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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查尔斯·弗瑞尔·安德鲁斯

[纳迪亚德]
1918年7月6日

我亲爱的查理:

来信收讫。你的信件我视若珍宝。但书信只能为我带来些许慰藉。我面临的困难超乎你的想象。你提出的问题我都能解答。我会试着在这封信里简明扼要地写出自己的想法。眼下我满脑子都是这些想法,无暇旁顾。其他诸事我好像都只是机械处理而已。如此费神深思也影响到了我的身体健康。我几乎不愿和人交谈,甚至不愿提笔,就连自己的这些想法也不想写。因此我退而求助于口述,请他人代笔,看看这样是否能把想法清晰地表达出来。这还不是我最难的困境,要解决的难题还很多。应对这些困难对我眼下的工作影响不大。可是如果失败了会怎样,现在还不好说。我若能保住性命,无论如何终会勘破谜底。

你在信中说:“印度种族确无嗜血的欲望。印度人清醒地意识到时间的流逝,谨慎地做出选择,始终站在人性的一边。”但纵观历史,这种说法真能成立吗?无论是《摩诃婆罗多》,还是《罗摩衍那》,我都找不到任何迹象可以证明这一点;甚至在我最喜欢的杜勒西达斯版的《罗摩功行之湖》中,我也未能找到任何佐证。而这个版本的精神境界远胜于蚁咥写的版本 。在此我说的不是这些作品的精神含义。这些古典名著中描写的人物个个嗜杀成性,对敌人复仇心切,冷酷无情。为了战胜敌人,他们计谋百出。古典名著中描述战争的热衷程度不亚于当代作品。各种毁天灭地的武器,只要人想得到,史诗里的勇士们都用上了。在他所创作的最优美的罗摩赞歌中,杜勒西达斯首先歌颂的也是罗摩打败敌人的能力。我们再来看看穆斯林统治时期。印度人和穆斯林人一样好战,只不过印度人一盘散沙,因为内讧而羸弱无力,四分五裂。在《摩奴法典》中,我也找不到你所归结的印度人不嗜血的证据。佛教这一宣扬宽容的普世学说显然也是一败涂地;而且传说要是属实,伟大的商羯罗 就曾毫不犹豫地以极端残暴的手段在印度杜绝佛教。而且他还成功了!我们再来看看英国统治时期。印度人虽然被迫缴械,但他们并未放弃杀戮的欲望。即便是耆那教教义也未能令其信徒放弃杀戮。耆那教信徒虽因宗教迷信惧怕杀戮,但他们也会像欧洲人那样果断地了结敌人的性命。我想说的是,在摧毁敌人的时候,印度人与其他人毫无差异,他们同样会欢欣雀跃。对于印度,我们只能说,确实有个别人努力尝试推广非暴力教义,而且与其他地方相较而言,非暴力理念在印度的推广确实较为成功。但并不能就借此坚信,非暴力理念已深深扎根于印度民众心中。

你还写道:“我认为非暴力已成为印度人的下意识直觉,随时都能被唤醒,您的经历就是很好的证明。”我倒是真的希望确实如此。但是我知道自己根本不是你说的那样。当朋友告诉我此地民众把消极抵抗当作弱者的武器时,我一笑置之,说他们诽谤。但他们说得没错,是我错了。单就我个人和身边个别同事而言,抵抗源自我们自身的力量,此为“萨提亚格拉哈”(非暴力);但对大多数人而言,抵抗就只是彻头彻尾的消极抵抗,因为他们弱得无法以暴力方式抗争。这一点我也是在凯达地区多次碰壁后才意识到。与其他地区相比,这里的农民比较开放,对我说话毫无保留。他们坦白地告诉我,他们也是因为自己不够强大,斗不过别人才采纳我的方案。而在他们看来,武力抗争远比我的非暴力斗争要英勇。恐怕无论是在查姆帕兰地区,还是在凯达地区,他们都做不到高呼着“我们拒缴地租!”或者“我们拒绝为你们卖命!”无所畏惧地走上绞刑架,或者直面枪林弹雨。他们没有这样的勇气。而且,我敢断言,他们要不接受训练,学不会自卫,他们就不会重获这种大无畏精神。“阿希姆萨” 只对那些充满活力并能够直面敌人的人具有教导意义。在我看来,充分发展体能是充分汲取和接纳阿希姆萨的必要条件。

你说印度凭其道德力量便可抵御来自四面八方的敌人,这点我是认同的。问题是印度该如何培养这种道德力量?是否要等到国富兵强之后,印度方能初步领悟非暴力道德力量的首要原则?每天日出之前,数以百万计的印度教徒都在亵渎宇宙真神。他们口中念念有词:

我是永恒不变的梵天 ,而非(土及其他)五元素的混合。我是梵天,每天早上我将自己唤醒,一如唤醒内心深处洁净的灵魂。我是梵天,由于我的恩典,思想得以言说;我是梵天,在吠陀中,我被称为“涅谛,涅谛”

之所以说我们口诵上面这段经文时亵渎了宇宙真神,是因为我们每天都只是鹦鹉学舌般背诵,却从不深究其中的高深真意。但凡印度有一人能真正领悟此经文,只此一人就足以击退压境而至之无敌大军。然而我们至今尚未领悟,要待印度大地自由无畏精神蔚然成风之际,方能彻悟。该当如何树立此种风气?必须是大多数民众觉得自己可以自卫,可以抵御他人或猛兽的暴力。此刻我觉得能说清我的难题了。我自是无法让一个小孩子懂得什么是“摩诃萨” ,我得等他长大成人。甚至得让他多多少少迷恋上自己的肉身,然后,等他认识了肉身,认识了大千世界,我才好向他道明,肉身与世界本是昙花一现,让他感受到神赐人肉身不是为了让人纵欲,而是为了让人求得解脱。即便是那时,我仍要等待,等那孩子身心完全成熟,才能向他灌输戒杀的教义,亦即圆满之爱。眼下我的难题是该如何把这个想法付诸实践。身强体健意味着什么?印度武装训练要到什么程度?每个人都要身体力行吗?还是说如果印度自由了,人们无须再拿起武器,从自由的氛围中就能汲取到足够的勇气?我相信最后一个观点是正确的。故而我的所作所为也完全正确。有感于当下时局,我既呼吁印度男儿全体入伍从军,又时时告诫他们,从军不是为了满足嗜血欲望,而是为了学会置生死于度外。请看以下摘录自莫雷 所写《回忆录》(卷二)中亨利·范恩爵士 的一段文字:

在世界众多伟大民族的方略中,死亡具有崇高的地位……对于那些英勇而慷慨的人来说,人生中有些东西高于生命,对此人们既毋庸置疑,亦无惧死亡。……真正的智慧是将“死得其所”作为人生终极目的,不懈追求,明晓其意,并身体力行,而且也唯有学会了“死得其所”的人才不会虚度一生。此乃人生之要务,亦是人生之本分。通晓死亡就是通晓解脱,是真正的自由状态,是无所畏惧之道,是知足祥和安度一生之道……当生活成了一种负担而不是一种福分,当生活中凶多吉少,便是赴死好时节。

莫雷点评道:“当范恩大限已至,他在塔山 的就义完全无愧于其著述中所表现出的高贵与坚决。”每次征兵演讲,我都特别强调勇士当为信念而战。我从不会说“让我们上阵杀光德国人”。我反复呼吁的是,“让我们为印度和大英帝国奉献生命”。我以为,如果民众对我的号召反响强烈,印度男儿全都奔赴法国战场,逆转对德的战争形势,印度就能令世人听到她的诉求,能对印度的永久和平带来决定性影响。再进一步,如果我成功组建了一支无畏的大军,战壕里满是士兵,但他们却以仁爱之心放下枪支,向德国士兵叫阵,让对方向自己——和他们一样的人——开枪,我敢说就连德国人也会觉得于心不忍。我不信他们毫无人性。由此可见,特殊情况下,战争和人的肉身一样,是必要之恶。如果战争动机正当,也可能用来造福人类,而这时守戒杀之人就不能袖手旁观,漠作壁上观,他必须做出选择,积极参与战争,或积极抵制战争。

你大可不必担心我会过于关注政治斗争和政治阴谋。这些本就令我反感,在南非时如此,现在更是如此。我参与政治活动只是为了借此解脱自我。蒙太古对我说:“你居然会参政,太让我吃惊了!”我不假思索就答道:“我参政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开展我的宗教和社会工作。”我想我到死都不会改变这个初心。

你不能再抱怨我的信只是寥寥数语了。给你写的这封信都快赶上一篇论文了。不过也有必要让你知道我都在想些什么。现在你可以宣判了,你要觉得我想错了,尽管把信撕个粉碎。

望你身体好转,更为强健。等你有体力长途旅行,我们自是扫榻相迎。

爱!

莫罕
出自《圣雄甘地全集》,第十四卷,第474—478页

[纳迪亚德]
1918年7月29日

我亲爱的查理:

我又得放肆抱怨一回了。日本人不愿听一位来自战败国的先知的启示 ,我开始觉得其中大有深意。人类始终逃不开战争。人性看来无法彻底改变。只有个别人才能获得摩诃萨(解脱),做到阿希姆萨(戒杀不害)。人要财富,要土地,要养儿育女,就无法彻底戒杀不害。保护我的妻子和孩子是实实在在的阿希姆萨,哪怕要杀死坏人;但完美的阿希姆萨是不打坏人,而是让坏人打你,以此制止他。在普拉西战场上 ,印度人既未能杀敌也未能以非暴力制敌。我们只是一群窝里斗、胆小的乌合之众,贪求公司 的银币,为蝇头小利出卖自己的灵魂。从那时起直至今日,我们就没有改过,反而变得更差劲了。那一役虽有个别英勇之士,言过其实的相关报道后来也有所修正,但印度人整体表现卑鄙不堪,毫无阿希姆萨可言。那也难怪日本人不愿听我们的。我不甚了解古时先辈是如何作为的。想来他们能忍受痛苦是因为他们坚强,而不是因为他们软弱。古时候,睿思 与刹帝利约定,让他们庇护自己修行。罗摩守护众友仙人 ,让仙人冥想之际不受罗刹 的搅扰。众友仙人得道之后,就不再需他人保护。我在征兵时困难重重,可是你知道吗,很多人拒绝参军,不是因为他们不愿杀人,而是因为怕死。这种反常的贪生怕死正在葬送整个国家。眼下我说的只是印度教徒。穆斯林青年对死无所畏惧,这实是难能可贵的品质。

今天的信写得前言不搭后语的,不过能让你看到我内心的挣扎。

不知你是否已获悉索拉布吉 的死讯。他在约翰内斯堡过世了。如此前途大好的一条生命戛然而止。神的行事真是高深莫测。

深爱!

你的,
莫罕
出自《圣雄甘地全集》,第十四卷,第509—510页

我亲爱的查理:

你给我写信一直挺有规律的,可是你行踪不定,我不知道该往哪儿寄回信。还好你在最近来信里留了一个专用地址。希望不管你人在何方,此信能平安寄到你手上。

我读了你在《新共和国》上发表的文章。我没在《青年印度》转载,而是如你所愿把它寄给布瑞勒维 [1]

事态发展得相当迅猛。我从未如此清晰地意识到,要挽回局面,必须要用非暴力行动对抗暴力之风。大英政府的暴力不断升级,所用手段不一而足——例如变相盘剥,以及随后按需提出检控。你能留意到,我对暴力的定义很宽泛。贪婪、盗窃、谎言、不正当的外交——凡此种种都是暴力思维和行为的表现、迹象或结果。对受过教育、有思想的人,这类暴力产生的反应很显著,与日俱增。因此,我不得不应付这一双重暴力。只有傻子或胆小鬼才会在这种关口无所作为。我已下定决心,甘冒最大风险。在虔心深思后,我得出了这个明确的结论。拉合尔 已让我看得一清二楚。我还不太清楚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不过肯定是公民不服从。我也不太确定该如何行动,以及除我之外还有谁该参与。但是掩盖真理的那层锃亮的外壳正在越变越薄,很快就会破裂。

刚提笔时我还不太想写,结果还是写了这么多。

古鲁德夫 和我一道度过了愉悦的两小时。他老了不少。这次我们更亲近了,我真是感恩。我们原想再见一面,但是伯曼吉(Bomanji)突然带他去了巴罗达。

马尼拉尔 两口子和他们的小宝宝都在这里。拉姆达斯 已经离开,他在巴多利协助瓦拉巴依 开展工作。马哈德夫 刚才还在这儿。

出版社还没给我们寄来你的第一卷书。我叫《青年印度》杂志社的人去买了一本。此刻正摆在案头。我读了第一章。书中对我宗教立场的陈述挺公正的。

爱!

莫罕
1930年2月2日
出自影印件,编号S.N.16424


[1] 布瑞勒维(S. A. Brelvi,生卒年不详),《孟买编年史》( Bombay Chronicle )编辑。 YwS9djsRfSrj7uLokyEHVB0hhUFX+XsD8WKdiedEg1CzfO1jHWL2qB+oosuAYyw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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