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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9月2日］
尊贵的商卡拉尔：
您想了解我对萨提亚格拉哈的看法。谨概述如下：
英语中“passive resistance”（消极抵抗）一词无法描述我要表达的那种力量，梵文“萨提亚格拉哈”才是最恰当的表达。相对武力而言，萨提亚格拉哈是灵魂的力量。因它本就是一件道德武器，故只有按道德的方式生活的人方能明智善用。普拉拉德
和米拉巴依
是这样的人，也还有其他人。摩洛哥战争中，法国人向阿拉伯人开火。那些阿拉伯人坚信自己是为了真主而战，完全置个人生死于度外，高喊着“呀——阿拉”
，冲着法国人的炮火就跑过去。在这种情况下，对手根本无法痛下杀手。结果法国枪手不但拒绝向那些阿拉伯人开火，还把军帽一抛，欢呼着冲出去拥抱对方。这个例子就是萨提亚格拉哈，说明它能取得的胜利。那些阿拉伯人并非有意识地选择非暴力。他们慨然赴死，只是受到强烈的冲动驱使，心里并没有爱。非暴力之士则心无恶意，不会因怒发冲冠而放弃生命；因为他能承受痛苦，故从不与人为敌，也无从向“敌人”投降。所以，非暴力之士天生勇敢，宽厚仁慈。伊曼哈桑和侯赛因
就是两个孩子，因为觉得对方待己不公，拒绝被招降。当时他们知道这会招致杀身之祸，但若向不公正低头，就是侮辱了自己的人格，背弃了自己的宗教。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选择了拥抱死亡。两名优秀的年轻人头颅被砍下，滚落沙场。我认为，伊斯兰教的伟大靠的不是刀剑之力，而是托钵僧的自我牺牲。真勇士宁愿自己刀剑加身，也不愿对他人挥刃。杀人者意识到自己因错杀而犯下杀戮之罪，将会悔恨终生。受害者哪怕是因自己的过错致死，也将因死而获胜。萨提亚格拉哈是非暴力之道。它确实是正道，因此无论何时何地都是正当的。武器之力是暴力，为所有宗教唾弃。就算是主张动武之人也有诸多限制。萨提亚格拉哈则没有任何限制，更准确地说，它唯一受限于非暴力之士自愿受苦的能力，即他的塔巴斯查亚
能力。
显而易见，质疑萨提亚格拉哈是否合法毫无意义。决定权在于非暴力之士。事后旁观者可以对萨提亚格拉哈做出判断。但旁人的不满阻止不了非暴力之士。决定是否发起非暴力抗争的不是什么数学规律。谁要觉得要先权衡胜败的机会，确保自己稳操胜券后才选择非暴力，那此人可能是个精明的政客，也可能是个聪明人，但他绝非真正的非暴力之士。非暴力之士自发行事，毫无机心。
从古至今，非暴力与武力并存。对两者的讴歌在文学中比比皆是。前者是神器
，后者是魔器
。人们相信在印度的上古时代，前者更强大，即便今天我们仍珍视这种理念。而欧洲则为后者的优势提供了极为惊人的例证。
这两种力量都胜过软弱无力，胜过人们常说的“胆小懦弱”。如果既不行非暴力之道，又无武力可用，无法实现斯瓦拉吉（自治），也无法真正唤醒民众。但二者单取其一，也无法真正获得自治，对人民毫无效用。唤醒民众既需实力，也需要勇气。不管领导人如何舌灿莲花，政府如何殚精竭虑，他们若不与民众一道共同壮大非暴力的队伍，各种暴力必然只会愈演愈烈。暴力就像杂草，随处滋长丛生。非暴力的队伍要求人人勇于自我奉献，不畏风险，甘当护花泥。不拔除不断滋长的暴力杂草，非暴力的幼苗将会被淹没其中；我们要通过塔巴斯查亚（苦行），怀着慈悲心，剔除田里的暴力种子，拔掉冒头的暴力杂草。一些年轻人认为政府专横暴虐，觉得自己走投无路，怒火中烧。在萨提亚格拉哈的帮助下，我们能争取这些年轻人，用他们的勇气，用他们的可塑性，用他们承受痛苦的能力来强化非暴力的神器。因此，我热切地希望尽快将非暴力广为传播。此举符合统治者和民众的利益。非暴力主义者并无意扰乱政府，无意扰乱任何人。我们必三思而后行，从不自大。因此，在与所谓“抵制运动”保持距离的同时，我们会把抵制英国货的誓言视为天职，坚持到底。非暴力主义者只敬畏神，不畏其他任何权势。我们永远不会因为害怕惩罚而玩忽职守。
无须赘言，当前我们的义务就是通过非暴力抗争确保学识渊博的安妮·贝赞特
及其同事获释。至于安妮本人的行动我们是否完全认同，那是另一回事。她有些做法，我就不认同；但大英政府把她抓起来就是大错特错，有违公正。当然，我知道政府没觉得自身有任何过错。有错的反倒是希望政府释放安妮的那些人。政府也是照着自己的逻辑行事而已。人民感到愤怒，该如何表达呢？要是痛苦还可以承受，人民可以通过请愿或类似的方式表达情绪。但当痛苦已无法承受，除了非暴力抵抗再无别的良策。只有等到人民觉得忍无可忍，也只有那些不愿再忍受的人才会全身心投入，押上全副身家也要让安妮·贝赞特获释。那将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情感的宣泄。我坚信，面对如此强大的自我牺牲，即便威武如帝王也会为之折服。蒙太古先生访印在即，群众大概多少会克制一下情绪。这意味着大家相信蒙太古先生有正义感。可是如果在蒙太古先生抵达之前，政府仍未释放安妮，那我们就责无旁贷，只能诉诸非暴力抵抗。我们并不想挑衅政府，也不是要制造困难。我们只是诉诸非暴力抵抗，展现自己情感上受到的重创，进而为政府效力。
出自《圣雄甘地全集》，第十三卷，第517—5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