难于索解者，至是亦渐能得其真义矣”。他对宋江绰号“呼保义”的考证，就牵涉到当时制度与民俗。在这种读法里，陈寅恪的诗文证史法大有用武之地。这种社会史的读法，广义说来，当然也可以归入历史学方法里，但两者在读法上还是有所区别的。历史学的方法主要发掘与小说文本相关的历史真相，是用史料来证小说文本；而社会史的方法则是把小说文本也作为史料，与其他史料对读或互证当时社会诸情状。

次说社会学个案的方法。宫崎提及“中国有萨孟武的《水浒传与中国社会》”，就是这一读法的示范之作。这种读法，是明知小说为虚构而认为其可能有原型，而将其作为了解社会历史的形象读物。读《水浒传》也可效法恩格斯读《人间喜剧》：“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诸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比从当时所有职业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各路好汉逼上梁山的过程，形象反映了北宋晚期普遍而深刻的社会危机。

萨孟武就是以《水浒传》作为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样本，用其中的人和事来证成自己的学术观点。这种读法难免有主题先行的嫌疑。只消略举其书的目录，诸如《梁山泊的社会基础》《小霸王劫婚与中国社会之“性”的缺点》《十万贯生辰纲之社会学的意义》《由潘金莲与西门庆谈到古代的婚姻问题》《快活林酒店的所有权问题》等等，就可以知道他是以《水浒传》为根据，作为宣传自己社会学理论的绝佳例证。萨氏同类的书还有《西游记与中国古代政治》《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所用的都是同一路数的读法与说法。

当然，以上读法与说法也不是此疆彼界划得泾渭分明的。例如，在宫崎说《水浒传》“胥吏的世界”时指出“《水浒传》可以说如实地再现了胥吏阶层的生活状态，因而从这一点而言，《水浒传》也是可以与正史相提并论的鲜活的史料”，就是用一种社会史的读法在审视《水浒传》。早在1941年，宫崎先在京都大学以《水浒传》为教材，开设“水浒传中的支那近世社会状态”系列讲座，便有尝试社会学方法的端倪。而这一讲座与他后来连载成书的《水浒传：虚构中的史实》之间，也有割不断的联系，足见宫崎是混用历史学与社会史的方法来说《水浒》的。佐竹把108个梁山好汉划分为以卢俊义为头领的下层军官团伙，以晁盖为首的刺青团伙（由半贼半商的渔民和运输劳工组成），由宋江率领的胥吏——衙役团伙，也颇具社会学个案的剖析眼光。而马幼垣的《水浒人物之最》属于文学评论领域，但其中评“最背黑锅的女人——阎婆惜”，显然也借用了社会学的视角。

与以上读法相比，只把《水浒传》当作故事读，虽也知晓些情节，受到了陶冶或教育，却不是最经济的读法。经典是每一代人都能从不同角度汲取教益、获得启示的伟大作品。而阅读经典，根据阐释学的观点，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接受过程，同时也是一种再阐释的过程。《水浒传》作为经典小说，每个读者都可以有自己的再阐释与再创造，犹如苏轼所说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还有一种实用励志型的读法。也就是从小说中的人与事受到启发，归纳出一些经验教训或方法原则，应用在自己的工作或生活中。这类读物，书肆所见有《说水浒，话权谋》，专从计谋权术立论的。你当然也可以把吴用的角色定位为总经理（董事长当然是宋江），来学会怎样做好副手。这种读法，最成功的要数毛泽东。连宫崎也看到了这点，他在其书结尾指出：“据说毛泽东也很喜欢《水浒传》，《水浒传》对他本人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通过对《水浒传》再阐释，毛泽东甚至因此影响了中国一段历史的走向。励志实用型的《水浒传》读法，谁也比不上毛泽东那么出神入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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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引述的《水浒传》原文，以明万历年间容与堂刻百回本《忠义水浒传》（李贽批评）、金圣叹批评《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为底本，参考人民文学出版社百回本《水浒传》进行文字校订。——编注 u1xmTCWWpUagL0OfUWWNkMQy7XA1q+uGB5k06Y7J9FHaHabGSeTOtNJawbFv1f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