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小名叫“阿毛”。宁波人叫阿毛的很多,大概是“毛头”转化的,毛头成了大人了,不好再叫毛头,改叫阿毛。
我十四岁那年,一九三六年,父亲一病不起,才三十几岁就死了。给他看病的宁波医生叶子丹告诉我,我爹是急死的。
父亲是招女婿,当过学徒。后来外婆用积蓄开广货店,也就是百货店,让父亲当老板。
父亲是老实人,不会做生意,连年亏本。他觉得对不起外婆,两次寻死,一次跳江,一次吞鸦片,都给救回来。
他总是愁眉苦脸、唉声叹气地过日子,以至天庭下两眉之间形成一个结,再也展不开。人说是“苦命相”。
他死的时候,在他贴身的口袋里找到一张当票,当的金表链,外婆送他的一块金表上的链子,他一直不敢告诉外婆。
他快要咽气的时候,我还在学校里,被叫回来。他看到我才闭上眼睛,他丢不下我,丢不下我的母亲和外婆。我的祖母,远在浙江的老人家,当然他也是丢不下的。
他的尸体停放在大房间里,半夜,我摸摸他的胸口,一点不害怕。我希望他的胸口还有热气,没有,一点也没有,冰凉冰凉。
他开铺子做生意十分规矩,真正是如店堂里挂的牌子上面写的:“童叟无欺”。后街的姑娘(妓女)来买丝袜,选好了,他都要仔细检查,有跳线的就告诉姑娘这双有毛病,请她另选一双。跳线一般人是看不出的。
父亲念过私塾,也上过学堂。我在阁楼上翻到他小时候念过的《新学制国文》读本。第一课的课文是:“夕阳西下,炊烟四起,三五童子,放学归来。”至今印象很深。
父亲先送我念私塾,塾师是一位长着银丝胡须的老先生,十分慈祥,摆在桌上的戒尺是做样子的,从未打过学生。
在私塾的时间不长,念完《三字经》《百家姓》,《论语》从“子曰:学而时习之”念到“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就改上小学了。
父亲对我的学习督促甚严,每个月都要请塾师上茶馆吃茶,吃肴肉干丝包子,问塾师:“小孩子学习好不好?”塾师总是说:“好!好!好!”
只是有一桩事情我十分为难,塾师给我起的学名笔画太多,“鹤镛”两字共有四十一画,写起来太费劲。因此,后来我给女儿取名“范又”,“又”字连笔写一画就可以。
父亲粗通笔墨,会记账写信。我最高兴的是,父亲喜欢看小说,买李涵秋、张恨水的章回小说。我看小说可以说是受父亲的影响。
父亲跟我照过两次相,我周岁和十岁。照相一定要穿马褂。一岁那张我身上挂的锁片是照相馆用金粉涂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