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任务的提出

一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编写，是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提出来的。这个领导小组成立于1985年3月，由杨尚昆任组长，胡乔木、薄一波任副组长（以后又增加了邓力群和胡绳两个副组长），但没有组员。人选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确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是它的办事机构。

那时党史著作往往只写到1949年，少数写到1956年，只有个别的写到改革开放。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早就有意尽快写出一部完整的中共党史，还考虑写一部篇幅不太大、便于更多人阅读的党史简本。

正式提出编写《七十年》这本书，是在1990年3月8日召开的“全国党史工作部门负责人座谈会”上。这样的会以前还不曾开过。

当时还有一个背景：中国刚经历了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国际上先后出现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社会上思想比较混乱。海外有的人甚至扬言：20世纪最大的政治遗产就是社会主义的试验和破产。国内也有些人感到困惑。这就把加强党史研究、宣传和教育的任务更加突出地提到人们面前，要使大家更多地了解中国共产党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党：如实地回顾中国共产党七十年来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它做过些什么，对国家和民族发挥了什么作用；还要正确地总结党的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进行具体分析，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分清是非，对人们关心的一些重要问题做出回答；要科学地说明中国为什么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能走其他道路。这在当时和以后，都十分重要。

在座谈会上，薄一波、胡乔木、胡绳三人讲了话。

会上没有确定“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个书名。后来，因为第二年就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七十周年，邓小平为准备出版的大型画册题写书名时用了这几个字，就决定这部简明的党史也用它作为书名。

薄一波：这么多研究党史的同志在一起开会，还是第一次。现在我们急需有一部好的党史，写出来供大家看。现在是越来越需要，因为参加过这些事情的人，听到过的人，已经不多了，所以刻不容缓。这部党史是不容易写的。我想尽我们的力量写一部历史，要写得真实。我们犯过“左”倾的路线错误有三次。毛主席领导以后，总算顺利。进城以后，毛主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方面功劳是很大的，现在有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做出了决议。苏联过去对斯大林是不能批评的，现在又全盘否定斯大林。至少五年计划、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一个局面，你全盘否定总不那样妥当。现在又进一步否定列宁，同时也否定十月革命。我们要实事求是地写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留给后人看，也有现实的意义。

90年代了，我们还在建设社会主义，还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后，我感到我们的党还是高明的。没有把毛主席否定了，我看比他们的党要高明。他们是自毁长城。历史还是要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写出来，这是一定会受大家欢迎的。最近爆发的东欧剧变，让我们想到了这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过去我们党史研究室、文献研究室、党史征集委员会力量比较分散。现在党史研究室和党史征集委员会合并，这是好的，力量集中，可以经常共同切磋。我们也曾想把李琦那一摊（注：指中央文献研究室）加进来，但是他们那里的担子已够重了，没有那样做。尽管这样，大家还可以相互来往。党研室和党史征集委员会合并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要写党史必须征集史料，合在一起大有好处。写历史，就是要真实。我接触到的问题不多，比如拿山西的党史来说，我算是半老。活着的同志中，彭真同志比我年纪大。对山西党史至少开始那一部分，我不知道的事他清楚。比如王仲一，是北大的学生，六大的中央候补委员。他在山西很有名。但是他在六届三中全会以前已经被开除了。后来罗章龙搞非常委员会，他又加入了那个派系，到北方活动。这个人在国民党的反省院蹲过，精神失常，后来就病故了。我接到一些信说这个同志是革命的，地方上也有些同志坚持说这个人是革命的，因为他没有出卖过同志。但是，他的历史，不能说明他是革命的。所以写党史，史料甄别是很困难的。现在还有些老同志在。等他们不在了，就很难说清楚了。所以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很重要，要加以判断，这是一点意见。

第三，不只是我们党搞了六十多年。东欧发生动乱以后，苏联国内也搞得很乱。它会怎么影响我们？这很重要。我们党内绝大多数同志在东欧事变以后得出一个结论，即使过去怀疑过六四事件的一些同志，并不是不好的同志，在东欧发生事变以后也觉得中国这样处理很重要。否则，我们的国家就会像东欧国家一样。但还有少数人，本来也是党员，像严家其这一批人，认为这件事说明中国本来就不应该搞社会主义，是犯了大错误，东欧事件证明不搞社会主义是对的。我们现在写一部正确的党史，多少年后还是有用的。许多国家现在不坚持社会主义了，但是还有同我们志同道合的。就是动乱了的国家，一部分党员也还是对中国寄予不少希望。我们没有本事号召全世界成立第三国际，还是把自己的事搞好，站住脚，把自己发展下去很重要。

看到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这么多人，我也很兴奋。我看过几本党史，特别是关于华北的，一翻就有错误。现在集中这么多研究党史的同志，把党史搞起来，很宝贵，很难得。乔木同志也非常关心这件事。写出这样一部党史很重要。

胡乔木：在平息了去年春夏之交的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之后，在全党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今天，中央党史研究室邀请全国党史工作部门的代表举行座谈会，这是非常必要的。党史工作是党的思想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邓小平同志说，我们要用历史来教育青年，教育人民。他所指的主要就是要向青年和人民进行关于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的教育。党史工作座谈会的主要任务，就是要研究如何加强党史的研究、宣传和教育，来更有效地教育青年、教育人民、教育全党。我祝贺这次座谈会能够取得预期的成功。

大家知道，去年春夏之交的七十天的政治风波之所以发生，是当时的国际大气候与国内小气候所决定的。这场风波，正如小平同志所说的，迟早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一点，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看得更清楚。由于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及时采取了坚决果断的措施，经过党的四中全会、五中全会以来所决定和执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步骤，国内的小气候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党中央决策的正确和必要，现在也比过去任何时候看得更清楚。但是，与此同时，当时的国际大气候仍在继续并发展，出现了许多值得严重注意的新情况。很明显，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反对国际敌对势力对我国内政进行干涉渗透、企图在我国实行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斗争，成为摆在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一项长期的、严重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对我们党的历史的研究、宣传和教育，就有了新的特别重要的意义。

刚才一波同志提出，编写一部正式的、好的、真实的中共党史，刻不容缓。我完全同意他的讲话，希望参加这次会的中央和地方的全体同志能够集中力量，统一步伐，努力实现一波同志所代表的所有老同志的愿望。

现在我想就怎样加强对党的历史的研究、宣传和教育的问题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供参加座谈会的各位同志讨论时参考。

一、认清党史工作的战斗性。国内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以及西方反共势力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的政策，根本上就是要否定中国共产党，否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实行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社会制度，否定社会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当然也就要否定、歪曲和污蔑我们党、我国人民的革命历史。他们的种种论点，归根结底，集中到一点，就是说中国过去应该实行资本主义，现在仍然应该实行资本主义；过去不应该进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并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现在就应该放弃社会主义。我们党正是在与这种反动思想的斗争中产生、兴起和胜利的。但是，我们的胜利不是最后的，因为敌对势力还很强大，它们还在时时处处企图颠覆我们、压服我们。我们的党史工作者，和党的其他思想工作同志一样，必须站在与这种敌对势力、敌对思潮斗争的最前线。党史工作是研究党的历史的，但是我们工作的目的并不是面向过去，而是面向现在，面向将来。我们是为现在而研究过去的，我们是为将来而研究过去的。我们的工作和党的其他思想工作一样，是为着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而斗争的。因此，不能把党史工作看成是平静的、书斋里的事业，它是在思想斗争最前线的一项战斗性的工作。

二、要加强党史工作的科学性。党史工作的战斗性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我们依靠的是科学，依靠的是真理。这种战斗就是科学与反科学的战斗，是真理与谎言的战斗。历史的真相本来就是这样的，可是敌对势力硬要抹杀、歪曲、诬蔑过去党和人民革命斗争的真相。因此，我们需要用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科学的论证来阐明有关我们党的历史的各种根本的问题。

我们的党史工作者要阐明，我们党的产生、兴起，是经历过无数艰难险阻才取得全国范围的持久的胜利的，这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人民没有其他的道路可以走，唯有走中国共产党所定的道路，这当然不是说每个细节，而是就整个历史发展进程来说的。比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后的中国，发生了五四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在五四运动中，出现了一批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他们跟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发展了工人运动以后，跟国民党合作，成功地领导了中国大革命。在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又领导农村的土地革命战争，发展了工农红军。到抗日战争前夕，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然后产生了全国范围的抗日战争。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爱国民主力量由于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发展成了强大的势力，得到全国人民坚决的拥护，以致国民党在后来挑起的全国内战中遭到惨败。这一切难道是偶然的吗？难道是可以任意改变的吗？当然，它们都是有历史的必然性的。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很快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使得中国的经济得到很快的发展，尽管中间出现了很多曲折；使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大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上升到世界第八位；国家取得了独立，这个独立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唯一的，以前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国家实现除台湾以外的真正统一；中国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根本的保障和巨大的改善，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由于这一切，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的一支强大的力量，谁也抹杀不了。谁也别想再让我们受人支配。这一切都说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确实是一个客观的真理。我们的党史工作要科学地论证我们党和人民所走过的这条道路，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客观趋势的，如果过去采取其他的发展道路，不可能有中国今天的一切。如果今天走其他的道路，中国只能出现大混乱、大倒退。

我们的党史工作者要阐明，我们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觉悟的工人阶级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原理：工人阶级只有解放全社会，才能解放自己。因此，它又忠实地代表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这就说明了代表工人阶级的共产党，为什么为农民的解放，为全民族的解放，为各少数民族的解放，进行了那样艰苦卓绝和英勇顽强的斗争。

我们的党史工作者还要阐明，我们党的每一步胜利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结果。现在西方世界以及受西方影响支配的一些国家，泛滥着这么一种思潮，说什么马克思主义失败了，社会主义失败了。这种现象本身也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才能解释清楚。至于在中国，至少可以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牢牢地扎根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扎根在中国的十一亿人民中间。中国人民所走过的道路，中国革命所取得的胜利，中国现在所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这些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而这种胜利又都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

我们的党史工作者还要阐明，党的斗争的胜利都是依靠人民群众共同努力才取得的。一切为了群众、相信群众、经过群众、依靠群众，这是我们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党的群众路线已经成为实现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根本的工作路线。当然这方面的工作，从党的历史上说或从现实来说还存在着不少缺点、错误，但总体来看，我们党跟人民群众的联系是牢固的。现在全国的政治形势、经济形势、社会形势，总的来说是稳定的。靠的是什么？正是因为我们党与人民之间确实存在着在长时期斗争中形成的血肉联系。人民认识到，人民的前途离不了共产党，共产党也认识到，自己的前途同样也离不了人民。因此，我们在研究、著述我们党的历史时，必须时刻牢记着，党是在人民群众的斗争中，依靠和团结人民群众才取得胜利的。共产党所进行的革命斗争从来不是孤立的，党的历史不仅仅是党的领导者、干部、党员斗争的历史，同时也是党的一切合作者、支持者的历史，这两者是无法分开的。

以上说的，都是如何加强党史工作的科学性的几个主要问题。

三、对党的历史的研究要进一步深入，精密化，更要重视详细地占有材料。我们要继续做好党史资料的征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只有充分地占有和利用一切可靠的资料，并把这些资料甄别清楚，才能弄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和来龙去脉，才能写出有战斗力的历史论著。同时，必须加强对国外研究我们党的历史信息的了解和研究，注意国外有关的研究成果，并且对在国外论著中经常出现的许多比较重要的、有影响的错误观点和歪曲我们党的历史的言论，进行针锋相对的、有理有据的分析和批判。

四、加强和改善党史、革命史的教育和宣传工作。我们研究党史，不是为研究而研究。我们是为了对我们党的历史进行科学的、准确的叙述和解释，并用它来教育人民、教育青年、教育全党。我们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从事党史的教育，已有长久的历史。这中间，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哪些不成功的教训，需要怎样改进，这些问题，希望党史学界要同有关的教育部门进行专门的研究。无论是在党校还是在普通学校里，关于党史以及革命史、近现代史的教育，都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很重要的内容。这一工作究竟进行得怎么样，还存在哪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党史工作者有责任从这方面来进行总结。同样，关于党的历史的宣传，在社会日常生活中，在报纸上，在电影电视戏剧上，在各种展览馆、纪念馆、博物馆、档案馆的工作中，有些什么样的经验教训，也需要进行总结，研究加强和改进的办法，使得党的历史、革命史的教育和宣传得到加强和改善。

五、对有关党史出版物的领导和管理需要加强。近些年来出了不少关于党史、革命史的书籍、人物传记和各种各样的回忆录、各种各样的纪实文学。一方面有很多很好的著作，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不少严重的混乱现象。有的书对党的历史进行任意的歪曲，任意的捏造，对于党的领袖人物的活动进行种种歪曲的宣传，甚至胡编乱造。这种现象，即使在经过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和整顿报刊、出版物的斗争以后的今天，也常常令人触目惊心。对这个问题，一方面要求党和政府有关的主管部门制订出明确有效的管理办法；另一方面，也要求全国的党史部门的同志和所有的党史工作者大力协助党和政府的主管部门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并且对自己的工作也要进行自我清理、自我整顿、自我约束。因为，一些很不好的作品的出现，往往是同一些党史研究机构的同志参与分不开的。坚持不懈地做好这项工作，应该成为检验党史工作质量的重要标准之一。这个问题希望参加座谈会的同志能研究一下。

六、要加强党史工作队伍本身的建设。过去我们在党史工作中取得的成绩，是同我们有一支比较整齐的队伍和努力工作分不开的，是全国党史工作者对党的事业的重大贡献，这是主要的方面。但是从去年的政治风波的考验来看，我们的这支队伍也并不是没有问题。我们应该从去年的政治风波中认真地吸取经验教训，严格地按照党有关清理、清查的指示，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作风上进行严肃的清理整顿，这项工作绝不允许走过场。要使党史工作机构的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使党史研究部门的全体同志更加坚定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身为党史工作者，应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抱有无限的忠诚，抱有毫不动摇的信念。我们要用党的历史来教育青年、教育人民、教育全党。如果我们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自身对党的事业，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就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又怎么能正确地开展我们的工作呢？所以，我们应该对从去年发生的政治风波中得到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加以总结，对我们自身的队伍认真地清理整顿，这方面的工作一定要贯彻始终。同时，我们还需要努力培养从事党史研究工作的新人。现在党史研究工作的队伍基本上是一支老年的队伍。如何培养新人已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迫切的任务。

我提出以上六个方面的建议，请大家讨论时考虑。（注：胡乔木的上述讲话曾在《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3期发表。）

胡绳：我讲一点意见：要重视建国以来的党史。这不是说建国以前的党史不重要。不！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明年是建党七十年。前二十八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后面四十二年是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很多历史还要更深入地研究，党的许多好传统是这个时期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也是在这个时期奠定基础的。许多经验是非常有价值的。如果面向现在，面向将来，在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要说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为什么是共产党领导的？为什么唯一正确的道路是要走向社会主义？这许多根本问题，离不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所以有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人，也在对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历史进行各种歪曲的说明，利用某些事实来做错误的解释。现在要加强研究建国后的历史，并不是说那一个时期的历史不重要。

不过，相对说来，多年来对建国以后的党史研究比较薄弱。为什么要强调一下？因为已经四十年了。党史、国史也很难分开。我们的研究工作进行得还很薄弱。建国以后历史的研究和当前现实的关系更不用说是非常密切的。这四十年又分两段：1978年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成就非常明显；还有前三十年。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的人，对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历史加以歪曲和根本否定，好像中国根本不需要它；而更多地是对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不但歪曲，甚至攻击，好像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完全不对。利用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某些方面犯过错误，特别是利用“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对党进行攻击。因此，对建国以来的党史、国史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

其次，研究四十年的历史、建国以来的党史，也有个资料问题。现在曾经在建国初负责实际工作的，像薄一波同志等还健在。现在对建国以来的历史也有个抢救资料的问题，要把他们了解的情况和资料保存下来，这也是为什么要强调建国后党史的一个原因。但总的说，建国后党史、国史的资料相当多，有些初步做过整理，如规模宏大的当代中国丛书。

除了资料以外，还有个立场、观点、方法的问题。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也利用一些资料，来对我们国家的历史进行诬蔑。我们的立场很明确，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坚持社会主义的立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马克思主义的。这里提出一个问题。毛泽东同志说要一分为二，这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我们不否认建国以后有成功，也有挫折、失败，有许多失误，甚至最后造成“文革”的灾难。但是，我们要科学地研究这些问题，要把我们的错误、弱点、失误的经验教训，很好地加以总结，证明我们十年来之所以必须实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据。

不能把我们的历史说成是一团漆黑，犯错误的时候也要一分为二。1958年至1960年的“大跃进”，确实是严重的错误，要很好地加以总结。有材料说明，从建国到1964年建成的大中型企业，三分之二以上是这三年中间开工或建成的。像钢铁、煤炭、轻工业生产能力的增加，大庆油田的工作是这个时候开始的，农田水利建设搞了不少。当然付出的代价也太多了。如果不是那样急于求成，成就就会更大。但是说成完全一片漆黑，只有错误，不能这样说。为什么？因为还有成就，还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人民公社包括了很多空想，后果也很不好。但是土改以后许多个体农民走上合作化的道路，这个究竟错误不错误？我认为还是正确的。这个中间发生很多偏差，急于求成，要求越大越公，过快地到了高级社，尤其是一下子到了人民公社，虽然做了一些调整，改成队为基础，但里边仍有很大的问题，最后改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回头来看，是不是合作化本来就不要做，回到个体农民的局面？中国的农村过去没有合作社的经验，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倒有合作社。合作化道路，让几亿农民有了合作化的经验，要知道它在哪些方面起了积极作用，怎么搞是不对的。当然付出的代价太大。但是如果说完全是错误、毫无意义，那不能这样说。人民公社化的过程中，搞了好多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为什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时候，很多还是依靠过去搞的农田水利建设？

农业如果没有投入是不行的。我们国力有限，很大程度上是靠农民的劳动力，你叫人海战术也罢，合作化是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有了合作化的经验。现在有的地方把集体经济保存了下来，也有又恢复的。中国八亿农民，这么多，没有经过一点农民自己的经验，很难。这上面是有错误，但是应该加以分析。

还有三线建设，大小三线，很多浪费，不切实际。林彪又提出“山、散、洞”，浪费很多。但也不能说中国原来的工业都在沿海，不该在西北、西南搞一些新的企业，使原来根本没有什么工业、企业的地方也有了一些比较新式的工厂。当然，如果搞得正确，可以减少些浪费，少付些代价。

我以为，对这些问题，都应该给以分析，不是简单地说。错误、失误都应该认真地提出来。我们深感经济再不能大起大落了。这是从三十年的经验教训中得出来的。用这些来教育干部，同时又不能造成一种印象：过去只有错误的累积。现在这十一年，还是在过去三十年的基础上搞的，还有教育、经济发展水平，是在这个基础上来搞改革开放的。

在政治上说，中国取得了独立地位。前三十年不仅反对帝国主义、抗美援朝，而且坚决反对苏联的大国主义。当然，跟苏联的论争有经验教训，不一定完全对。但总的说来，斯大林、赫鲁晓夫就是大国主义，要中国处在他们的指挥棒下。敢于反抗，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尽管也有不少经验教训，不要再搞公开论战了。但是敢于坚决抵制苏联的大国主义，是很重要的。如果继续听任它的指挥，像东欧那样变成它的卫星国，中国现在会变成什么样？

东欧出乱子，许多问题中的一个，是群众中有民族情绪。对苏联的大国主义，那些国家多数事情都跟着苏联的指挥棒转，甚至于谁当权都是由苏联操纵的。群众有民族情绪，所以对社会主义有一种反感。这是一个问题，把社会主义同屈服于苏联的大国主义混在一起了。当然，东欧的问题很复杂，但这是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共产党第一是取得了同帝国主义对抗的胜利，还有一个是不受苏联的指挥。经受住这个考验不容易。

总之，许多事情不是成功的就一切都好，错误的就一切都不好。事情并不是这样的。历史有个总结经验的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有了个预想，实践中能不能达到目的，能说明你的预想是否正确。但实践检验的过程不是那么简单的。如果你成功了，像新民主主义革命，证明你正确。但是也要进一步分析在正确的中间也有不足之处，或者存在需要注意的问题。比如说从农村来，去管理城市，经验不多。党在农村中、军队中建立了过去历史上从来没有的民主风气，但用来管理整个国家的经验还不够。至于说到失败的经验教训如何总结，就更复杂。毛主席说失败，成功，再失败，再成功。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有两次大失败，一次是1927年，一次是1934年，红军被迫抛弃南方的根据地。这些失败证明了什么？当时中国有几种说法。一种是国民党说的，证明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还有托派，说证明你到农村去搞斗争，不行，中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了。我们怎么总结？遵义会议和它以后也总结了，但不是前面说的那两种原因。而是说我们的斗争，需要又联合又斗争，那时主要是“左”倾的错误。你看，同样是失败的教训，可以得出各种不同的结论。现在同样如此。东欧的事情可以做社会主义大失败的结论？我说你高兴得太早了一点。怎么发展变化，最后是不是真正有利于资本主义世界，很难说。即使苏联都走上了资本主义，这种状况更扩大了，是不是“自由世界”内的矛盾会更增强，也很难说。东欧的混乱局面，我们要认真观察，做一种科学的分析。

再说一点“文化大革命”。现在搞自由化的人，最爱用“文化大革命”来攻击你，用来让你永世不得翻身。“文革”当然已有结论，是完全错误的。但它不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中必然产生的现象，这个可以研究一下。对“文化大革命”要完全否定。但对“文革”时期的党和国家也要分析。不是只有武斗、混乱，农业发展得还好，建设了重要的企业。西南的铁路是很艰难的工程，是在这个时期建设的。这不是“文革”造成的。如果没有“文革”，成就会更多。我在“文革”后不久听到一个人说，有一个科学家，是研究桥梁的，关在牛棚里，听说汽车行驶过武汉长江大桥时桥有些晃动，就考虑这种晃动是不是容许？这时要造南京长江大桥。如果加固，摆动会更小，这是可能的，但要多花很多钱，多用很多水泥和钢材。他一从牛棚里出来就做实验。没有实验室，就用旧货店里的材料做。后来他从科学上证明，这样晃动的幅度是容许的。我听了很感动。受了不公正的待遇还这样。周恩来、邓小平当时都在抵制。许多党内、党外受迫害、折磨的人都在考虑问题。我想在“文革”期间，毛主席犯了错误，但他也做了许多好事。比如外交方面，以及抵制林彪、“四人帮”的活动。

“文革”时期这段历史真正的主角是谁？不是林彪、“四人帮”，是党内党外坚持热爱党、拥护社会主义的人，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仍然坚持，所以才能以党的力量把它纠正过来。纠正以后，又在不长的时间内转入到中国怎么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的或者比较正确的道路。这就是总结了“文革”的经验教训。有的人拿“文革”说你就是封建法西斯。刚才已经说过，“文革”不是必然发生的。“左”的指导方针是错误的，下面就造成林彪、“四人帮”这种野心家乘机活动。但是“文革”的教训不止这一条，也证明了第二条：中国如果离开了社会主义，就要大混乱。林彪、“四人帮”他们是以“左”做口号来搞法西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不这样看，说搞社会主义是必然要出现“文革”。事实恰好相反，党能够克服它。在“文革”期间，党内和人民中的健康力量仍然存在和发展，农民一直在很好地工作，还在修铁路，大庆在发展，氢弹的制成，都是许多科学家、工人群众在实际上抵制了“文革”。要通过建国以来的这些事，来反驳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

下面还讲一个问题，资产阶级自由化论者诽谤中国的社会主义，有一个非常突出的论点：中国搞社会主义，搞不成，一定会扭曲，他们把它叫作封建社会主义。很多人高唱反封建，而矛头其实是针对党、针对社会主义的。我们在总结的时候，谈到这个问题：封建的影响，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今天的遗毒。他们抓住，夸大，说你整个社会主义就是搞封建社会主义。这个应该给予有力的回答。反对封建主义，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强大的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的时候，就是反帝反封建。30年代的时候，托派说封建已是残余的残余。我们党强调要反封建，根本的是土地革命，光谈反对封建思想不行。我们解决了土地问题，又打倒了封建势力统治的政权，把维护封建势力的帝国主义力量推翻。当然，也承认存在有思想、政治上的封建残余影响。推荐大家再读一下小平同志1980年写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差不多把资产阶级自由化论者近几年在这个问题上的言论，都预先驳斥了。他强调要从制度上来解决问题。反封建的革命怎么搞？人们思想上有许多封建残余，小生产的影响，只能靠民主法制的办法，靠发展经济来解决。所以要划清封建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界限，不能用反封建之名反社会主义。封建是中央集权的，我们有时候中央集权过度，不能叫封建主义，也不是封建主义影响。小平同志还说：要划清封建余毒和缺乏经验而不科学的办法、不健全的制度之间的界限。重要的是要改革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你破字当头，大破一通，这又成为“文革”那种做法。我们不能放松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有的人说我们是用封建主义来反对资本主义。一般讲，资本主义是比封建主义进步。但他的意思是你反对资本主义，就是站在封建主义的立场上。这实际上就是在反封建的名义下反社会主义。家长制、特权等等里面有封建思想的影响。你怎么改变它？还是要着重靠建立新的制度来克服它，而不是把什么都说成是封建主义来反对。当然，还有封建主义残余要反的。但把封建时代的一切都说成是封建的来打倒，以为这样才是彻底的反封建，那就又回到红卫兵时代了。对文化遗产要分清民主的精华和封建的糟粕的界限。《河殇》以为自己是最彻底的反封建，否定中国传统的一切，包括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创立的种种传统。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样的问题，认真驳斥这些观点。

最后，也就是第四点，经过这许多，证明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新的制度。在产生、发展中间必然要经过许多曲折，没有一套现成的成功经验，不可避免会有复杂曲折的现象。香港有人说：“中国老说要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人家走过的资本主义道路，得跟着走。何必走什么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世界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太多了，但发达国家并不多。南美许多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也没有发达起来。巴西有一阵发展很快，最近又不好了。后来者，不是轻易可以走上发达的资本主义道路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靠掠夺殖民地起家的，我们怎么学习？中国经历过甲午战争，被日本打败，赔款白银两万万三千万两，有人说相当于现在的两百个亿。八国联军赔款四万万五千万两，加上利息是七万万两。他们是这样发家的，你学得了吗？为什么有“四小龙”？它有特殊环境。这么小的地区，台湾是一千八百万人，开始是一千三四百万。西方、美国为了把它变成不沉的航空母舰，养它。三十年给了它二百二十亿美元，平均一人一千几百美元，搞出口加工型的依附于美国的经济，能学吗？中国的经验证明，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中间必然有曲折。资本主义难道就一帆风顺地发展？以法国为例，去年是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它就一下完成了？也经过动乱、复辟，包括旧王朝的复辟、拿破仑称帝，发展了一百年才比较稳定，建立了第三共和国。一八八几年才大体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模式，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西方有些人还说法国大革命是不断杀人的，值得研究。其实英国也是如此，也经过曲折。东欧的变化，西方可能高兴得太早。好多人充满幻想，以为转到私有化、自由化，生活水平马上可以像欧美一样。能实现吗？我们中国青年中也有不少人碰到这个问题。动乱，及时制止。现在的任务是保持国家稳定。世界上不管有什么变化，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要坚持下去。为了稳定，就要使全党、全国人民对社会主义有坚定的信心，不动摇自己的信念。在建立统一思想方面，党史研究工作是可以很有作为的。