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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去世了，不过，我并不清楚确切的时间，也许是今天，也很有可能是昨天。养老院发了一封电报过来，上边写着：“令堂去世，明日出殡，特此通知。”只通过这短短几个字，我根本无法知道她具体的去世时间。
我住在阿尔及尔，养老院则位于马朗戈，两地最少相距八十公里。我下午两点钟出门，坐上公交车，天黑之前便能抵达那里，然后开始守灵，大概次日晚上就能返回阿尔及尔。我以此为由跟老板请了两天假，老板只能同意。不过，他似乎不是很高兴。我甚至还补充了一句：“这又不是我的错。”他什么也没说，我事后觉得那句话说的有些不合适。不过，我也没什么可害怕的，这确实不能怪我，实际上，他还应该给予我一些安慰才对。我觉得，等后天我穿着丧服回来时，他肯定会表示哀悼的。现在我仍旧觉得妈妈似乎还活着，但是，过完明天，这一切就都画下句点了，所有的事情都必须要按着规定来了。
这一天非常热。我想坐的那辆车两点钟才发车。我像平日里那样，前往赛莱斯特饭店用餐。每个人都替我感到伤心，赛莱斯特还说：“在这个世界上，妈妈就只有这么一个啊。”我吃饭完后，他们还站起来，将我送到了门口。我感到有些烦躁，因为我没有黑纱跟黑色的领带。埃马努埃尔恰好有，数月前，他的叔叔去世了。我要去找他，借用一下他的。
为了能及时赶到公交车站，我一路狂奔，焦急、奔跑、汽油的味道、不住摇晃的公交车、晃眼的日光，还有那遥远的路程，我头晕脑胀，几乎睡了一路。睡醒之后，我发现自己身边有一位军人，而我正斜靠在他身上。他冲我笑了笑，问我是否赶了很久的路，此时，我并不想聊天，于是便简单地回了一句“是的”。
村子与养老院相距两公里。我走过去之后，想要立刻见我的妈妈，然而门卫却告诉我，我必须先去见见院长，院长此刻正在忙，所以我得等一会儿。在这段时间里，门卫始终在跟我交谈。后来，院长便让我去办公室里找他。院长是一个小老头，双眸是浅色的，身上缀着荣誉团勋章。他打量了我片刻，接着握起我的手，很久没有松开，让我无法、也找不到理由抽出手来。他翻看了一下资料说：“默尔索太太三年前来到了这座养老院，而您是她仅有的家人。”我觉得，他是在责备我，于是我便着急地跟他解释起来。不过，他打断了我的话，并说道：“亲爱的孩子，不用解释了。我看过你的个人资料，很清楚你薪水不多，也没多少时间来照看她。无论如何，让她住在养老院里会相对好些。”我说：“就是这样的。”他随后又说道：“您也知道，她在这里认识了一些年纪相仿的朋友。他们很喜欢凑在一起聊些往事。你跟她不是一代人，就算在一块儿也没什么话题可聊。”
这话没错。以前跟妈妈同住时，她经常会一言不发地盯视着我。后来，我将她送到了养老院，她一开始住得不习惯，还经常抹眼泪。数月以后，我将她接回家住，她还会因为过不惯家里的生活而落泪。因为这个，我几乎有一年没有去看她。也不全是因为这个，还有一些其他原因，像是我不想浪费周末时间，或是觉得购票、坐车太费事之类的。
院长一直在那里滔滔不绝，但我已经不想听了。最后，他对我说：“我认为您还想再看看她。”我沉默着站起身，跟在他身后。上楼时，他说：“为了不吓到别的老人，我们把她送去小停尸间了。在这儿，只有一有人去世，其他老人就会不安起来，两三天之后，他们才会安静下来。这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走到一个院子里时，我看到很多老人正聚集在一块儿聊天。我们经过院子时，他们便立刻停下来，等我们离开之后，他们就又七嘴八舌地畅聊起来。最后我们停在了一个小房子跟前，院长跟我说：“请您自便吧。我先回办公室了，有事的话就过来找我。依照规定，我们会在明天上午10点钟出殡。我们觉得今天晚上你应当守灵。而且，您的妈妈似乎跟她的朋友提到过，说她想按照宗教礼仪来举办葬礼。对此，我已经准备妥当，此外，就没别的事情了。”我向他表达了谢意。在神灵这一方面，虽然我妈妈还算有点相信，但她还活着的时候并未加入任何宗教。
我走进停尸间，发现里边的光线很充足，墙壁上刷着一层白灰，脑袋上方是玻璃天棚。房间里还摆着若干个X形的架子跟座椅。两个架子中央放着一口棺材，棺盖合着，上边有几个顶部刚被拧进去的螺丝钉，正闪耀着光芒，在褐色木板的映衬下，显得异常显眼。棺材边上站着一位阿拉伯女护士，她身着白色护士服，脑袋上裹着一块艳丽的围巾。
此时，门卫走了过来。他大概是跑着来的，有些磕磕巴巴地对我说：“尽管已经合上棺盖了，不过我还是觉得你应该再瞧她一眼。”话音刚落，他便朝着棺材这边走去，我制止了他。他疑惑地询问道：“您不想再看看她吗？”我回道：“是的。”于是他便站住了，老实说，我觉得有些尴尬，貌似不该那样回答。片刻后，他看了看我，问道：“为什么呢？”他的语调很正常，一点也没有责怪我的意思。我回道：“我也不是很明白。”随后，他将目光转向了别处，摸了摸自己那一小撮白胡子，说：“我能够理解。”他那双浅蓝色的双眸非常美丽，脸上泛着红晕。他搬过来一把座椅，让我坐了下来。女护士离开椅子，走到了门口。那个门卫突然说：“她患上了恶疮。”我不清楚那是什么，于是便望着女护士，她鼻子那里绑着白色的绷带，看着非常平。人们看向她时，只能瞧见她脸上那些白色的绷带。
女护士走了之后，门卫也打算出去。我不知道是自己的哪一点表示，让他停在了我的身后。后边站着一个人令我觉得很难受。傍晚时分，房间里的日照还很充足。玻璃天棚那儿正嗡嗡嗡地飞着两只胡峰。我有些疲倦，头也没转过去，便直接询问道：“您在这个地方工作很久了吗？”他立刻回答说：“有五年了。”他好像正等着我发问呢。
接着，他就没完没了地说了起来。他告诉我，如果有人对他说，他一辈子都会待在马朗戈养老院，在这儿当门卫，他肯定会觉得非常惊讶的。他还说他今年已是六十四岁高龄了，故乡在法国巴黎，。听到此处，我出声打断他，问道：“您不是这里的人？”此时，我才想起来，他在带我去见院长之前，曾跟我聊过关于妈妈的事情。他说平原很热，特别是这里，所以葬礼都举办得很早。那个时候，他就跟我聊过巴黎，说没办法忘记住在巴黎的那段日子。在巴黎，家人去世之后，他们一般会在三天或者四天之后举办葬礼仪式。而此地的风俗却不同，通常会很快就举办葬礼，这么快就下葬，令他感到有点无法接受。说到此处的时候，他的妻子提醒他说：“别说这些了，不可以告诉先生这些事的。”随后，门卫就脸色通红地一直跟我道歉。我回道：“没事的。”我没觉得他有哪里说的不对，他讲的那些事听起来很有意思。
他在停尸间里对我说，他之所以选择这份工作，是因为手头缺钱。他觉得自身状况良好，于是便自荐当了门卫。我回应说，无论如何，他还是被养老院留用了。听到我这么说，他表示了反对。之前我就感到有些奇怪，他说起养老院里的人们时（有些人比他的年龄还小）始终都说“那帮人，”“他们”，有时候也会说“老人们”。不过，这些事之间没什么关系。从某个角度来看，他身为门房还要管理这帮人呢。
女护士突然回来了。夜色降临得很快，透过玻璃天棚，能瞧见外边沉沉的暮色。门房突然打开了房间里的灯，那明晃晃的光线，刺得我有点眼晕。我没有食欲，于是便婉拒了门卫带我去食堂的邀约。不过，他又建议我喝点牛奶咖啡。我很喜欢这个建议，就点头同意了。很快他就用托盘端着牛奶咖啡回来了。喝完之后，我很想抽支烟，我思索着当着妈妈的面抽烟是否合适，想了一会儿，认为问题应该不大，便抽了起来。我还递了一支给门卫，我们俩一块儿在那里抽起了烟。
待了一小会儿之后，门卫对我说：“按照地方风俗，令堂的朋友们也会到这儿来守灵。这些您应该都知道。我得去搬几把椅子过来，还要准备点咖啡。”惨白的墙壁上反射着的光线令我很难受。我问那个门卫，能不能灭掉一盏灯，他告诉我说不行。这些灯和开关并不是独立的，而是一体式的。后来，我就没再注意他了。他走进走出地忙活着，最后将椅子摆放在房间里，还将咖啡壶放在其中一张椅子上，还在咖啡壶周围放了若干个水杯。最后，他在我对面的位置上坐了下来，妈妈的那口棺材横在我们中间。女护士坐在靠里的位置，背对着我，因此我无法瞧见她正在干什么，不过她手臂摆动的姿势看着很熟悉，我认为她是在织毛线。房间里暖洋洋的，鲜花跟夜晚的气息混合着，从敞开的门口飘了进来。我感到有点热，这是因为我刚才喝了一杯咖啡，也觉得有点疲倦，于是便想打个盹儿。
后来，一阵嘈杂的摩擦声把我吵醒了。我睁开惺忪的双眼，发现房间里的灯光更明亮了，驱散了一切黑暗，所有的东西都能看得很清楚。我能清晰地瞧见每一个角落、每一件东西还有所有的曲线。此时，妈妈的朋友们都到场了，一共有十几个人。在明亮的灯光下，他们缓慢地移动着，保持着安静，就连坐下时也没发出任何声响。我注视着他们，感到自己的双眼第一次这般明亮，能看清他们的五官、服装上的每一个细节。然而，四周静悄悄的，我始终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是真实的。
男人们身材瘦削，都拄着一根手杖。所有女人的腰上基本上都戴着围裙，在束腰带的衬托下，她们原本就很大的肚子看起来更大了。我还是第一次知道年迈的女人肚子会变得如此大。令我震惊不已的是，我无法看到他们的双眼，那些人的脸上布满了褶子，有一缕灰暗的光芒在褶皱里闪烁着。他们的牙齿都掉光了，嘴唇深深地凹陷着。大多数人在坐下时，都将目光投向了我，不自然地对我点了点头。我不知道他们这么做是否在跟我打招呼，不过，我总感觉这是他们的脸庞在无意识地抽动。最终，我还是愿意去相信前者，相信那是在问候我。这个时候，我突然发觉那些人全都坐在了门卫旁边，在我对面摇晃着脑袋。有那么一会儿，我感到自己似乎在接受审判，这个念头真是太可笑了。
没过一会儿，我听见一个女人在哭。那个女人坐在第二排，藏在另一个人的身后，时而会发出低低的哽咽声。我无法看清她的脸，我推测她或许还会哭很长时间。旁边的人们听到这哭声都没多大反应，就跟没听到似的，沉默不语，脸上满是伤心与沮丧。他们时而看着自己的手杖，时而看着那口棺材，时而看向别处，仅仅如此。那种抽噎的哭声一直持续着。我感到非常困惑，我不清楚那个女人是谁。我很想劝她别哭了，然而却提不起勇气。门卫俯身跟她说了些什么，然而她却只是摆了摆头，含糊地回应了几句，之后又哭了起来。门卫来到我身旁，挨着我坐了下来。过了很久，他望着别处，说道：“她跟令堂的关系很亲密。她告诉我，令堂去世之后，她就再也没有朋友了。”
之后，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那个女人不像之前那般哭泣了，尽管她仍旧还在小声抽泣，但逐渐平静了下来。我已经不觉得困了，只是感到全身都很酸痛，还疲惫不堪。他们始终沉默不语，这令我非常不快。我偶尔也会听到一种陌生的声音，非常奇怪。过了好一会儿，我总算知道那是什么了，那是老头子们嘬腮帮时发出的声音。他们或许都没意识到自己已经陷入沉思了。我本来还以为他们可以平静地看待一切了，即便是逝者也无法影响到他们的情绪。但是，此刻我的想法改变了，并且认为自己从前的那种认识是不对的。
所有人都喝了咖啡。之后，我昏睡过去了，不知道身边发生了什么。现在我还能清楚地记起，那天夜里，我偶尔醒来时，瞧见了那些老头们，他们蜷缩成一团陷入了沉睡。不过，有一个老头是醒着的，他正注视着我，用握着手杖的手背撑着下巴，好像在特意等我醒来。后来，我又睡着了。腰腹那边越来越痛，迫使我睁开了双眼。此时，玻璃窗外的天色已经有些亮了。没过一会儿，有一个老头醒来，并开始大声地咳嗽，接着就跟用尽全力一般把嘴里的痰吐在手里的那个大格子手绢里。其他几个人都被这阵咳嗽声吵醒了。门卫跟我说，这些人要准备走了。他们纷纷站起身，所有人的脸色都不大好。让我诧异的是，他们走之前都走过来同我握了握手。尽管我们一整夜都未曾交谈过，但彼此之间倒是感觉亲近了不少。
我觉得又累又困，随后便跟随门卫到了他住的地方，洗完脸之后还喝了点牛奶咖啡，觉得舒服极了。天色已然大亮，温暖的红光出现在海面与马朗戈之间的上空。清风从山上吹来，带着咸涩的气息，今天应该是个好天气。我上一次来这儿还是在很久之前，倘若不是为了帮妈妈举办葬礼，我倒是很想到处转转。
庭院里种着一棵梧桐树，我便在那树下等着，清新的泥土气息将我的睡意赶跑了。我不禁想起了公司的同事们，这个时间，他们都该起床去公司了。清晨起床去公司上班的这段时间让我觉得异常难熬。没过一会儿，我的思绪就被一阵铃声打断了。那阵声音是从房内传出来的，随后，我又听到了各种各样的闹哄哄的声响，再然后四周又恢复了安静。又过了一会儿，气温上升了，在炎炎烈日下，我的两只脚都冒出了汗。门卫来到庭院里，带我去办公室找院长，说他想见我。我走进办公室后，发现院长穿了一件黑色上衣，下身是条纹长裤，在他的指示下，我在一些文件上签了名。最后，他抓起电话，问道：“殡仪馆的人刚刚到了。他们准备封好棺盖了，您还想跟令堂见最后一面吗？”我回绝了。于是他低声对着电话另一头的人说：“告诉他们，费亚克，葬礼仪式现在可以开始了。”
随后，院长说他也要参加葬礼，我对他表示了感谢。他分开两条小腿，坐在桌子后边跟我说：“出席葬礼的人除了我跟他、执勤的护士之外，还有多玛·贝莱兹，他是令堂的朋友。养老院的老人原本只被允许守灵，”院长停顿了一下，笑着对我说道：“尽管这有违规定，但是从人道主义方面来考虑，也只能破例一回了。他跟令堂朝夕相处，不管去哪儿，都会在一起。别人甚至调侃说他们是一对，说令堂是她未过门的妻子，贝莱兹并没有反驳什么，能瞧得出来他很开心。所以令堂过世这件事令他悲伤不已，我觉得我无法回绝他的请求。不过，医生告诉我，他身体欠佳，所以昨天晚上便让他早早去歇息了。”
聊完之后，我们就一直沉默地坐在那儿。后来，院长站起身，看了一会儿窗外，说道：“马朗戈的神父过来了，他提前出发了。”院长说，从养老院到乡村里的教堂至少有四十五分钟的路程。我们从楼梯上下来后，看到门前有三个人：两个唱诗班的孩子，还有神父。其中一个孩子手里端着香炉，神父正俯身摆弄炉子上的金色链条。等我们来到门前时，神父已经站直了身体。神父跟我说了几句话，他称呼我为儿子。我跟在他身后进到了停尸间里。
房间里站着四个人，每个人都身着黑衣服。我一眼就看见棺材上的螺丝全都被拧紧了。神父开始祈祷起来，与此同时，院长说送葬所需的车子已经备好。剩下的事情也都在顺利地进行着。那四个人拿起一条毯子，盖在棺材上，随后我们几个人便一块儿走出了停尸间。一个不认识的太太正站在门前。院长便跟我介绍说她是养老院的护士代表，不过，我并不知道她叫什么。她脸型瘦长，冲着我略低下头时也是一脸肃穆的神情。接着，我们肩并肩站好，等抬棺的人过去之后，我们就跟在后边走。来到养老院大门旁时，我看见了车身上正反射着光芒的送葬车，它看着就跟个铅笔盒似的。车边有两个人，其中一个是长得又矮又小、身着奇怪服装的葬礼司仪；另一个是个年迈的男人，一副装腔作势的模样。我猜这个人便是贝莱兹先生。他头上有一顶帽檐很宽的圆形软毡帽，身着宽松的白领衬衣，别着一朵小巧的黑色领花，裤脚有些长，在鞋面上堆出了褶皱。他满头白发，发丝又细又软，耷拉着两只耳朵，鼻子上布满了黑点，面无血色，不过，耳轮有些泛红，嘴唇也在不停地颤抖，当棺材从他身旁经过时，他还脱掉了帽子。总而言之，他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司仪告诉了我们送葬的地方。神父打头，后边跟着送葬车，再后边是棺材还有抬棺的四个人。我和院长两个人跟在棺材后边，贝莱兹先生同护士代表走在送葬队伍的末尾。
酷热炎炎，阳光刺目，地表温度上升得非常快。我不懂为何要选在这个时候出发。身上的深色衣服令我感到非常热。那个老头也摘掉了帽子。院长跟我提到这个人时，我会扭过头看着他。院长告诉我，傍晚时分，贝莱兹先生常常会陪伴在我妈妈的身边，在护士小姐的看顾下去四处转悠，有时还会到乡村里去。我看了看四周，原野上红一片，绿一片，成排的柏树一直蔓延至远处的山麓，房屋不多，但布局很合理。我想我能体会到妈妈当时的心情，傍晚时分，这儿就是一片令人伤怀的土地。今日，天空中的烈日无情地炙烤着地面上的一切，令人身心疲惫。
送葬仪式开始了。这时，我才发觉贝莱兹先生在跛着脚走路。他渐渐有些跟不上那辆速度越来越快的送葬车了。不光是他，就连原本站在车边的人也掉队了，如今都在我身边走着。没过多久，太阳就升上了高空，人们也越来越受不住了。草间悉悉索索的声音，还有虫子的鸣叫声早就在原野中响起来了。我没戴帽子，因此当汗水滑落脸颊时，我也只能用手绢充当扇子，给自己送上少许清凉。有一个殡仪馆的人正走在我身旁，他好像跟我说了句什么，不过，我并未听清。此时，他往上推了一下自己的鸭舌帽，还抬起另一只手，用手绢擦拭了一下额头上的汗。我问他：“你还好吗？”他指了指天空，说道：“热死了。”我表示同意。又步行了一段时间，他出声问道：“今天要下葬的是您的妈妈吗？”我回道：“是的。”“她年纪很大了吗？”我说：“还好吧。”实际上，我并不知道妈妈今年究竟多少岁了。之后，他就没再说什么了。我看了一眼队伍后边，发现贝莱兹先生已经落后我们近乎五十米远了。他挥动着手里的软毡帽，急急地往前赶。我收回目光，看了院长一眼。他步行的姿态很是庄严，就连额头上冒出了汗珠，也不会伸手去擦一下。
整个队伍行进的速度似乎更快了。阳光也更晃眼了，四周还是成片的原野，不过，在太阳的照射下，都泛着一层光泽。在送葬的途中，我们还穿过了一段公路。路上新铺的沥青都被阳光晒得裂开了，烈日当空，我们每前进一步都会留下一个印记。车夫头上的那顶熟皮帽子在阳光下黑得发光，就跟染上了一层黑油泥似的。我的意识有些混乱了，感觉周身的一切都变得怪异起来，脑袋上方是碧蓝的天空和云朵，远方是单调的原野，人们身上的黑衣服看着毫无生气，裂开的黑色沥青显得黏糊糊的，而刷过黑色油漆的车身却闪烁着光亮。昨天晚上没有睡好的我，在这个充满了阳光味、马粪味、香炉味、皮革味还有油漆味的环境里，意识变得越发涣散了。我扭头看了一眼身后，在一片浓重的水汽中，落队的贝莱兹先生的身影时隐时现，随后就消失了。我环顾四周，发现他正在走小路，从原野那里往前追。前边的大路有个拐弯的地方，就在那儿，熟悉附近地形的贝莱兹先生赶上了我们，不过，走了一会儿之后，他就又被落下了。这一路上，贝莱兹先生曾有数次走小路赶上了我们。
后边的事情进行得都非常顺利，只不过我的太阳穴有些发胀，路途中的事情也有点想不起来了。不过，有件事我至今都记忆犹新，那就是走到村前时，护士代表所说的那些话。她的声调有些发颤，还带有一种压抑的感觉，非常奇怪，而且那种声音跟她的脸庞也极不协调。她说：“走得太快便会流汗，到了教堂又会被冻着，走得太慢就会热得中暑。”这确实是个很让人头疼的事实，根本找不到解决的办法。我隐约中也还能想起几个别的情景，像是在村口那里，贝莱兹总算追上我们时的那张脸。他情绪起伏非常大，眼眶中不断地涌出悲痛的眼泪。然而，那些眼泪却在滑下脸颊时，被脸上深深的皱纹给阻挡住了，看上去就跟脸上蒙了一层水似的。此外，还有马路旁的村民，窃窃私语声，教堂，那些生长在墓地里的天竺葵，散布在妈妈的棺材上的红色泥土，一刻不停的轰隆隆的响声，埋入土里的白色树根，在咖啡馆门口等待的那一小段时间，如同木偶散架般昏倒在地的贝莱兹，汽车开回阿尔及尔时的零星灯光，只要一想到回家后便能安稳地睡上整整一日，我便觉得非常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