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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双方军事有生力量的消长是逐步显现的，最初不少人没有立刻意识到，经过一年多时间便显示出颜色来了。
从全面内战爆发后的1946年7月算起，到1947年1月，人民解放军已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五十六个旅，平均每月歼敌八个旅，地方保安部队等还没有计算在内。到这年6月，也就是解放战争满一年的时候，已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九十七个半旅，七十八万人，保安部队等杂牌军三十四万人，共一百一十二万人。国民党军队到处感到兵力不足，难以应付面对的局势了。
正是在这年6月底，刘（伯承）邓（小平）大军开始千里跃进大别山，同相继南下的陈毅、粟裕和陈赓、谢富治两支野战大军，在江淮河汉之间布成“品”字形阵势，互为犄角，牵制吸引了国民党军队南线一百六十多个旅中约九十个旅的兵力回援，把主要在解放区进行的内线作战转变成主要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的外线作战，使战线由黄河南北推进到长江北岸，使中原地区由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
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把战争的主动权转入自己手中。这是对全国解放战争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转折。
1947年和1948年交替的时刻，毛泽东和蒋介石对整个战争发展的形势都作过全局性的判断。这个判断，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等各个方面。但在战争时期，军事自然占着突出的地位。他们的判断截然不同，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们的战略指导方针不同直接有关。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于1947年12月召开的会议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报告一开始就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他解释道：“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
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
12月8日，他在会上作结论，再次强调：“我们同蒋介石的力量对比问题直到今年中央发出‘二一’指示时还没有解决，还准备退出延安，并且后来确实退出了，直到现在这个问题才解决了。二十年来没有解决的力量对比的优势问题，今天解决了。”
这是12月会议作出的一个大判断，是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大判断，是对双方力量对比变化作出的大判断。那时，国内局势中仍有许多不明朗和不确定的因素，并不是很多人都能看清楚这个历史转折点已经到来。即便有这样那样的感觉，也没有得出如此明晰的结论。
对形势的判断，是制定路线、纲领、方针、政策的最基本的依据。不同的判断，就会作出不同的决策。有了12月会议这个大判断作依据，怎样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问题，便提到现实的议事日程上来。如何准备战略决战的问题，也开始有可能要认真考虑了。
蒋介石对当时国内军事局势又是怎样判断的呢？他没有也不愿意认识到战争已达到一个转折点，没有也不愿意承认国共双方力量对比的优势属于哪一方已开始改变。他考虑问题的思路和战略指导方针依然固守着那套老看法，没有根本改变。
中共中央12月会议后只有几天，1948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军民同胞书》。他对全国局势的判断，读起来简直令人发笑。他虽然也承认“前线国军，一直在被动中作战，也一直在孤立中应战。以致一年之间，屡受损失，将士牺牲，至为惨重”，这是他不能不承认的事实。但接着的一段话，尽管太长，仍不妨摘抄于下：
然而在此种作战条件极端艰困的状况之下，国军在战略上已经达成了他最大的任务：第一是共匪首脑部所在地之延安的占领，第二是沂蒙山区的肃清与烟台海口的收复。大家都知道延安是共匪盘踞十年以上的政治中心，沂蒙山区是共匪军械制造和军需物资储藏的总库，而胶东半岛上的烟台则是共匪海上唯一交通补给线；但是国军凭着忠勇牺牲的精神，达成其在地形上最险阻和在作战上最艰难的目标，终于克复了延安，肃清了沂蒙山区，最后更收复了烟台，对共匪积年所经营的窠穴，所储备的物资，所凭借以号召全部匪军的首脑部次第加以摧毁；从此共匪的所谓政治中心和神经总枢是丧失了，他所借以生存的经济据点是失陷了。他对外交通的最后海口也断绝了。国军所付的代价诚然巨大，但是所预期战略的目的却已如期完成。关内匪军因为根据全失，接济断绝，就只得被迫分窜，成为流寇。刘伯承、陈毅等匪部今日虽仍猖狂窜扰，但他流窜到黄河以南，就成为无窠之蜂、无穴之鼠，前面没有目的，后面没有归路，只有打圈旋磨，盲目行动。国军对此匪部自更易追剿肃清。可以说剿匪全役最困难的工作，在去年一年间，业已完成了。
如果说那是他公开发表的文告，还可能解释为有对外粉饰和对内打气的成分，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蒋介石两天后（1月3日）的日记。他在“上星期反省录”和“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中写道：“东北战局至上月底我军已集中完毕向沈阳外围出击以后，卅一日匪乃开始溃退至辽河以北岸，而华北我军亦向北平外围扫荡获胜，则北方战局一时乃可稳定。”“飞武汉召集军事会议，检讨大别山进剿得失与今后剿匪要旨之指示。未知能收效否？”“应以黄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带为生命地带。”“保障津浦路与肃清大别山区为急务。”“确定围剿刘伯承与陈毅两股共匪主力之计划。”
可见，蒋介石实在缺乏宏观的战略眼光，不能对战争局势进行全局性的准确分析，更谈不上能洞见它未来发展的趋势，只是忙于应付一个一个地区的战况，认为东北和华北战局“一时乃可稳定”，仍不死心，想集中力量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对刘伯承、陈毅两部进行“围剿”。这从他以后在辽沈和淮海战役中依然多次想同解放军“决战”中也表现出来。他的思考，后人看起来觉得可笑，但他当时还很认真，认为有这种可能，那同实际竟相距如此之远！
被称为蒋介石“文胆”的陈布雷在这年元旦的日记中却显得心情很忧郁。他写道：“阅读京中各日报，觉《中央日报》社评与《新民报》之社评恰恰代表两种相反的意见，可见统一国论之不易。”
他已感觉到，就是国民党统治区内的报纸上，也很难用《中央日报》那一套来“统一国论”了，甚至恰恰“相反”。陈布雷没有再讲什么。但对这位敏感的老报人来说，这自然不是什么好兆头。
陈布雷
1月1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又写道：“十六时到沈阳。十八时到行辕会议，听取报告。对于敌情及其行动，行辕全不明了，殊为忧虑。与宜生（注：即傅作义）谈增援东北事，彼反要求增加华北兵力为言，殊出意外。”
其实，对解放军的情况和动向“全不明了”的，岂止是东北行辕，蒋介石自己何尝不是如此？但他从来只是责怪别人，不检讨自己。傅作义要求增加兵力，实际上也反映出经过一年多双方有生力量消长发生变化后所处的窘境。其实，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战场都深感兵力不足，自顾不暇，谁都不愿再抽调兵力支援其他地区，这已是显然的事实。蒋介石却“深感意外”，这只能说明他对实际情况的懵然无知。
但国民党的战局日趋不利，已无可讳言。时任外交部长的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我军事戡乱工作实际上今已一年。白崇禧等在去年此时，力称六个月内可以武力解决中共。今则东北之局势固江河日下（安东等处已放弃），山东、苏北之共军依然未消灭，河南已大部为共匪所控制。今则皖北、鄂东、鄂北亦为共匪所侵入。共匪之威胁，实数倍于去年今日。”
他一开始说的“白崇禧等”，其实包括蒋介石在内，只是他在日记中也不便明说罢了。
兵力短缺的问题终于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2月1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口气稍有变化，写道：“本日对匪扩大窜扰地区，我军兵力不足，防不胜防，此剿彼窜，颇难为计。乃以暂取守势、沉机观变之法，加以深虑。所得结论，应求匪之要害，取而守之，使其不能不被动来攻。待其停攻挫折，而后再予以反击，清剿当易为力也。”
这时，蒋介石终于也感到“兵力不足，防不胜防”了，但他“深虑”后得出的“结论”并不高明。解放军连延安、临沂都没有因是“要害”而像蒋介石所想的那样“不能不被动来攻”，怎么会被他牵了鼻子走、便于他“反击”和“清剿”呢？倒是以后在辽沈战役中想对锦州来一个反包围、在淮海战役中想对双堆集来一个反包围，作为“反击”，也许可以多少看到一点这种思路的影响。可是，结果都不是“清剿当易为力”，而是输得精光了。
这时，各个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纷纷向蒋介石呼救，声称兵力不足，要求增援，以东北战场尤甚。2月19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致电蒋介石：“（一）辽阳陷后，判断匪将继续攻掠沈阳、锦州外围各小据点，国军士气消沉，亟盼关内增兵，改变不利形势。（二）职指挥之暂编第五十师，暂编第六十师两部各仅有实力约四个营，第五十六两个半团，连同交警十二总队，共约六个团兵力，现任高桥、北戴河长达两百公里铁道之守备及秦（秦皇岛）葫（葫芦岛）两港、锦西、榆关各要点之固守，兵力既薄而分散，至第六十二军及第九十二军（第五十六师）两部对于关内活动，且任北宁路两段守备，亦无法抽调兵力，故兵团对锦州作战，只能作精神上之支援。”
国民党军兵力已严重不足又十分分散，其他地方也无法抽调兵力，处处设防而处处守备薄弱导致的窘状至此已清晰可见。
这年3月，人民解放军已有五十个纵队（相当于国民党的军，即整编师），一百三十二万二千余人，还有非正规军一百一十六万八千余人，战斗力也大为增加。国民党的正规军有一百零四个师，一百八十一万人，还有非正规部队等一百八十四万人，人数虽尚稍占多数，士气和战斗力却大多低落，除大别山和淮河以北地区外，都处于完全被动挨打的地位。蒋介石这时不好好想想在这种局势下如何自保，想的还是如何对解放军“清剿”，这只能说明他的头脑太不清醒了。
毛泽东和解放军总部一直在冷静地观察并仔细地计算双方有生力量对比变动的实际状况，敏锐地察觉这种变动包含的深刻意义，当机立断地作出新的战略决策。这个决策的主要关注点，仍在如何消灭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特别是它的精锐主力。这对战争全局的胜负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当时，国民党方面战斗力较强的部队集中在华东和东北。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想得很远，已考虑要把打大歼灭战的问题提上日程了。
在南线，国民党军最精锐的主力是第五军和第十八军。毛泽东已把目光牢牢地锁在这两个军。5月20日，他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夏季作战的重心是各方协助粟兵团歼灭五军。只要五军被歼灭，便取得了集中最大力量歼灭十八军的条件，只要该两军被歼灭，中原战局即可顺利发展。”
在北线，他提出要防止东北国民党军队主力（包括新一军、新六军在内）南撤关内，致电东北野战军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希望你们务必抓住这批敌人，如敌从东北大量向华中转移，则对华中作战极为不利。”
如何千方百计地将国民党军队在北线的主力抑留在东北，不令南移，以便解放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加以歼灭，成为毛泽东此时费心特别多的地方。
可以清楚地看出，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发动战略决战这个全新的问题，此时已开始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的考虑中了。而在这以前，考虑这样的问题是没有条件的。当然，它从开始酝酿到考虑成熟需要有一个过程，有些问题还要在实行的过程中经过若干反复，才能一步一步地弄清楚。
蒋介石面对这种形势根本缺乏清醒的认识，更谈不上根据急剧变化着的实际情况重新调整自己的原有部署。他依然抱着自己根深蒂固的老观念，把大城市看得很重，迟迟下不了决心断然放弃，以便集中兵力转入防御，即便有时想到，也仍举棋不定，遇到一些阻力就罢手。在已显然不利的情况下，他仍多次想指挥部队同解放军决战。这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在1947年上半年能以“壮士断腕”的气魄，果断地决定放弃延安、临沂等地，决不在不利条件下决战，形成鲜明的对照。这在相当程度上预决了他在三大战略决战中失败的命运。
曾任蒋介石侍卫长，以后在台湾历任军政要职的郝柏村，在读蒋的日记时写下自己的感想：“当不能消灭敌人时，一切军事考虑，以不被敌人消灭为第一要义。”“面对共军机动歼灭、以大吃小的战略，如仍斤斤计较于重要城市之固守，大军绝不能置之死地而后生，因大军的补给线被切断，其生存持续便指日可数，会不战而败。”“军事战略不调整，后果必严重。”
他在读了蒋介石1948年1月21日日记后写道：“蒋公此际仍信心满满，而提示皆为战术问题，但今日关键在战略。用兵不外全军与破敌。今破敌不可能，而应求全军。而全军之道，在缩短战线，节约兵力，并以集中兵力、保存战力为主旨，是军事战略问题。”他在读了2月21日日记的“本星期工作预定”后写道：“此为日记中第一次提及总体战与面的战术，惜为时已晚，应立即缩短战线，放弃若干都市与区域，确保长江以南，从事总体战的准备与战争面的经营。”
当然，郝柏村那些想法是相隔六十多年的事后之见。当年的蒋介石没有也不可能这样想。即便这样做，也只能推迟一些他失败的时间。但不管怎样，双方统帅战略眼光和指导能力的高下，在这类支配全局的关键性问题上，确实表现得格外清楚。
辽沈战役前夕曾在东北担任第七兵团司令官兼七十一军军长的刘安祺到台湾后说：“大陆上剿匪失败主要是战略上的错误，上面采用专重守土而不集中力量打击敌人的战略，以为自己能控制多少地区、多少组织，有时还故意把兵力分散，用这种方法来充面子。”他又说：“从东北到徐州，兵力分散，守住土地重于消灭敌人，也就是所谓‘守土不打敌’。”“但是中央爱面子，想掌握若干据点以做国际宣传。”
他所说的“上面”和“中央”，指的当然都是蒋介石。这当然也是“事后诸葛亮”之见。经过一场生死较量，有个比较，事情才能看得清楚一点。
蒋介石自己在辽沈战役失败时，也对美国纽约《前锋论坛报》记者说：“三年以来，国军处处设防，备多力分，形成处处薄弱之虞。共匪乘此弱点，乃以‘大吃小’之战法，集中其全力攻我薄弱之一点，于是屡被其各个击破，此所以逐渐造成今日严重之局势。”
这真应了前面所引毛泽东的话：“战争就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竞赛结果，有胜有败，除了客观物质条件的比较外，胜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正确，败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