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方针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全面内战是蒋介石一手发动的。他一直把中国共产党看作最危险的敌人，下决心要消灭它。早在抗日战争初期，他就说过：“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的这个意见，至死也不变的。”

抗战胜利了。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取得了胜利，全国民众普遍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渴望能开始国家的和平建设。蒋介石却急于在逐走日本这个大敌后立刻发动全面内战，消灭中国共产党。由于胜利到来得比他预计的要快，国民党的军事主力还远在中国西南部，调动到各大都市和反共前线需要时间。国际舆论也不很赞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立刻在中国发生如此大规模的内战。所以，他也和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但那只是权宜之计，暗中已积极进行反共的军事部署。就在他“再电毛泽东盼速来渝共定大计”后两天（1945年8月22日），他就“手谕周主任至柔曰：‘应印订《剿匪手本》一十万册，并另电令各战区长官就地印发各部队应用为要’” 。日军在南京签署投降书当天（9月9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共匪未清，则革命不能曰成也，勉乎哉。”9月17日，他又以命令形式向内部重新颁发十年内战时期他亲自手订的那本《剿匪手本》，指令各部队“切实遵守”。很清楚，他的决心已下，全面内战的爆发，只是时间问题，是不可避免的。

为什么蒋介石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全国抗战刚刚取得胜利的时候，就如此急切地要发动全面的反共内战？

蒋介石从来是迷信武力的。他认为自己有力量在短期内依靠武力消灭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抗战一胜利，国民党当时拥有正规军约二百万人，加上其他军事力量共四百三十万人。人民解放军只有六十一万人，加上地方部队和后方军事机关人员共一百二十七万人。双方兵力的对比是三点四比一。至于武器装备，双方更是悬殊。战争后期，国民党军队得到美国大量军事援助，武器装备有了大幅度改善，约有四分之一成为美械或半美械部队，又在受降中接收了侵华日军一百多万人的武器，拥有人民解放军所没有的坦克、重炮、作战飞机和海军舰艇等。他还控制着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控制着几乎全部的现代工业。美国又动用空军和海军，将远在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四十万至五十万人，迅速抢运到原来被日本占领的华北和华东去。当时作为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的魏德迈把它称作“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空中军队调动”。而中国共产党控制的主要是农村和一些中小城市。在蒋介石看来，优势仿佛全在国民党方面。

因此，蒋介石认为，这正是实现武力消灭共产党的最好时机。他在发动全面内战时，在日记中写道：“剿匪军事决不能用正式讨伐方式，只有用不宣而战、局部的逐渐解决。但每一战局必须求得一段落，并须准备充分。速战速决为要旨也。” 他对此充满自信，认定只要六个月就可以做到。这不是事后的想象和推测，而是熟悉内情的人讲得清清楚楚的事实。

蒋介石的儿子蒋纬国在《历史见证人的实录——蒋中正先生传》一书中转述何应钦说的一段话：“对日抗战胜利后，我正任陆军总司令，老先生（注：指蒋介石）嘱起草剿共计划，我乃令我的参谋长（萧毅肃）草拟计划，以两年为期，消灭中共，并命其携赴杭州面呈老先生。稍一审视，老先生即嘱萧毅肃明日同乘飞机返回南京。萧毅肃自忖，老先生必对计划相当满意，或有问题向其垂询，故嘱同机返京。事隔多时，未见下文，乃知陈辞修（注：即陈诚）亦有一计划，则只需数月必可肃清中共。故老先生派我任联合国中国军事参谋团团长，而以军事全权付托陈××（注：原文如此，指陈诚）。”

当时担任何应钦侍从参谋的汪敬煦和萧毅肃的儿子萧慧麟也都有同样的叙述。

汪敬煦回忆道：“抗日战争胜利后，蒋委员长知道共产党终将称兵作乱，就交代何先生草拟一份清剿共产党计划。为了这个计划，何先生还特别去拜访日本驻华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冈村建议何先生千万不能对共产党大意，更不要轻视他们。”于是，何应钦要萧毅肃起草了一个两年计划，“它的重点在分两年三阶段来实施，可说是采纳了冈村宁次的忠告，小心应付，绝不躁进”，“计划拟好之后，派萧毅肃专程赴重庆呈送委员长”。此时陈诚另外提了一份六个月消灭共产党的计划，陈诚以30年代在江西与红军作战的经验，认为共产党军队不足以抵挡装备机械化的国民党军队。“委员长心里很急，希望赶快把共产党问题解决，因为在他的心目中要很快实施宪政，如果剿共战争拖得太久，并不符合他预定的时间表。” 这样，蒋介石便采纳陈诚的计划，免去何应钦的参谋总长职务，把他远派到美国去闲置起来，改由陈诚继任。

萧慧麟为他父亲写的传记中也讲到这件事：先是蒋委员长想乘抗战胜利之余威，接着消灭共产党，“命令何应钦写计划（当然等于就是命先父写计划），但先父认为八年抗战虽然得到最后胜利，中国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不但民穷财尽，国家亟待建设以复元气，而全国的百姓也极多家园破碎，夫死子亡，痛恨战争，若继续与共产党作战，必定无法得到人民的支持，上上之策，莫若先行调理国家元气，再作良图。但此建言未获蒋委员长同意。不得已，先父只得拟了一个两年的作战计划。此计划不但未被采纳，先父反被外放重庆。而代之者，为陈诚‘六个月’就可扫灭共产党的方案，并于一九四六年六月一日国防部成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同时撤销），白崇禧任国防部长，陈诚任参谋总长，何应钦被冷藏” 。

这些记载表明：蒋介石所说半年内消灭共产党，并不只是对外宣传或激励将士的口号，而是他急切希望实现的实际行动方案。在他看来，用两年时间来消灭共产党就拖得太久了。

怎么打呢？蒋介石也有自己的一套想法，那就是从夺取重要城市和控制交通线下手。1947年5月15日，他向军官训练团第二期全体学员作《匪情之分析与剿匪作战纲要》的报告时，对这个方针有一段详细的解说：

大家要知道，现代作战最紧要的莫过于交通，而控制交通就先要能控制都市，因为都市不仅是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一切人才物资集中之所，而且在地理形势上，一定是水陆交通的要点。我们占领重要都市之后，四面延伸，就可以控制所有的交通线。交通线如果在我们控制之下，则匪军即使有广大的正面，也要为我所分割，所截断，使其军队运动的范围缩小，联络断绝，后勤补给都要感到困难，终于处处陷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所以匪军不能占据都市，实在是他们致命的弱点。

因此我们作战的纲领可以说是先占领据点，掌握交通，由点来控制线，由线来控制面，使匪军没有立足的余地。

蒋介石对实现这个方案充满信心。他兴奋地认为：解放军没有大城市作为根据地，就只能到处“流窜”，只能算是“流寇”；自己以城市为依托控制住交通线，解放军就无法流动，只能在分割状态下被国民党军“分区清剿”，最终归于消灭。他在同年2月17日的另一次讲话中说：“现代战争和古代已大不相同。现代交通工具进步，兵员运动迅速，政府有飞机、火车、汽车和坦克，调动方便，流寇绝无隐蔽容身之地，怎么能存在？大家要知道：过去时代的流寇，只有两种本领：一种是负隅，凭借险阻，顽强抗拒；其次是流窜。……但现在的情形却完全不同了。交通如此发达，武器如此进步，无论什么险阻，经不起飞机的轰炸，无论流窜如何迅速，赶不上火车汽车，所以流寇是无法存在的。”

按照这个方针，蒋介石在发动全面内战的初期，倚仗自己的优势兵力，夺取了解放区许多重要城市，打通了一些交通线，控制了大片解放区土地，表面上确实占了一些便宜。解放军先后撤出苏皖边区的首府江苏淮阴、山东根据地的首府临沂，1947年3月19日又主动撤出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的延安。这给解放军也带来不少困难：根据地缩小或被分割，使部队打运动战的回旋余地减少，如果不慎，还可能因孤立缺援而被各个击破；后方供应基地遭到破坏，部队的弹药和粮食的补给常会遇到困难；一些重要城市的放弃，也容易使士气和民众心理多少受到影响，解放区的干部和官兵大多是本地人，看到家乡受到蹂躏，难免会出现某些思想混乱以至埋怨情绪。总之，解放军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这在一段时间内也增强了蒋介石骄横的气焰。在他看来，只要这样一步一步地夺取解放区的重要城市和控制交通线，做到“局部的逐渐解决”，就能在不长时间内达到消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目的。

可以举一个例子：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不久，苏中地区同南京和上海隔江相望，是双方战斗十分激烈的地区。国民党军在这个地区的军事指挥者、接替汤恩伯担任第一绥靖区司令官的李默庵回忆道：“在苏中的七次作战，粟裕称‘七战七捷’，消灭蒋军六个半旅。当时，我部上报损失，在五个旅左右，约有四万人。有不少官兵被俘后，加入了解放军的队伍，我们还损失了不少武器装备。但是，由于双方作战目的不一样，各自评价也不一样。我当时奉命作战目的主要在于收复地盘，以占领城市，驱走解放军，维护占领区的安全。所以，尽管损失了一些部队，但最终收复了盐城以南的大部分地区，保障了浦口至南京的铁路以及长江下游的交通，解除了解放军对南京政府的威胁。从这点上看，我部队达到了作战目的。由于我指挥的部队较多，损失一些，也算正常，南京政府从来没有怪罪我什么。” 对同一个结局，双方的估计竟有这么大的差别。

但是，蒋介石在一个根本点上完全估计错了：人民解放军不是“流寇”，并且从1929年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起一直坚持反对“流寇思想”。它并不以重要城市为根据地，并不把它看作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而是以广阔的农村为根据地，在这里扎下很深的根。它的指挥员和战士大多是来自经过土地改革后翻身农民的子弟兵，内部团结，士气高涨，能够不怕疲劳地连续作战，能够隐蔽地发动突然袭击，或者迅速地秘密转移，跳出国民党军队精心策划的包围圈。它和当地农民关系密切，得到他们的全力支持，能够严密封锁消息，能够及时通报国民党军队的动向，能够就地取得必要的人力和食品支援。就是国民党军队一时占领的地盘，国民党也无法实行有效的统治。这是蒋介石没有想到的，也是他所代表的旧社会势力无法做到的。

更重要的是，蒋介石本来为数有限的用于野战的军队，随着占领解放区一些城市和交通线，不可避免地要以很多兵力分散改任守备。占地愈多，兵力愈分散，背上的包袱愈重，加上在作战中不断被歼，他的野战兵力越打越少。而兵力分散守备，正便于解放军选择弱点，各个击破，一步一步地削弱并消灭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

至于蒋介石极为重视的漫长的交通线，更不可能处处强固设防。解放军在当地民众的支持下，常常可以从交通线的薄弱环节处穿越对方的防线自由出入，在重要时刻尤其如此，无法阻挡。国民党军队又不习惯夜战，到晚间宿营时，解放军经常可以轻易地穿越那些封锁线。郝柏村写道：“共军轻装，夜间机动能力特别强，尤其在长期控制区内，共军虽退而地方政权仍在；国军在新占领区，无法建立有效持久之地方政权，故共军无论大部队或小部队，均有钻隙机动之能力。”

蒋介石那套“由点来控制线，由线来控制面”的战略设想，讲起来仿佛头头是道，其实完全脱离实际，不仅最终全归落空，而且使他那点本钱不断被消磨削弱，双方军事力量对比一步一步发生变化，种下国民党军队兵力越来越不足、捉襟见肘、无力应付的严重后果。日子一长，它的后果将一一显现出来。

国民党方面编写的战史，谈到解放战争初期的华东地区作战，作了这样的检讨：“当时徐州绥署之战略观念（构想），系以扩大占领地域为目的（渐及于规复苏北、打通必要交通线），故平均使用兵力，同时向多方面发展。因此，既无歼灭匪军之意图，亦无捕歼匪军之方案及部署。此为在战略构想上最大之错误。”“先求控制地域，致兵力渐形分散孤立，予匪军实施运动战（机动作战）逐次击灭之好机，匪且趁势发展壮大，致使双方战力，匪长我消。” 撇开其中一些污蔑性用词不说，也且不讨论国民党军队有没有可能先来消灭人民解放军的有生力量，他们检讨中指出的战略性错误有很大部分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只是他们还没有勇气指出这种错误的战略观念不仅是徐州绥靖公署的，其实正是蒋介石的战略指导方针。

稍后，国民党军队向山东和陕北发动重点进攻时担负黄河中段防守的第四绥靖区司令官刘汝明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是备多力分，处处守，处处薄弱。共匪是打仗的专集中打仗。比方三十五年（注：即一九四六年），我担的任务，就是确保开封、菏泽，固守通许、陈留、兰封、考城、东明、郓城、定陶、曹县、柳河、民权……还要维护铁路交通。以我那些兵力，四处一分，就动弹不得，没有活动力量。这样匪是完全主动，我们完全被动。匪有选择作战时间、地点、目标的行动自由，我们就被动摆在那里挨打。因此匪在盘踞区内，就用不着防守兵力。我分为十，匪合为一，像柳河、民权、曹县、兰封、郓城等处守备部队，均先先后后被匪袭击围攻，以大吃小。结果匪积小胜为大胜，渐渐庞大。我们累积顿挫就渐渐削弱。损伤消耗的兵员、武器、器材，也缺乏相对平衡补充。兵力日减，次要地方也无力兼顾。” 以后，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行动，正是从刘汝明部守备的这个“处处薄弱”的地区开始突破的。

郝柏村也感慨地写道：“蒋公虽以歼灭共军有生力量为思想，但其所关注者则是地的得失，故在日记中以攻占某城某地，且亦指示某城某地必须坚守。是以自剿共以来，无论关内关外，国军占领了很多重要城镇，但党政不能在地生根，必须国军保护，故占领城镇越多，包袱越大，部队不能机动集中，致被各个击灭。”

这里，使人联想起当年日本侵略军在华北“扫荡”八路军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时采用的“囚笼政策”。他们依托一些城市和几条交通线，不断扩张占领区，增加据点，来封锁和隔绝各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联系，使抗日根据地日渐缩小，部队的回旋余地和给养供应遇到严重困难。刘伯承曾形象地譬喻这种“囚笼政策”说：“铁路好比柱子，公路好比链子，据点好比锁子。” 蒋介石仿效的，正是这套做法。日军的战斗力强于国民党军队，他们企图用这样的方法来逐步消灭八路军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确实大大增加了根据地的困难。可是，彭德怀指出：“敌伪深入我根据地后，普遍筑碉堡，兵力分散，反而形成敌后的敌后。主要是交通线空虚，守备薄弱，这对我是一个有利的战机。” 1940年8月至1941年1月，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是从对分割晋察冀根据地和晋冀鲁豫根据地的正太铁路发动“大破袭战役”开始的。日军的“囚笼政策”不仅没有奏效，反而使八路军将士在残酷的战斗中得到锻炼，变得更为坚强有力。日本侵略者束手无策，华北方面军编印的《对华北方面共产势力之观察》对八路军的作战这样评论：“其上级干部多为经验丰富干练之士，其统率才能十分高超，尤其对分散于广阔地区的多数小部队巧妙的指挥运用，必须瞩目。”“共产军之机动游击战法极为巧妙而执拗，已逐渐成为我治安之最大障碍。”

历史当然不会雷同，战争的性质也不一样，但有时确有相似之处，很可以发人深思。 iBKIbzpYkjGSCqpn38NbqhPayv6K4f3B5Z6L8GOebKI+TpWGgeOTKEB3FyTQsag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