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梦

成为养老金领取者，终于闲了下来。没事东想西想，想得最多的，是童年的日子。从能够记事到现在，七十多年了，童年的事情，还很清楚。唯有童年，才是我的圣洁之地，白纸一张，尚未污染，最可怀念。

甚至还想到老地方看看。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日本人打来，疯狂烧杀，我的家烧得精光，那地方早就变了样，可是留在记忆中的，永远变不了，永远不会消失。

那地方，在长江下游，民国十几年，算得上是个像样的城市，有名的水陆码头。

从那里坐火车，可以东到上海，西到南京。江里来往的，有大轮船、小火轮，更多的是大大小小的帆船。

城里有条河通往长江，跟河道平行的是条街，两边全是店铺。挨着河的房屋，从窗户可以往河里倒脏水，倒烂菜叶子，河水总是脏兮兮的，有时还漂浮着死猫，一到夏天，散发出一股味道。可是一到夜晚，住在附近的人热得睡不着，愿意到桥上乘凉，聊天。迎着桥的日新街，酒楼旅馆，妓女清唱，夜晚比白天还热闹。

这座桥叫洋浮桥，北伐以前，往东不远是租界，大概桥的式样不同于老式的，所以有了这么个名字。十几年前，舒告诉我，他的老太爷在租界里的海关当过“监督”，谈起来，江边一带他很熟悉。

我家只有四口人，除了死掉的姐姐，就是外婆、爸爸、妈妈跟我，我很寂寞；到现在，我想起来还有一种孤独感。

外婆原先在洋浮桥边开豆腐坊，挣了钱，开起百货店，她是老板，爸爸是招女婿，用现在的说法，当经理。

我不喜欢在店里玩，一点不好玩，成天的的得得打算盘，买东西讨价还价，烦死人。姑娘们买双洋袜要挑拣半天，说话尖声尖气，我有点怕她们。

那时候，我已经认字，认方块字，拿红纸裁成一小块一小块，用毛笔写上“人”“天”“大”“小”……后来从书局买来成盒的方块字，彩色印的，背面有画儿，好看，我很喜欢。红纸做的方块字送给隔壁的小丫头牙宝，她死要漂亮，学大人涂胭脂，吐点口水在红纸上抹在嘴唇上，血红血红的，好怕人。人家说牙宝长大了做我的堂客，我才不要哩。

后来，上私塾念《三字经》《百家姓》，日子过得很刻板，更加寂寞，只好自己找乐趣，我用好奇的充满稚气的眼光寻找乐趣。

我觉得最好的去处，是对门的那家小印刷铺。铺子不大，在我看起来却很神气，因为店里有两部印刷机，一部大的，一部小的，大的叫“对开架子”，小的叫“圆盘”，是后来到汉口进出版社当练习生跑印刷厂才知道。

印刷机就放在店堂里，在街上看得见，常有过路的乡下人站在门口看机器印东西，看得发呆。圆盘转动的时候会发出清脆的响声，“kelanglanglang kelanglanglang”，蛮好听。三伏天，狗都不想动，街上静悄悄，只听见印刷机的声音。

我每天都到印刷铺子里玩，看一张张白纸，从机器这头吃进去，那头吐出来，上面就印满了字。看工人用刮刀在圆盘上调油墨，绿的跟黄的掺在一起，变成草绿色，红的跟白的掺在一起，变成粉红色。我很想调调，当然不许，碰都不准碰。

后来，上小学了，我有了一盒马头牌水彩颜料，于是大调特调，随我怎么调都可以，开心极了。

我把涂满颜色的纸贴在墙上，自己欣赏。说不定抽象艺术，这个主义那个主义的艺术家，就是这么产生的。

印刷铺有个小排字间，五六个字架，一张案桌。排字工人左手拿个狭长的铜盘，夹张稿子，右手从字架上拣字，他们叫“撮毛坯”。奇怪的是，他不看字架，好像手指有眼睛，能够找到字，而且拣得飞快。我问他拿错了怎么办，他说“不关我的事”，原来另外有个戴眼镜的老师傅专门对字。

上小学的时候，有个姓庄的同乡的哥哥在一家报馆当排字工人，我常到排字间玩，跟他做了朋友。我看他一天拣下来累得很，他教我唱一首歌：“做了八点钟，又做八点钟，还有八点钟：吃饭，睡觉，撒尿，出恭。机器咚咚咚，耳朵嗡嗡嗡，脑壳轰轰轰，再拿稿子来，操他的祖宗。”原来排字不是好玩的，很苦。

印刷铺地上丢着印坏的纸片，上面有画儿的，我就拣几张。用红纸绿纸印的电影说明书，我也拣。我认不得那么多的字，有人喜欢看说明书，我可以送给他，这也是一种乐趣。

我还拣地上的铅字，拣到拼花边用的五角星啊，小花儿啊，更开心。这不算偷，他们让我拣，不在乎这几个铅字。排字工人还从字架上拣了“伏”“星”两个头号字送我，伏星是我的小名。

我把拣来的铅字、花边，拼起来用线扎好，在店里的印泥缸里蘸上印泥，盖在一张张纸上送人，尽管拼不成一句话，却是我印的。

我把印有“伏星”两个字的贴在墙上，东一张，西一张，到处是伏星，好像仁丹广告。

在这条街上，还有家石印铺，我也常常去玩。印的是广告、京戏院的戏单，字很大。我看老师傅怎样把稿子上的字搬到石头上，还用毛笔细细描改，挺有看头。就是始终不晓得为什么石头是平面的，不像铅字，用油墨滚一下就能印出字来，很奇怪。

那时候，傍晚街上有唱新闻的，边唱边卖：“小小无锡景啊，唱把那诸公听……”唱词也是用颜色纸石印的，两个铜板一张。我买了不少张，攒起来借给人看。

还有一种石印的小唱本，叫作七字语，就是弹词，唱本封面上有图画，花前月下公子小姐，两三个铜板一本。

我看的第一本书，是在家里阁楼上放杂物的网篮里找到的一本《新学制国文》第一册，爸爸念过的课本，油光纸印刷线装，有字有图。第一课的课文是：“夕阳西下，炊烟四起，三五童子，放学归来。”画上远处有两间小茅屋，烟囱在冒烟，还有柳树、飞鸟，两个背着书包的学童，走在田埂上，水田里有条拉犁的牛。这本课本，我看了好多遍，有的课文都背得出来。

八岁那年，不再上私塾，改上学堂，从此，看的书就多了，除了印得很好看的课本，还在图书室里看到《小朋友》《儿童世界》《新少年》这些杂志。到高年级，有两位老师给我看了不少文学刊物，韬奋编的《大众生活》《生活星期刊》也看到了。

打这个时候起，我成了不折不扣的书迷。我找到了新的天地。我觉得，没有比书更可爱的东西了，书成了我的“通灵宝玉”。

不幸的是，小学快毕业，爸爸死了，外婆和妈妈没有钱供我继续升学，打算送我到一家宁波同乡开的银楼学手艺。我想来想去，要求当印刷徒工，因为我看了《新少年》杂志登的茅盾的小说《少年印刷工》，那个叫元生的，姑父劝他去当印刷工，说排字这一种职业，刚好需要读过小学的人去学，而且到底是接近书本子，从前学的那一点也不至于抛荒。一本书，先要排成了版然后再印，排字工人可以说是最先读到那部书的人。当印刷工人，一面学习生活技能，一面又可以满足求知欲。还说，说不定将来也开一个印刷铺。

元生听了以后，晚上确也做了一个梦，但不是开印刷铺子，而是坐在印刷机旁边读了许多书。

我也想做这个梦。不过后来外婆还是借了钱让我考中学。

我不仅是书迷，还热衷于出“号外”，出刊物，我不知道什么编辑、出版、发行，一个人干，唱独角戏。

十岁那年，“一·二八”日本鬼子在上海开仗。那时候，中国人连小孩子都晓得要抗日，打东洋鬼子。我早就知道“五三惨案”，日本人在山东杀了蔡公时，挖掉他的眼睛。知道日本人占了东三省，像大桑叶的地图从此缺了一大块。上海打仗，人人都关心十九路军打得怎样了。每天下午三四点钟，街上叫卖号外。我把人家看过的号外讨来，用小张纸把号外的大标题抄写五六份，送给人家看，不要钱。到现在我还记得写过“天通庵”“温藻浜”这些地名，还有那不怕死的汽车司机“胡阿毛”。

号外尽是好消息，“歼敌三百”“我军固守”……看了，晚饭都要多喝一碗粥。

我送给想看号外又想省两个铜板的人（两个铜板可以买个烧饼），像茶水炉（上海叫“老虎灶”）的老师傅、剃头店老板、救火会看门的、刻字铺先生，都是这条街上的，他们挺高兴。

妈妈又生气又好笑，说：“这小伢子送号外，晚饭都不想吃了。”她不知道我抄号外要多长时间，抄错了还要重写。

小学五六年级，我编过一份叫作《大家看》的手抄刊物，材料来源是韬奋编的《生活星期刊》“据说”这一栏和《新少年》杂志“少年阅报室”这一栏。比如，停在镇江的日本军舰的水兵时常登陆“游览”拍照、画地图，警察不仅不敢得罪，不干涉，还要保护，真是岂有此理！又比如，湖北有个地方，穷人卖儿卖女，两三岁的男孩，三块钱一个；七八岁的女孩，顶高的价钱是六块钱；十五六岁以上“看货论价”。我要让小朋友们知道有这样丢人的事情、这样悲惨的事情。刊物每期还抄一首陶行知作的诗歌，像：“小孩，小孩，小孩来！几文钱，擦双皮鞋？喊一个小孩，六个小孩来，把一双脚儿围住，抢着擦皮鞋。”谁读了心里都很难过，都会想一想为什么。我的同学，就有家里很穷的，说不定将来也要擦皮鞋。我还是个漫画迷，办了个漫画刊物《我们的漫画》，买张图画纸，折成课本那样大小，用铁丝骑马钉，从报纸、杂志选一些漫画，描在这本刊物上。原来黑白线条，我用蜡笔、水彩、粉画笔着上颜色，更加好看，在同学之间传阅。小朋友说“滑稽得很”“好看得很”，他们还不懂得什么叫讽刺，只是觉得夸张的形象有趣，最爱看黄尧画的《牛鼻子》。

这本手工漫画刊物一共“出版”了九期，最后一期，是在“八一三”以后出的，封面是“蒋委员长”的漫画头像，那时他是领导抗战的。这件事，我从来没有坦白交代。如果让人知道，还了得。画也不错，给蒋介石戴上德国式的钢盔，好像是胡考的手笔。

暑假期间，请老师讲文学作品，我跟几个同学刻钢板，油印“活叶文选”，印过夏衍的《包身工》、高尔基的《海燕》、周作人的《小河》、朱自清的《荷塘月色》。

那时候，书店里卖《开明活叶文选》，很便宜，很受欢迎，现在没有人做这种工作，为买不起书的读者着想。

就这样，我异想天开，抄抄摘摘，办起了“出版”，自得其乐，其乐无穷。好在没有人告我侵害版权，请我吃官司。

一九三七年，抗战了，既没有去当学徒，也没有读成书，而是逃难去了。逃到汉口，进了读书生活出版社，有饭吃，有书读，不是在印刷机旁边读，而是在出版社读，真是天大的幸福！

在出版社，我还是有兴趣跑印刷厂，喜欢闻油墨气味，看工人排字、印书、装订。我跟工人做朋友，也跟印刷厂老板，甚至老板娘，老板的儿子女儿做朋友。上海大华印刷厂有位叫“咬断”（咬断脐带，鬼就拖不走了）的工人，印封面让我和他一起调油墨，调得我满意了才开印。解放以后，再也得不到这种乐趣。

跑印刷厂，多少学会一点拣字、拼版、改样的技术。一九四三年在重庆，我代楚云、冬垠编《学习生活》杂志，常常带着校样，来回跑二十多里路，到化龙桥新华日报印刷车间，跟工人一起拼版、改样子。我一直记得工人领班的名字，叫杨允庸，他为人可亲，十分耐心，校样怎么改都可以。前几年我还见到过他，和我一样，在过养老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