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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威斯敏斯特宫酒店
维多利亚街4号
伦敦，西北区
1909年10月1日
先生：
我冒昧地请您关注（南非）德兰士瓦省
近三年来的状况。
这块殖民地上生活着近一万三千名英属印度侨民。数年来，这些印度侨民在种种不利的法律限制下辛苦劳作。此地极度歧视有色人种，某些方面对亚裔人的歧视尤为强烈。对亚裔人的歧视主要源于贸易上的嫉妒。三年前，政府通过了一项法案，极端歧视亚裔人。
我和其他许多人都认为，这部法案蓄意打压有色人种，有辱人格。我觉得遵守这样的法律有违真正的宗教精神。针对邪恶，我和一些朋友一贯信奉不抵抗主义。我曾有幸拜读您的大作，印象深刻。我们向英属印度人民充分说明了不抵抗立场，他们采纳了我们的建议，宁愿承受牢狱之苦，承受抵制这项法案可能带来的各种惩处，也决不屈服。最后，将近一半的印度人受不了斗争的激烈，也挨不住牢狱的苦楚，离开了德兰士瓦。他们宁愿离开也不愿屈服于这部侮辱他们人格的法案。留下来的另一半人中，将近两千五百人为了捍卫良知而欣然入狱，有的先后入狱五次之多。监禁期限从四天到半年不等，大多数人被判服苦役监禁。很多人都在经济上被拖垮了。目前德兰士瓦监狱还关着上百名消极抵抗者，其中有些本就是赤贫户，靠的是男人每天挣钱养家，现在男人都入狱了，家人只能靠其他消极抵抗者筹集的捐款维持生计。英属印度人虽然不堪重负，可我看到，他们还是勇敢地迎难而上。斗争仍将继续，不知何时方能结束。不过至少我们中一些人已清楚地认识到，非暴力消极抵抗必将胜利，暴力必将失败。我们也发现，抗争一直久拖不决，主要是因为我们软弱，因为政府认为我们会撑不住，觉得我们会受不了一直吃苦受罪。
我和一位朋友一起来到伦敦，面见帝国当局，递交我们的提案，希望谋求解决办法。尽管消极抵抗者一致认为，决不向政府请愿，但部分侨团成员不够坚定，所以应他们之请，代表团还是来了伦敦。因此我们代表的是侨团的弱势，而非他们的实力。不过通过这段时间的观察，我觉得，如果我们面向社会，发起题为《论消极抵抗之伦理观及有效性》的征稿活动，就能为我们的运动做宣传，引发人们思考。有位朋友质疑这个征稿活动提议的道德性。他认为这么做等于花钱收买民心，不符合消极抵抗的真谛。能否请您对此道德问题表态，公开支持我？如果您认为征稿没什么不对，能否给我提供一些人名，我将专门联系这些人，向他们约稿。
另有一事也需占用您的时间。您曾就目前印度动荡的局面给一位印度教徒写过一封信
，我从一位朋友那里拿到了此信的复印件。单就字面判断，此信表明的是您的观点。我的那位朋友希望自费印刷此信，分发两万份，同时也请人译成英文和印度语。但是我们找不到此信原件，也不能就这样将手头的复印件付梓印刷；我们需要确认复印件与原件的内容一致，也要确定此信确实出自您手。我冒昧地附上此复印件副本一份，还请告知此信是否出自您手，复印件内容是否准确无误，以及您是否同意我们印刷分发。如果您想有所补充，悉听尊便。我还要冒昧提一个建议。在这封信的最后一段，您似乎想劝诫读者不要相信轮回。我不知道您是否专门研究过轮回（希望我这么说不会太失礼），但印度有数百万人笃信转世轮回，在中国也是如此。对很多人而言，轮回甚至是一种真实的经历，而不是纯理性的认同。轮回之说为生命的诸多奥秘提供了合理的解释。一些饱受德兰士瓦牢狱之苦的消极抵抗者也从中获得很多慰藉。我写这些不是让您相信轮回之说，只是想请您从劝诫读者的栏目中把轮回这一条删除掉。在信中，您主要援引克里希纳
的原话，并说明出自哪个章节。如能告知这些引文的出处，我将不胜感激。
如此修书一封，多有叨扰。我知道，敬仰者和追随者无权占用您的时间，本当尽量不麻烦您。你我素昧平生，我冒昧去信，为的只是追求真理。还望您能就您毕生致力解决的种种问题不吝赐教。
此致
敬礼！
永远是您忠实的仆人，
莫·卡·甘地
出自《托尔斯泰与甘地》，第59—62页
附：列夫·托尔斯泰的回信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909年10月7日
莫·卡·甘地
德兰士瓦
刚刚收到您的来信，很有意思，让我心生欢喜。愿上帝助您在德兰士瓦亲爱的兄弟和同事们一臂之力。我们这边更是强烈地感受到温和与残暴的斗争、谦卑博爱与自负暴力的斗争，特别是在良知抵制拒服兵役运动中，宗教信仰与国家法律冲突尖锐。拒服兵役的情况频频发生。
我确实写过《致一位印度教徒的信》，很高兴有人能把它译成英文。莫斯科方面会将那本克里希纳的书名发给您。关于轮回，我不打算做任何删减；因为在我看来，与轮回观相比，灵魂不朽的观念和对神圣真理与博爱的信念更为根深蒂固，更能约束人类。不过，我也可以如您所愿，删除有关段落。能帮到贵杂志，我很高兴。自己的作品得以出版发行，还被译为不同印度方言版本，在我实为乐事一桩。
在宗教事业中，支付版税的问题免提。
谨致予兄弟般的问候，很高兴与您个人取得联系。
列夫·托尔斯泰
出自《托尔斯泰与甘地》，第63页
二
威斯敏斯特宫酒店
维多利亚街4号
伦敦，西北区
1909年11月10日
亲爱的先生：
请接受我诚挚的谢意，感谢您给我回的挂号信，逐一答复我上封信中提及的各项事宜。
本来听说您身体每况愈下，我就没回信致谢，免得叨扰到您，因为书面致谢不过是多余的繁文缛节而已。但方才见到艾勒梅尔·莫德先生（Mr. Aylmer Maude），他让我放心，说您的健康状况良好，还说您每天早上定时处理信件，从不间断。这真是令人欢喜的好消息，我为之鼓舞，所以继续给您写信，进一步与您探讨我认为您教诲中最为意义重大的问题。
寄去一本关于我的传记，还望笑纳。作者是位英国朋友，现居南非。 [1] 内容包括我的生活经历，还有我亲身参与并为之奉献一生的斗争。还望您不会觉得我此举是另有所图，我只是殷切希望能激起您的兴趣和同情。
在我看来，德兰士瓦印度人的抗争是现代最伟大的一场抗争，因为无论就目标还是方式而言，这场抗争都极富理想主义色彩。这样的抗争是我闻所未闻的：抗争结束之际，参与者不会获得任何个人利益；为了坚持原则，其中一半人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历经了严峻的考验。我希望这场抗争能够广为人知，但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当今世上要论公共号召力，第一人非您莫属。如果您对多克先生写的传记中所记载的事实感到满意，如果您认为这些事实能证明我刚才所言非虚，能否请您用自己觉得适当的方式为这场抗争做做宣传？这场抗争若能胜利，那将是宗教、博爱、真理对反宗教、仇恨及谬误的胜利；不仅如此，抗争的胜利很可能会为印度、为世界各地任人践踏的百万民众树立榜样，最终推动暴力的终结，至少在印度会如此。只要我们坚定不移——我想我们会坚持下去的，我坚信，抗争必胜。而您的鼓励只会进一步坚定我们的决心。
我们在伦敦的和谈协商还在进行之中，但基本上失败了。本周内我和同事将启程返回南非，坦然面对牢狱之灾。补充一点：我儿子也欣然与我一同抗争，此刻他正在服六个月的苦役监禁。这已是他在抗争中第四次被监禁了。
如您拨冗给我回信，还请将回信寄往南非约翰内斯堡6522号邮箱。
祝您身体健康！
永远是您忠实的仆人，
莫·卡·甘地
出自《托尔斯泰与甘地》，第64—66页
三
约翰内斯堡
1910年4月4日
亲爱的先生：
您大概还记得我在伦敦短暂逗留期间给您写过信。作为您忠实的追随者，谨此寄上一本我写的英文小册子。这是我自己从古吉拉特语（我的母语）翻译过来的。值得注意的是，原作已经被印度政府没收。所以我赶紧出版英译版。只怕我又得劳烦您了：如果您健康允许，还请抽空看看这本小册子，提些意见。不消说，我自是无比珍视您的意见。同时寄去几份您授权出版的大作《致一位印度教徒的信》。此信也将被译为印度方言。
您的谦恭的
莫·卡·甘地
出自《托尔斯泰与甘地》，第66页
附：列夫·托尔斯泰的回信
1910年5月8日
亲爱的朋友：
我刚收到您的信和您的书——《印度自治》。
您的书我读得津津有味。我认为您在书中所探讨的问题，不仅对于印度人而言意义重大，对全人类也是至关重要。
您的第一封信找不着了，但我找到了多克写的您的传记。这本传记很吸引我，巧得很，正是这本书让我认识了您，它也让我更好读懂您的来信。
您书中涉及的种种问题，以及你们的各项活动，我都很重视。但由于我现在身体不太好，无法予以更多回复。等身体复原后我马上给您写信。
您的朋友和兄弟，
列夫·托尔斯泰
出自《托尔斯泰与甘地》，第67页
四
法院第21—24室
约翰内斯堡
1910年8月15日
莫·卡·甘地
辩护律师
致列夫·托尔斯泰伯爵
亲爱的先生：
感谢您5月8日鼓舞人心的亲切来信。我非常珍视您对我的小册子《印度自治》整体上的认可。您在信中善意答应有空会再详细点评此书，我期待着收到您的批评指正。
卡伦巴赫先生已就托尔斯泰农场一事给您去信。
他和我是多年挚友。您在自己的大作《忏悔录》中生动地描绘到的种种经历，我敢说他大多都体验过。没有任何一部作品能像您的作品那样打动卡伦巴赫先生。因此，为了努力实践您向世人展示的理想，在询问过我的意见之后，他冒昧地把自己的农场命名为托尔斯泰农场。
他慷慨地让消极抵抗者使用他的农场。随信寄去几期《印度舆论》，为您全面提供相关信息。
要不是您亲自关注德兰士瓦消极抵抗斗争，否则我是断不敢拿这些琐事搅扰您的。
永远是您忠实的仆人，
莫·卡·甘地
出自《托尔斯泰与甘地》，第68页
附：列夫·托尔斯泰的回信
“科切特”
（托尔斯泰长女的城堡）
1910年9月7日
致
莫·卡·甘地
约翰内斯堡
德兰士瓦，南非
您寄来的《印度舆论》期刊收讫，很高兴读到其中有关不抵抗的篇章。这些文章让我有所感触，希望和您分享一下。
活得越久——尤其现在我已临近生命终点，我就越愿意向人倾诉那些强烈触动我的心灵、在我认为极为重要的感受。事实上，所谓“不抵抗”，不过是对爱的戒律的错误诠释。爱是渴望与他人共享，休戚与共；人类的高尚行为始终源自这份渴望。爱是人类生命中至高无上、独一无二的法则，这一点每个人灵魂深处都能感受到。在婴儿的灵魂中，爱的法则至为清晰可见。人只要不为世间种种虚假的教条所蒙蔽，必能感受到爱。
从印度到中国，从古希伯来到希腊罗马，世间大哲都宣扬着爱的法则。在我看来，耶稣对爱的表述最为明晰。耶稣明言，爱的法则既是律法，也是先知的道理。他还更上一层楼，预见了爱的法则会因人们追求世俗利益的本性而遭到扭曲。耶稣指出这种扭曲的危害性，即人用暴力维护那些世俗的利益；用耶稣的话来说，以暴制暴，人以暴力夺我之物，我以暴力复夺之，周而复始。和所有理性之人一样，耶稣深知，爱是生命的根本法则，爱与暴力水火不容。他知道，人一旦许可暴力，哪怕只是一次，爱的法则就变得徒劳无效。也就是说，爱的法则就不复存在。然而，整个基督教文明，尽管外表光鲜无比，却是建立在对爱的法则误解之上，建立在爱与暴力之间昭彰而又离奇的矛盾之上，有时是有意为之，更多时候是无心所为。
在现实中，一旦抵抗与爱齐头并进，爱就不复存在，爱这一存在的法则会荡然无存；而爱的法则一旦消失，剩下的唯有暴力的法则，强权即公理。十九个世纪以来，基督教世界一直处于这样的状态。事实上，从古至今，人类始终都在用暴力法则来组织社会。基督教国家只在理念上与其他民族有所不同，即：在所有宗教中，唯有基督教清晰明确地道出了爱的法则；然而，在庄严接受爱的法则的同时，基督徒又允许使用暴力，并借暴力建构自己的人生。如此一来，基督徒彻头彻尾言行不一，他们既承认爱为生命法则，却又同样认为生活方方面面都离不开暴力，他们不仅认可诸如政府、法庭、军队等暴力机构，还赞之叹之。这一矛盾始终贯穿基督教世界的内部发展，近年来更是急剧恶化。
眼下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再清楚不过：要不就承认自己毫无任何宗教或道德准则可言，承认我们只按暴力法则组织生活，要不就承认我们必须取缔靠暴力榨取的各种税项，废除司法机构、警察机构，尤其是军队。
在今年春季莫斯科女子中学宗教考试中，教义原理课老师和莫斯科大主教考的是十诫，重点考的是第六诫“汝不可杀人”。通常在考生答得不错的时候，大主教会再提出另一个问题：无论何时，在任何情况下，圣经都严禁杀人吗？那些可怜的女孩子都被老师教坏了，她们必须回答：不，不是在任何时候都不得杀人；圣经允许战争期间的杀戮，也允许处死罪犯。但是——我说的可是别人亲眼看到后告诉我的真事——在被问到“杀人在任何时候都是罪行吗”之时，这群倒霉的孩子中有一个被深深地触动了，她红着脸，肯定地回答道：“是的，任何时候杀人都是罪行。”对大主教早就司空见惯的高深问题，这个女孩以坚定的信念回答：无论是旧约还是耶稣都禁止杀人，耶稣甚至禁止对他人的一切恶行。威风凛凛的大主教虽能言善辩，却也不得不败下阵来，那女孩大获全胜。
是啊，我们能在报刊上畅谈航空进步和其他同类新发现，探讨错综复杂的外交关系，罗列各种俱乐部和联盟，大谈特谈所谓艺术创作，但对这个女孩确认的这条道理，我们却沉默不语。可是对这些情形沉默不语是徒劳的，因为基督教世界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和那个女孩有着同样的感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救世军，不断增长的犯罪行为，失业，富人荒诞无度的奢侈、毫无节制的财富累积，穷人悲惨的困苦潦倒、不断攀升的自杀人数，这一切都是爱与暴力这一内在矛盾的表象，无法逃避，无从破解。唯一的化解之法就是接受爱的法则，摒弃一切形式的暴力。因此，您在德兰士瓦的工作，虽然看似远离基督教世界的中心，却对我们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至关重要。您的工作提供了有力的实践证明，证明爱的法则是当今世界共享的法则，证明基督徒乃至世界各族人民必将共同兴建爱之大业。
近年来我们在俄罗斯也发起了类似的运动，即拒绝服兵役运动，想来您听了会感到高兴。尽管你们消极抵抗运动参与者不多，俄国拒服兵役的人数也甚微，但这两个运动都可以大胆地宣告，“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比人强大”。
我们基督徒都会忏悔，哪怕忏悔的形式我们自己都觉得有点变态；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认为军队有存在的必要，我们随时准备着进行大规模杀戮。两者之间的矛盾如此尖锐显著，迟早会爆发赤裸裸的冲突，这一天大概已为时不远。届时，我们必须抉择：是宣布摒弃基督教，维系政府权力，还是放弃军队，放弃国家为维护自身权力所资助的各种形式的暴力？无论是你们大英政府，还是我们俄国政府，各国政府都感受到了这个矛盾；正因如此，它们出于保全自我的本能，对以爱醒世的人士横加迫害，迫害程度超过对反政府活动的镇压，在俄罗斯如此，贵刊所报道的情形亦然。各国政府知道它们最大的危险来自何方，它们极力自卫，不仅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更是为了自身的存亡而战。
谨致予我最诚挚的敬意，
列夫·托尔斯泰
[1] 此处指1909年出版的甘地传记《莫·卡·甘地：南非的印度爱国者》（ M. K. Gandhi: Indian Patriot in South Africa ），作者为约瑟夫·多克（Joseph Do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